韩非继承和发展了老子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首先提出了“矛盾”之说，认识到一切事物都包含着矛盾。“时有虚满，事有利害，物有生死。”但矛盾的双方是不平衡的，必有一方是主要的。同时，他认为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此外，他还强调对立面斗争的不可调和性。
韩非继承了荀况的思想，具有进步的历史观。他认为社会在不断向前发展，情况在不断变化，“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统治者应该根据情况的变化随时调整政策，所谓“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他要求进行改革，反对墨守成规和天命鬼神思想。这为他的各项政治主张提供了理论基础。
韩非总结了商鞅重法（即“编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的成文法）、申不害重术（“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慎到重势（即权势）的传统，主张把三者结合起来，“以法为本”，建立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他强调加强国君的权势，并实行严刑峻法，采用一定的权术来达到使封建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
韩非主张的统治术的理论依据是陛恶论。
此外，他还主张“以农为本”。
韩非的思想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巩固其政权的需要，他所提出的一些建立和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为秦王朝后来所采用。
法家思想的价值，不在理论，而在于实用。正因如此，它才能借助政权力量，结束先秦百家争鸣局面，成为最后的胜利者。秦二世而亡，是法家思想和理论的失败，汉代以后历代王朝，表面上不便公开张扬其旗帜，然而所谓“霸王道杂之”，王道指儒家思想，霸道即是法家的统治术。它是封建中央集权制赖以维系2000多年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儒、法、道三家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主流。
五、阴阳家
阴阳家的思想来源是阴阳五行说。“阴阳”与“五行”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两个重要范畴，是先民对宇宙产生、变化的最初抽象概括。阴阳、五行范畴的使用，标志着古老的中华民族努力挣脱传统的上帝、鬼神的思想笼罩，迈出了科学思维的第一步，是中国哲学思想中朴素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源泉。最初全面阐述阴阳、五行说的是《周易》和《尚书·洪范》。
五行说认为水、火、木、金、土“五行”是构成天地万物的五种根本物质和物性，它们“相生相胜”。“五行”的起源与人们对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的自然崇拜有关。《尚书·洪范》说：“水曰润下，火日炎上，木日曲直，金日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五行“相生相胜”的“生”意味着相互依存（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又生木），“胜”意味着相互对立（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又克金），露出了对立统一的认识端倪。
《周易》主要讲阴阳的变化。它从自然本身去解释宇宙的起源。阴代表女性，柔顺而消极；阳代表男性，刚强而积极。阴阳两势力相互作用，生成宇宙间的一切。阴爻（－）与阳爻（-）三条线交错组合成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分别代表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事物。八卦两两相配又组成六十四卦，每卦都有六爻。每卦、爻均配以简单的文字解释，供卜筮时查验神意，以定吉凶。《周易》是讲变化的，认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物极必反”，“无平不陂，无往不复。”事物的发展具有阶段性，如果超过它最适宜的发展阶段，就会走向反面。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阴阳交感。《易经》中所谓吉卦大多数存在上下两卦交感，而凶卦则不具交感性质。
战国后期的邹衍发展了阴阳五行说。邹衍（约前305-前240年），齐人，其着作《邹子》现在已佚失。
邹衍认为上述五种物质的德行支配社会变迁，提出“五德始终”（也叫“五德转移”）的理论。邹衍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循环的过程，统治者应适应其势而制定制度（如易服色等）。其说自成一家。后人称之为阴阳家。阴阳学派发展了原始五行学说，把人间的一切事情都和阴阳五行作比附，以确定吉凶祸福。
秦汉以降，历代统治者都有意识地推演阴阳五行说，使其渐趋神学化。如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和维护封建等级压迫的“三纲五常”即是。再如新王朝建立时“奉天承运”的谎言，民间祸福安危的迷信观念，中医学、化学等古代自然科学领域无不存在阴阳五行说的影子。它对社会生活、思想观念的影响如此广泛，达到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地步，恐怕任何一种哲学思想都难与匹敌。
以上简介了先秦十大学派中重要的几派。历史上也有学者将小说家不计入内，称先秦九流。先秦十大学派，尤其是儒家学说，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基础。
（第二节）两汉经学及王充的唯物主义思想
一、焚书坑儒与百家争鸣局面的结束
我国统一的封建社会，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人民群众饱受兼并战争之苦而渴求社会安定和平统一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起来的。战国时期的法家主要代表人物韩非，发挥了荀子的大一统思想，提出了法、术、势三者合一的封建统治术，不仅深得当时统治者的赏识，对统一的封建大帝国的建立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秦王朝建立之后，秦始皇妄想子孙万代为帝，进一步利用韩非的专制主义思想来加强和巩固帝国的统治。虽然朝中设有博士官，但备而不用，更不许百家言。对一些读儒家《诗》、《书》，议论朝政，进而攻击诽谤的儒生、方士，他接受丞相李斯的建议，实行“焚书坑儒”的愚民政策。至此，百家争鸣的局面完全结束。“焚书坑儒”成为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和帝国灭亡的原因之一，国祚只有十四年（前221-前207年）。秦亡以后法家思想便一蹶不振。
二、董仲舒对儒家思想的发挥和改造
西汉王朝建立之初，刘氏家族也梦求万世为帝而不亡。但有鉴于秦二世而亡的教训，看到走秦王朝简单地用“挟书律”和“焚书坑儒”来维护统治的老路子是危险的，因而一反秦之所为。经过一定时期的摸索，汉武帝又果断地放弃了汉初以“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为指导的治国方略，认为只有利用人民的无知、愚昧，培养人民群众的迷信和盲目服从的心理，才是思想统治的上策。在这方面主张通过“仁政”、“礼治”来实现统一和巩固统治的儒家学说就成了有用的东西了。
本来战国时期的子思和孟子，就想把孔子的儒家学说用当时流行的那种朴素的辩证法、阴阳五行相生相克说来绕上一圈神圣的灵光，因遭到战国晚期主张天人相分的荀子学派的反对而未成。齐人邹衍却利用阴阳五行的相生相克说而创立了一个叫做阴阳家的学派。这个学派提出“五德终始说”，并把它附会到社会历史变动和王朝兴替上。这种“五德终始说”的阴阳学，被秦始皇利用过。但它尚未与儒学结合，没有使君权神授制度化，比较单调，因而在社会上的影响不大。西汉初的统治者仍沿袭不变，文帝时洛阳人贾谊建议文帝利用阴阳学来搞君主专制的神化制度，但未被采用。虽然如此，却为汉武帝时的董仲舒把儒家思想、纲常礼教神化开辟了道路，成了入门的向导。
董仲舒（前179-前104年），广川（今河北景县）人。他读书用功，刻苦钻研，曾“三年不窥园”。为了巩固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大帝国的需要，继承孔子、子思和孟子儒家学派的事业。在他们的基础上，沿用孔子的春秋大一统主张，并把儒学与阴阳五行说、刑名家的一些主张结合起来加以发挥。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成了《春秋公羊传》的专家，今文经学派的大师，享有“群儒之首”的声誉。其特点是专门论述孔子删定的《春秋》等诸书中的精细语言和要义，即所谓“微言大义”。
董仲舒首先将孔子的“天命论”发展演变成为神学目的论。断言孔子作《春秋》是对天道考察的结果。由此他创立了一个宇宙万物的主宰“天”。这个“天”是有意志的神。它是“群物之祖”。天体的春暖夏温秋凉冬寒四季是它的爱乐严哀的感情表达。按照这个说法，他认为人世间统治与被统治的封建秩序也是“天意”所安排的。这分明是他把人世间封建王朝的统治秩序投影到天上，但他硬要倒过来，说成是天上的等级秩序在人世间的反映。
董仲舒很识时务，根据历史的经验，他知晓“三纲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权力中，尤以君权最为重要。以“天人感应”之说，便把君权更加神秘化。他说君主是“天”在人间的唯一代表。“人主之好恶喜怒，乃天之暖清寒暑。”君主是沟通天人之间关系的中介。君主在人间是完全按“天意”办事的，谁要是反对君主的专制，就犯了反对“天道”的大罪。因为君主专制是替天行道，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下就把臣民镇唬住了。这就是封建社会里“君权神授”的理论根据及其由来。但是历史上有些君主常常胡作非为，那又怎么办呢？董仲舒又用“天意”来解说，那就会使“天”不高兴。“天”不高兴“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请看他把“天”这个至上神的意志说得何等的活龙活现、“美妙”和“英明”，把孔子的儒家学说几乎变成了神学。当然假借这种“天”的意志来示灾异于帝王，多少对封建帝王要起一些警告和约束的作用，这也还是有益的。那么历史上有谁代替“天”对君主进行过裁判呢？有的，那就是孔子。因为孔子作《春秋》所记天变灾异就是对人君裁判的结果，所以它有拯救世道和人心的威力。既然如此，那么孔子就成了当然的替天行道的救世主，孔子的学说也就成了真理的教条。于是孔子便被尊为“素王”，董仲舒自己变成了传“天道”的宗师爷。
董仲舒又用阴阳学派的观念来进一步地证明“天道”与人世间的关系。说“天”有阴有阳、有寒有暑、有昼有夜、有上有下、有左有右等等，这都是“天意”所规定的。所以人世间的封建统治的社会秩序也必须有这个阴阳之道。具体地说来那就是“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这也是天意规定的。而天总是贵阳贱阴，亲阳疏阴，“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又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企图用“天命”把“三纲说”统一起来，给儒学中一贯强调的君、父、夫的专制权力披上神灵的外衣。
为论证封建等级制的合理性，董仲舒把人性分为三品：圣人之性，不教而能善；中民之性，能为善亦能为恶；“斗筲之性”，难以为善，只能为恶。
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是黑、白、赤“三统”循环的。但“王者有改制之名，而无易道之实。”
董仲舒将孔子学说中的“三纲说”阴阳五行化，附会于“天人感应”，特别是将“君为臣纲”演化为“君权神授”的神学目的论。这实际上是主张大一统和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恰好迎合了当时统治者的心意，适应了其需要。西汉王朝的统一与中央集权已经经过与异、同姓诸侯王国几十年的斗争，正在逐步走向巩固。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刘彻）上台，政治局面已基本稳定。在西汉王朝进一步巩固统一与强化专制统治之时，董仲舒向汉武帝上书，即着名的“天人三策”。将他的这一套陈述给汉武帝，并建议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学说当作治国施政的唯一指导思想。他的建议，与李斯建议秦始皇“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性质和目的是完全一致的。所不同的：一个是要“独尊儒术”，一个是“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在专制统治的方法上，一个是“非博士官所职”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或谈论者，就处死、灭族和罚作苦役，一个是不尊孔读经、不听官方释经，就不准当官任职。这样一来，在封建官府里就形成了以儒家学说为“正统”，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实际上是以帝王及其御用学者的是非为是非的局面。这种文化思想领域内的专制比起秦始皇统治的时代就高明和有效多了，故多为后来的各王朝所效法。
董仲舒加工改造后的儒家学说，适应了西汉初期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巩固封建国家的统一起了积极作用。主张“德治”、“仁政”，防止暴政，缓和了当时的阶级矛盾，客观上也使得对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剥削、压迫有所减轻，因而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利。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以及“君权神授”是直接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秩序服务的。他把儒家学说中的“三纲说”神化和制度化，极大地强化了对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的思想统治和政治压迫。从而使封建社会的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更加严密。他还提出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主张，这不仅在当时影响很大，以后的封建统治者也都把它作为永远的信条。
《春秋公羊传》经董仲舒的提倡，西汉中、后期成了官方的政治读物。所谓“微言大义”成了一切言论的准则。他掺入的阴阳五行神学目的论也达到了欺骗愚弄人民的目的。同时，董仲舒还倡导《春秋》的所谓“诛心”说，即根据一个人可能有弑君、杀父之动机而来定罪。在这方面我们只要读读《汉书·酷吏列传》就会知道他们是怎样不问事实只以“铢心”来杀人的。
自从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后，虽然以后的统治者在实际上是儒法并用，即所谓“霸王道杂之”，但作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学，成了封建专制时代阐述一切哲学、政治、法律等问题的基本理论依据。经孔子删定过的《诗》、《书》、《礼》、《易》、《春秋》（《乐》失传）成了经典，孔子的思想成了“正统”，孔子本人成了“至圣先师”、“万世师表”。
西汉中后期社会矛盾日益发展，董仲舒今文经学派的“微言大义”和阴阳学与长期流行的鬼神巫术方士等迷信相结合，发展为“谶纬”神学的信条。后来愈演愈烈，直到东汉初竞形成了一个体系。王莽虽用古文经来作为复古改制的理论依据，但在篡夺西汉王朝帝位之时，从政治思想方面也利用过“谶纬”神学。刘秀在建立东汉王朝的过程中，同样利用过它。在这个时期内研究经学，还发生过有名的影响极其深远的所谓经今、古文之争。先是今文经大为行时，到了东汉中、后期，虽然今文经仍被列为官学，但在实际上逐渐被重训诂考证的古文经学所代替。黄巾大起义以后，两派之争始告一段落。无论如何，儒家学说作为封建社会的官方学说。始终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虽然儒学本身走过坎坷不平的道路，但在封建专制制度没有消亡之前，统治阶级从未放弃过它。
三、王充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两汉哲学思想笼罩在神学的迷雾之中，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亦如清流在潜行。一批古文经学者如桓谭、王充等汲取先秦哲学思想源头的积极因素，批判神学迷信、谶纬谎言。尤其是王充，多方面抨击神学唯心主义，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王充（27-约97年），字仲任，会稽上虞（浙江上虞）人，着有《论衡》。王充自己表明《论衡》一书的命意和宗旨说：“《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