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视历史的国度，因而其古代文化特征之一便是史学发达。中华民族历史意识强烈，古代史官制度从未中断，历史记载绵延不绝，历史典籍繁多，编纂经验丰富，体裁形式多样，内容非常广博，取得了极大的成就。
（第一节）史学的萌芽和确立——先秦时期
中国古代史学的萌芽经历了漫长的时期。
原始社会的人们对自己氏族图腾及有关传说、对自己氏族世系及本氏族发展历程的记忆。是启蒙时期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以结绳、刻痕、口耳相传的办法，比较系统地将上述东西记忆下来并传给后代的人物则是氏族酋长和巫师，他们是最早的“历史家”。
传说黄帝时大挠发明甲子，仓颉创造文字，这二位都是史官。此说虽不可靠，但认为史官是甲子、文字的发明者却是有意义的。因为必须有甲子记时、文字记事才具备产生典籍的条件。
夏、商、西周是中国史学的萌芽阶段。据文献记载，夏有史官终古，商有向挚，周有史佚、周任、史籀等，还分太史（左史）、小史、内史（右史）、外史、御史等名目。孔子主张“行夏之时”，周公认为“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甲骨文、金文称商周史官为作册、史、内史、作册尹等。至迟到商朝盘庚迁殷，卜辞可证已有干支、年月日和相当成熟的文字。史官根据历法，利用文字，便可能从事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历史记载。在记录史实、编纂资料过程中，逐渐取得了记事、记言和编纂的方法，于是中国早期史学正式产生。
商代甲骨文记载国王祭祀、战争、狩猎等活动，其文法与传世《春秋》经文相似，已具典籍雏形，而被列为西周金文珍品的颂辞、册命、誓约实与《尚书》记言相埒。《诗经》的《玄鸟》、《生民》、《公刘》等篇是关于商、周祖先的英雄史诗。《尚书》中保留了周史官搜集整理的商、周重要的政治文件，是我国现存最古的历史文献，其典、谟、训、诰、誓、命的绝大部分是历史人物的言语，但这些记载的最大缺陷是没有完全标明时间顺序。另外，《逸周书》亦为现存最古史书之一，与《尚书》相似，以记言为主，内容包括西周至春秋间约600年的事迹，与《尚书》价值相等。然而上述自甲骨文至《逸周书》还不是真正的历史着作，只是片断的历史记载。
春秋战国可以看作我国史学的初步确立时期。春秋时期“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大变革时期，除了周王室设有史官外，各诸侯国甚至大夫家都设置史官记载历史。在各国名目繁多的史书中。鲁国编年体史书最为进步。孔子根据鲁国的历史记载并参考其他史料整理成了全世界最早的一部编年史——《春秋》，这也是我国最早的历史着作。它包括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2年的事迹，18000多字，内容涉及124个诸侯国，既记国家的政治、军事、外交、礼仪等大事，也记一些自然现象。《春秋》最显着的优点是有明确的时间顺序，一般记事都具备年月日，已具历史着作雏形；其显着缺点是记事太简单，每条文字很少，少则1字，多则45字，且逐条记事，前后不相联属。这样的记载类似新闻标题，不能说明历史现象的原因、经过、结果，不能给人们以具体的历史知识，说明史学发展还处在低级阶段。但“春秋笔法”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史书编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孔子编《尚书》、删《诗经》、作《春秋》并以之教授诸生后，史学由官府独占逐渐推广为统治阶级一般知识分子所掌握，史学传播日广，从而促进了史学发展。因而孔子是我国最早一位史学家。
春秋时期还有两部重要历史着作：《左传》和《国语》。《左传》为大约与孔子同时的左丘明所作。今本《左传》180000字，记载自鲁隐公元年至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的历史，为我国第一部成熟的编年史。它所记载的事件比较完整详细，年月清楚，前后连贯。它的产生表明中国史学如同一个儿童快要长大成人了。相传左丘明还编纂了《国语》，分别记录自周穆王至春秋时期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部分君臣谋议得失的对话，是部有较严密的内在逻辑、体裁固定、自成体系的以记言为主的史书。它在内容材料上比《春秋》完备，虽未按年月顺序连贯起来。但展示了历史的横断面，可与《左传》相互补充。
战国时代主要史学作品有《战国策》、《竹书纪年》和《世本》。《战国策》记载了战国时期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国一些着名人物的事迹和谋臣、策士的游说辞及权变故事，是以记言为主的史书，但所载并非完全史实。而《竹书纪年》（辑本）和《世本》（辑本）突破了《左传》、《国语》、《战国策》断代或分国记史的局限，是我国第一批通史。《竹书纪年》通代编年，历记夏商周三代史事，周宣王之后仅记晋事，晋亡后仅记魏事，至魏襄王二十年（前299年）止，文字简略如《春秋》。《世本》记黄帝以来至春秋战国的史实，有《帝系》、《纪》、《世家》、《谱》（表）、《传》、《氏姓》、《居》（记三代王都，列国都邑）、《作》（记工具、武器、乐器、技术等创造发明）和《谥法》等编，内容较全面，体例与以前史书不同。司马迁《史记》从取材到体例，明显地受到《世本》的影响。这说明《世本》是纪传体通史的雏形，但记事简单，颇像一部类书。
战国时代史论非常盛行。墨子、商鞅、赵武灵王、孟子、邹衍、荀子、李斯、韩非子往往通过对历史的议论，观察当前，推测未来，从而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这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春秋战国时期的史学，对后世史学有“发凡起例”的奠基之功，无论在编纂体例、笔法还是历史观方面，都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史学发展开辟了道路。
（第二节）史学的发展——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秦汉时期国家的统一，封建经济文化的繁荣为史学的大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秦始皇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之后，虽史官制度依旧，但因害怕真实的历史记载，除《秦纪》外，将六国史籍尽行焚毁，在史学上自然也无所建树。
为了总结秦亡汉兴的历史经验教训，西汉初陆贾着《楚汉春秋》，贾谊撰《过秦论》，但他们的着作都很粗略。开创史学新局面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司马迁的身上。
司马迁出身于史学世家。其父太史令司马谈是位很有抱负的史学家，他为后来的《史记》发凡起例，搜集资料，撰写了部分篇章。阅历丰富、学识渊博的司马迁一生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相始终，当时正值西汉政治上空前大统一、经济力量雄厚、对外战争取得一系列胜利，学术文化繁荣的极盛时期，然而专制主义统治的阴暗面也已暴露。司马迁身受腐刑，对不幸遭遇的悲愤和不满使他产生了异端思想。他继承父职与未竞事业，发愤着述，承袭前人史籍体例，整齐排比各种资料，完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百科全书式的纪传体通史——《史记》。
《史记》记事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是部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种体裁组成且互相配合、互相补充的成熟的历史巨着。它规模宏伟，组织严密，容量广阔，举凡政治、经济、军事、典章制度、学术文化、医药卜筮、各阶层人物活动、天文地理、河渠工程、民族关系、中外往来，都置于其考察的范围之内，是当时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一部通史。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撰述宗旨，批判天人合一、阴阳五行，提倡仁义，反对暴力，厌恶穷兵黩武，重视生产活动。同时司马迁又是着名的文学家，他集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于一身，是中国古代空前的文化巨人，世界古代文化史上罕见的天才。鲁迅曾赞其《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东汉班固（32－92年）继承《史记》体例，所着《汉书》包括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记载自汉高祖元年（前206年）至王莽地皇四年（23年）共230年的历史，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的新体例。《汉书》所记武帝以前史实比《史记》更丰富，其十志比《史记》八书要丰赡完善。为政治制度史、法制史、水利工程史、学术史、历史地理学等学科的专门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但因班固生活在文化专制主义强化、谶纬神学思想体系高居支配地位的时代，又因他与皇室外戚的密切关系，所以《汉书》鼓吹“汉承尧远”宣扬皇权神授，赞美封建伦理纲常，批评司马迁的异端思想，成为自觉维护封建统治的正宗史学的代表作。
此外，东汉袁康、吴平所撰《越绝书》与赵哗所撰《吴越春秋》为现存最早的江、浙地方史志。班固、刘珍等人的《东观汉记》（辑本），体例全依《史》、《汉》，竭力神化光武帝，歌颂明帝，贬斥刘玄、刘盆子、隗嚣、公孙述，鼓吹正统，表彰忠贞、节义，开后世官修史书的先河，并为后来各家东汉史所依据。魏晋南北朝之世，《史记》、《汉书》、《东观汉记》被称作“三史”。苟悦（148－209年）大体取材于《汉书》，将其改编成我国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汉纪》。荀悦撰写《汉纪》的宗旨是“达道义”、“彰法式”、“通古今”、“着功勋”、“表贤能”，因此该书尊奉儒家正统思想，着意宣扬灾祥、怪异。《汉书》、《东观汉记》、《汉纪》相继问世。说明儒家正统史学确立了统治地位。
从此，以《汉书》为代表的纪传体和以《汉纪》为代表的编年体成为中国史学主要的表述形式。编年体便于考察一代大势，可避免不必要的重复，节省篇幅，但仅能单纯依年记事，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无所依归，不能适应地主阶级垂训鉴戒的政治需要。而由司马迁开创、班固完善定型的纪传体，虽亦有缺陷，但容量大，包罗宏富，以按历代帝王年月叙述大事的“本纪”为纲，以记将相大臣宗室外戚事迹的“列传”为纬，用简明的“表”标注错综复杂的时事，“志”分专题记叙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天文地理、文化学术。纪传体从多方位反映社会生活，构成一代全史；且能以意名篇，伸缩自如，有一定灵活性；纪传体断代史，记一朝兴亡成败，更适合统治者吸取历史经验教训。这就为反映与维护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封建等级秩序找到了最恰当的着作形式。因此纪传体受到历代封建王朝垂青，自唐以后被钦定为撰写“正史”的固定模式。从《史记》、《汉书》到《明史》，蝉联二十四史，加上柯绍忞所撰《新元史》与赵尔巽所修《清史稿》，号称二十六史，4042卷，洋洋数千万言，起于黄帝，迄于有清，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发展概貌得以保存。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又是社会长期分裂、动荡的时期，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交织在一起，复杂的历史背景为史学的长足发展提供了特殊的条件。
《汉书·艺文志》将史书依附在“春秋”类，着录仅32种，而《隋书·经籍志》“史部”着录13类874种，大都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着作。说明史学由经学附庸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正式跻身于文化学术之林后，发展非常迅速，已蔚为大观。
魏晋南北朝各朝国君将相为了宣扬父祖和自己创业开国的功勋，为了吸取前代兴亡得失的经验教训，大力提倡撰修前朝、本朝史书。魏明帝太和年间（227-233年），设置专职史官着作郎，隶中书省，此官至隋唐五代相沿未改。后赵石勒元年（319年），署任播、崔浚为“史学祭酒”，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史学”一词。100多年后，宋文帝刘义隆先立儒、玄、史、文四馆，后改为儒、道、文、史、阴阳五科。官方宣布设置史学机构和官职，史学与经学等并列为学官，标志着史学取得独立地位，成为统治者和社会广泛承认的显学。因疆域分治，邦国林立，各朝政府不可能对私修史书予以厉禁。况且，当时经学、儒学不像在两汉时那样占统治地位，学者们的工夫主要不是用于在经学里钻营利禄之途，因而可将精力移向其他领域。从学术渊源上讲，司马迁、班固巨大成就的影响，《史记》、《汉书》的垂范，史学地位在士子们心目中日益提高，于是士人争相执笔，私人着史与注史之风大为盛行，特别是寒士更欲借修史以确立名誉。再者，由于东汉两晋官修国史不实，史家纷纷修撰东汉两晋史，而魏晋时朝代迭起，一兴一亡之朝甚多，官修私修并行不悖，所修史书当然就多了。据统计，仅纪传编年二体，就有东汉史12种，三国史16种，晋史23种，十六国史30种，南北朝史32种。当时官藏图书可供私人修史借阅，造纸术得到改进推广，也为着述提供了方便。此外，商业交通的发达，地方经济的发展。地理着作、地方史志也应运而生；九品中正制实行，门阀制度发达，豪右们为了宣扬高贵血统，垄断政治经济大权，因而谱牒姓氏之作颇多；玄学清谈与释教盛行，社会风气重视人物褒贬，因而人物传记丰富，宗教史料浩瀚。总之，魏晋南北朝史学呈蓬勃发展的势头。
一、纪传体断代史
有正史共5部。陈寿（233-297年）作《三国志》，有纪传而无表志，分别记魏、蜀、吴三国事迹，取材谨严，文笔简净，叙事有法，时人称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后汉书》纪、传为范晔（398－445年）所作，今书中之志为西晋司马彪所撰，记东汉一代历史，卓然自成一家，超越众家后汉史，它崇儒黜佛，反对迷信谶纬，讥薄外戚阉宦，表彰节烈直臣，创立逸民、独行、党锢、宦官等传，尤其是其序、论、赞是中古杰出的史论，笔势纵放，驰骋古今，颇有独到见解，自唐以来学者称是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为“前四史”；沈约奉敕撰《宋书》，有纪、传、志，记南朝宋一代历史，收载资料繁富，其中《州郡志》、《律历志》、《乐志》能反映汉魏以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基本情况；萧子显《南齐书》有纪、志、传，记南朝齐一代历史，其中列传采用的从一个主要人物带叙到其他次要的同类人物的类叙法颇受历代史家好评；魏收奉敕撰《魏书》，有纪、传、志，记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北魏包括东魏的兴亡史，资料丰富，其中《官氏志》、《释老志》为魏收首创，《食货志》史料价值很高。
二、编年体断代史
袁宏博采数百卷诸家东汉史，纠其错谬，考其异同，删繁补缺，重新排比而成《后汉纪》，可与荀悦《汉纪》媲美。北魏末年崔鸿撰《十六国春秋》，每国各为篇卷，将十六国放在平等地位。互不统属，作为区域性政权一一加以考察，摆脱了封建“正统”、“僭伪”与“夷夏之防”等陈腐观念的束缚，不仅史法高明，而且为唐朝官修《晋书·载记》所本，奠定了少数民族史学，其功甚伟。
三、人物传记
《隋书·经籍志》着录人物传记甚多。西晋皇甫谧《高士传》、梁慧皎《高僧传》乃其佼佼者。《高士传》纂辑自尧至曹魏2400余年高风亮节之士96人的事迹，其中东汉居三分之一。《高僧传》记载东汉至梁初257位僧人，附见的239人，与唐道宣《续高僧传》、宋赞宁《宋高僧传》同为研究佛教史的重要资料。
四、谱学
《隋书》记载唐时尚存的氏族家谱之书41种，360卷，连同当时已佚的在内共1280卷，大都为魏晋南北朝时所修。而贾氏、王氏谱学竟成了专门学问。
五、地方史志
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记四川、云南、贵州和陕西汉中自远古至东晋穆帝永和三年（347年）的地理物产、大事、人物，为地方史志奠定了基本格局。北魏杨街之《洛阳伽蓝记》是城市地理专着，为研究北魏政治、人物、宗教、风俗、地理、苑囿建筑不可或缺的资料。
六、史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