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松之（372-451年）广搜书籍不下于210种，对简略疏漏的《三国志》予以补缺、备异、惩妄、论辨，撰成《三国志注》；郦道元（469-527年）征引437种书籍对内容极为简略的《水经》进行补充，撰就《水经注》一书；梁刘孝标征引414种书籍对纰谬颇多的《世说新语》进行注解。其中均保存了大量资料，注文与原作有同等价值。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发展为唐宋时期史学的空前繁荣起了重要的铺垫作用。
（第三节）史学的繁荣——隋唐宋元时期
隋唐宋元时期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为封建史学发展到高峰提供了社会基础和物质条件。这一时期史学的繁荣表现在官修史书取得显着成绩，史学范围扩大，大量优秀的史学着作相继出现，民族史学成了史苑的奇葩。
一、纪传体——十五种正史
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年）明令禁止私人修史、臧否人物，由朝廷负责撰修史书。由于文帝、炀帝忌讳真实的历史记载，史官多为谄佞求媚之徒，所以隋代史学成就甚微。
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设史馆于禁中，由宰相大臣监修本朝国史与前代正史，并调他官兼任纂修，下设修撰、直馆负责编写，号日史官。由于朝廷重视，监修、主修得人。共修成了8部纪传体史书：即房玄龄《晋书》，姚思廉《梁书》、《陈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周书》，魏征《隋书》，李延寿《南史》、《北史》，占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进度快，成书多，在封建社会中仅见。
从此以后，官修的纪传体史书被确定为正史，编修大权由政府垄断，宰相监修，成为历朝修史的定制。接着后晋刘晌修《旧唐书》，宋薛居正修《旧五代史》，欧阳修、宋祁修《新唐书》，元脱脱修《宋史》、《辽史》、《金史》。而欧阳修因不满《旧五代史》，私撰《新五代史》，则是唐以后宸断为正史中极少之私修者。上述15种正史中《隋书》、《新唐书》、《金史》历来得到好评，《宋史》遭非议最多。
中古以来，事愈繁而史愈增，文献却多被朝廷、显宦垄断，常人无由得见，以个人之力难以修成一代全史，因此依靠国家的权力、财力、人力纂修纪传体正史已成必然的趋势。朝廷设局监修正史，既有保存前代史实以鉴成败的用心，也有严密控制修史、以皇帝之好恶标准统一对历史事件、人物的褒贬的目的。由于封建君主的控制，权贵的干涉，监修的分歧、掣肘，纂修者之间的相互推诿、戒备，因而史家难为一家之言，官修正史思想多趋于唯心保守，美化封建统治者甚至曲笔阿时之作不乏其例。其体例虽偶有创新，但总体上越来越刻板僵化，因此难有如《史记》、《汉书》之优秀者。然而官修诸正史保留了1000多年连续的记载，大量宝贵的原始资料不致湮没，却是应当肯定的。
二、编年体——《资治通鉴》
北宋司马光（1019－1086年）打破了荀悦、袁宏断代编年史的格局，以19年心血写成一部总结历史兴衰、与《史记》前后辉映的编年体通史巨着——《资治通鉴》。其记事上起战国，下至五代。他既得英宗、神宗种种优遇，又得刘恕、刘敛、范祖禹等一流专家通力合作。先讨论制定凡例，搜集资料，除十九史外，杂史诸书至少搜集了310家；接着由助手分工将所选的材料依年依事初步编排起来，形成“丛目”，又将其按年月衔接，缀辑为“长编”；关键的一步是由司马光剪裁熔铸为浑然一体的一家之言；最后经众多学者反复核定才付梓问世。可见《资治通鉴》是古代众手修书成功的范例。此后，司马光既编《目录》30卷，以提挈《通鉴》全书；又作《考异》30卷，说明《通鉴》材料去取之由，两书与《通鉴》配合，使之体例更趋完备。在《通鉴》编纂过程中，既剔去妖异怪诞、符瑞妖祥之资料，又吸收纪传体之长处，每遇重大历史事件，采用相对集中办法，交代前因后果，使同一事件的材料一般不再分见数处，为编年体的进一步发展积累了经验，标志着中国传统史学撰修艺术臻于完善。
《通鉴》在中国史学史上影响很大：有续之者，如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清代毕沅《续资治通鉴》；有改之者，如南宋朱熹《资治通鉴纲目》，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有注之者，如宋元之际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有论之者，如明清之际王夫之《读通鉴论》，赫然而成体系庞大之“通鉴学”。
三、纪事本末体——《通鉴纪事本末》
袁枢（1131－1205年）精研《资治通鉴》，苦其浩博，间有一事隔越数卷而首尾难稽，乃据其原文，抄辑从“三家分晋”至“周世宗征淮南”239件大事，另附相关事件66项，每事各详起迄，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于是而成《通鉴纪事本末》。自此，我国传统史学又增添了按重大事件命篇的纪事本末体，该体与现代史书体裁颇为接近，对历史编纂学作出了重大贡献。其显着特点是记事首尾相接，因果分明，写法灵活自然，比编年体、纪传体更简括，记事又更完整详明。在其影响下，明清两代相继出现了多种纪事本末体史书。
四、政书——《通典》、《文献通考》和《通志》
唐代杜佑（735－812年）受刘秩《政典》启示，采五经群史，历经36年，撰成《通典》，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9门，每门又各分子目，构成一部专载典章制度的通史巨着，为政治经济文化专史着述开辟了新途径。从此确立了与纪传、编年并立的“政书”体裁。《通典》第一次把“食货”推居诸典之首，又把“田制”列于“食货”各目之先，发展了司马迁重视经济对历史作用的唯物观点，是唐代史学发展的高峰。
宋末元初马端临（约1254-1323年）以20余载功力撰成《文献通考》，是继《通典》之后一部规模更大的典章制度通史。在体例上，基本继承《通典》，但将其9门离析为24门，并补充了它所缺乏的文化史等方面的内容，即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5门，因此简严虽不及《通典》，详赡则过之。就撰书宗旨而言，马端临兴趣在于“考制度，审宪章，博物而强识之”，即考察古近典制，以广闻见，属知识性，与杜佑“将施有政”的撰书宗旨不同。
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和《通典》、《文献通考》合称为“三通”的《通志》。《通志》为南宋郑樵（1104－1162年）所撰。郑樵反对任情褒贬的“春秋笔法”，批判“天人感应”、“五德终始”等谬论，主张修史必求会通之义以极古今之变。他打破了班固以来纪传体断代为史的旧例，网罗旧籍，贯串历代，仿司马迁之作，撰为《通志》。《通志》纪传部分记事上起三皇，下迄于隋，综合正史，做了一些增删移植择善而从的工作。其二十略涉及远古至唐的典章制度，强调典制损益因革，重视各种文化形态，贯通各正史书志，力图“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是全书精华。新增氏族、六书、七音、都邑、校雠、图谱、金石、昆虫草木等略，为独出心裁之作，扩大了文化史的范围，反映了封建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关于《通志》的体裁，历来说法不一。有人以其二十略占书中很大篇幅，所叙均为历代典章制度，属全书精华，而主张将其归入政书。又有人以其仿司马迁之作，有纪传等，而将其视为继《史记》后又一纪传体通史。本书暂采传统观点，仍将其和《通典》、《文献通考》并列为政书。
此外，历代政书中还有专记典制的断代史“会要”、“会典”之类，亦仿《通典》而作。
五、史评——《史通》
唐代刘知几（661·721年）三任史官，两人史馆，因在史馆修史不能如愿，感愤而作《史通》。他深受《论衡》和《文心雕龙·史传篇》影响，所作《史通》论及古来史家、史书、史馆修史等方面，但论述的主要对象却是纪传体和编年体，尤其是对正史体例、内容、编纂方法、得失等等，提出很多具体批评，是我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专着，是对自孔子以来1000多年史学较系统全面的总结。刘知几提出的史家三长——才、学、识，在很长时期内成为评定史家优劣、衡量史家修养高下的公认标准，是中国史学史上一大发明。刘知几批判阴阳五行，批评周公、孔子，怀疑《尚书》，抑斥《春秋》，讥评史馆，反对文人修史和机械模拟古人，鼓吹进化史观，提倡实录与口语入史，充分说明他是思想颇为解放的史学家，他的言论大大有益于后代着史、论史。
六、史苑奇葩——少数民族史学
隋唐宋元时期汉人编纂的正史，特别是各族史家长期合作的结晶宋、辽、金三史，汉人私撰的典制体史书及各种地方史，如唐张建章《渤海国志》、樊绰《蛮书》，南宋洪皓《松漠纪闻》、叶隆礼《契丹国志》、赵珙《蒙鞑备录》、彭大雅等《黑鞑事略》、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周去非《岭外代答》，金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刘祁《归潜志》、元好问《中州集》，元陶宗仪《辍耕录》，都大量记述了鲜卑、突厥、靺鞨（女真）、吐蕃、回纥、南诏、契丹、党项、蒙古等兄弟民族开发边疆、与汉民族友好交往的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