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还出现了用蒙文、藏文、维吾尔文编写的民族史专着。如编者佚名的《蒙古秘史》（1240年，一说1252年成书）记成吉思汗的先世及本人幼年时代、一生征战的事迹与窝阔台即位的历史故事，包含了十二、十三世纪蒙古社会状况的丰富资料，是一部重要的蒙古族历史文献。蔡巴·贡噶的《红史》（1346年成书）重点记述吐蕃王朝至萨迦派执政时期藏族的历史。布敦·仁钦朱《布敦佛教史》（1322年成书）叙述佛教产生、传播及藏地喇嘛教发展的历史。马赫穆德·喀什噶尔《突厥语大辞典》是11世纪前后中亚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尤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保存了古代维吾尔族文学、语言、哲学、宗教等方面的宝贵资料。
总之，隋唐宋元时期民族史学有了重大进展，成了史苑一朵鲜艳的奇葩，明清时期少数民族史学就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
（第四节）史学的继续发展和终结——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进入衰落期，封建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然而史学仍在继续向前发展，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一、官修史书
官修史书中之重要者如下：
明清史馆所修历朝《实录》大抵完好留传至今，卷帙浩繁。但不可尽信。
明初宋濂、王祎等修《元史》，因太祖专断，迫之速成，虽分两次完成，也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正史成书之速，未有如此者。《元史》芜杂缺略，纪传较差，志却较好，不能一概而论。清修《明史》经过三个阶段，其中万斯同纂修订误之功最多，终以张廷玉署名流布。《明史》材料丰富，编纂得法，但记明、清之际事语多避忌。
二、野史笔记
明朝以八股取士，理学盛行，朝野上下束书不观，学无根底，修史工作不被重视，以致史学远不如宋代发达，有创见的史书十分罕见。但因党派纷争，实录失实，国史失修，故私史撰述极盛，凡野史、杂记、小录、郡书、家史计千余家。其中挟隙多诬、轻信多舛、好怪多诞之作居多，但也有可贵者，如王世贞《弁州山人四部稿》与《弁山堂别集》、李贽《藏书》与《续藏书》、焦竑《国史献征录》、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何乔远《名山藏》、张岱《石匮藏书》与《石匮书后集》、查继佐《罪惟录》、谈迁《国榷》、计六奇《明季北略》与《明季南略》等，都有一定价值。
明清之际的一些史学家眼见王学空疏误国，转而注重研究现实问题，针砭时弊，提倡史学要经世致用。因而出现了一批价值颇高的私家着述。
顾炎武着《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日知录》，尤关切明末致衰之由、生民利病、国家前途。王夫之精湛深刻的史论专着《读通鉴论》、《宋论》，用评论历史上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形式表达自己维护国家统一、重视民族气节的政治主张和“趋时更新”的历史哲学。顾祖禹（1631－1692年）《读史方舆纪要》着重军事地理，尤详于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之迹，在编纂方法上自撰纲要，自行作注，先冠总序，附见地图，再为正文，具有独创性。黄宗羲着《明儒学案》，是我国最早最完备的一部学术史专着，为史学开辟了新领域，其功绩不可磨灭。他还发凡起例，续撰《宋元学案》，仅成17卷而卒，后由其子黄百家、私淑弟子全祖望继之，最终经王梓材校补而成，体例较《明儒学案》更优。
三、乾嘉史学
清朝初年，一方面厉行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政策，大兴文字狱，大量禁毁违碍清朝统治的书籍，使得学者们不敢接触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利用开设史馆等手段，在“稽古右文”的幌子下，把学者们诱进考据的狭小圈子，专门从事古代文献的整理工作，如进行校勘、辨伪、辑佚、补志、补表、考证以及目录、版本、金石、音韵、文字训诂的研究，或从事方志、谱牒的撰修，从而使中国古代史学的传统考据方法发展到了顶峰。因其在乾隆、嘉庆两朝达到极盛，所以号称乾嘉学派。从微观角度说，乾嘉史学的特点在于精，文献整理的空前成就为后人阅读、研究古籍带来莫大方便，其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也值得后人景仰。但为考证而考证，昧于知时，动矜博古，这种厚古薄今的学风却是我们所不取的。
历来认为，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为乾嘉时代三大考史名着。王鸣盛（1722－1797年）长于文字校勘、典制诠释，钱大昕（1728－1804年）精于年代、历算、天文、舆地、职官、氏族、金石、名物，其二书均限于史籍的考证。但赵翼（1727－1814年）却已超越孤立繁琐的事实考证，采用归纳、比较的深入研究方法，抓住历代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历史事件，论其成败得失，颇有见解，显然其书不是考史而是论史。
四、章学诚与《文史通义》
考据成风的乾嘉时代，赵翼在考证的掩护下论史，艰难地向着克服中国史学的传统缺陷方面迈步，而章学诚（1738－1801年）却是有意识地“逆于时趋”，公开批判由达人显贵主持、聪明才隽奔赴的繁琐考证之偏及空谈义理之弊。他在史学名着《文史通义》中，藐视官修史书制度，提倡独断，宣扬经世致用，尤致力于史义、史学、史德与方志理论的阐述，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但章学诚毕竟受时代局限，还未能摆脱封建史学的桎梏。
明清时期，史学虽然比前代仍有所发展，但从总体上说，中国封建史学毕竟走到了最后阶段。
（第五节）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
中国古代史学不仅繁荣发达，而且在发展过程中形成许多优良传统，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总结。
首先，重视历史的借鉴功能。
以史为鉴是我国史学的古老传统之一。我国古代统治者和史学家大都能认识到历史记载对于了解过去，鉴往知来的作用，莫不重视历代特别是前朝之史，从得失成败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以为治国之资。商初以夏朝灭亡作为一面镜子，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周初也以商朝成败作为历史借鉴，认为周“不可不监于有殷”。唐代李渊登基不久便诏修六代史书，目的是“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后来，北齐、北周、梁、陈、隋五代史修成，李世民特予厚赏，认为“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宋代司马光“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鉴者，为编年一书”，宋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故赐名《资治通鉴》。隋唐以后历代史馆制度相沿不改，也充分说明了统治者对史学及其社会功能的重视。
其次，详今略古或详近略远，是我国历代修史的又一优良传统。
这是由历史向前发展的客观规律所支配，是由统治阶级取法于近比取法于远更为实用的政治需要所决定的。进步史学家着述意在探讨历史沿革，强调时势变化，今胜于古，因此其着作也必定详今略古。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记载自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代3000年的历史，而“上起黄帝，下尽宗周，年代虽存，事迹殊略。至于战国已下，始有可观……其间详备者，唯汉兴七十余载而已”。司马光《资治通鉴》，载从韩、赵、魏三家分晋至五代末年1362年的历史，而记载最详备的则是唐、五代部分。杜佑撰《通典》，记上起尧舜下至唐天宝末的经济政治制度的沿革，但隋以上典制仅举其纲要，而对本朝唐之典制则详加记述，篇幅约占全书四分之一以上。马端临之《文献通考》记上古至南宋宁宗嘉定（1208－1224－年）末的经济政治文化典制，而宋代所用篇幅却占全书一半以上。
再次，中国古代史学直书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
周太史佚坚持天子之“言则史书之”，晋太史董狐不畏权贵书写“赵盾弑其君”，齐太史兄弟数人前仆后继揭露“崔杼弑其君”，这种秉笔直书，威武不屈的精神被广为传颂，并发扬光大。“史圣”司马迁反对“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其所着《史记》素以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号为“实录”。宋代袁枢断然拒绝请托，不为章悖文饰其传，声称“宁负乡人，不可负天下后世公议”。相反，人们对循私舞弊、毁誉任情的魏收之流表示了极大的轻蔑和痛恨。
此外，中国古代史学还具有博览群书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优良传统。
我国古代史家在注意史料真实性的基础上，也很注意史料来源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既注重遍阅、利用文献资料，又注重进行实地考察，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以便使历史记载更加真实可靠。太史公司马迁小时候对民间生活就有体验，后以任太史令之便遍览朝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接着游历天下，询之父老，采之谣谚，参之金石，方才写成《史记》这部千古信史。顾炎武历览二十一史、明实录、一统志、方志及一代名公文集、奏章、邸报等资料，又遍历江苏、山东、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等地，考察名胜古迹、高山大川、关津险隘，终于着成《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两部“经世致用”的力作。
当然，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中国古代史学在具有上述优良传统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消极的东西，需要我们全面认真地加以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