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佑三年（1058年），他写了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陈述当朝弊政和面临的局势，系统地提出政治变革的主张。他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忧心忡忡，以历史上汉唐亡于农民起义的事实为戒，向宋王朝敲起了警钟：“盖汉之张角三十六方同日而起，所在郡国莫能发其谋，唐之黄巢横行天下，而所至将吏无敢与之抗者，汉唐之所以亡，祸自此始。”他向仁宗指出，如果不改弦易辙，“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王安石分析了北宋王朝的症结在于“贫”和“弱”。他认为造成积贫的原因，主要不在于开支太大，而是“理财未得其道”，主张“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他把国家财政同社会生产紧密联系起来，以发展社会生产作为充裕国家财政的前提条件。为了发展生产，他提出“摧制兼并”，减轻徭役，安定农民，以此达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目的。
从《言事书》中，可以看出王安石变革的手段是理财、整军，目的是富国、强兵。他企图通过变革来缓和各种矛盾，防范和控制农民的反抗，巩固北宋封建王朝的统治。
后来，王安石以“才高而学富，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而被朝廷任用。熙宁元年（1068年），神宗即位。这个20岁左右的青年皇帝颇有锐气，想扭转宋朝贫弱的局面，进而富国强兵，便于熙宁二年（1069年）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次年拜相，依靠他来领导变法。王安石上任后，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首先设立主管变法的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起用地主阶级改革派人物吕惠卿、曾布、章悖等人，先后制定了各项变法条例，变法也就逐步展开。
变法从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到元丰八年（1085年）废止，共经历16年。新法内容大体可分为三类：
一、理财
（1）均输法（1069年七月颁布）：由朝廷派出发运使，总管东南六路（江、浙、荆、淮等地）财赋，根据京都库藏支存定数，用“徙贵就贱，因近易远”的原则，统一采购，存储备用。
这项措施是从增加朝廷财政收入的目的出发，把大地主官僚兼富商的部分剥削收入，收归朝廷。明显地限制了“富商大贾”轻重敛散的利益，基本上做到“不加赋而国用足”。
（2）青苗法（1069年九月颁布）：各地官府每年一、二月和五、六月间两次贷给农户钱米。贷款数按户等不同而定，期限为半年，收成之后付息二分，本利还清。
王安石重视农业生产。他主张“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趣农为急”。青苗法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兼并，堵塞了官僚大地主放高利贷的渠道，为青黄不接时的农民暂解了燃眉之急。
（3）农田水利法（1069年十一月颁布）：鼓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小型水利依户等出资兴修；大型工程可由几个州县联合兴修；财力不足的，可向官府贷款，取息一分。
据不完全统计，从1070年起的六年间，全国兴修水利工程10700多处，灌溉的民田达36万多顷、官田近2000顷，疏浚的河湖港汊难计其数。10年间，兴造淤田达10万顷，京畿一路的淤田，每年可以增产粮食几百万石。
（4）免役法（1071年十月颁布）：亦称募役法或助役法。废除原来依照户等轮流充当职役的差役法，改由州县政府出钱募人充役。募役费用，由所在区域的主户按户等高下分担。原服役户，收免役钱，原享有免役特权的官户、寺观户、女户、单丁户、未成丁户也要按户等缴纳“助役钱”。
这条新法对地主豪强的利益触犯较大，王安石十分谨慎。曾将制定的条目交州县官员议论，据称“揭示一月，民无异词”。然后又先在开封府界内经过10个月的试行，才向全国推广。施行的结果，减轻了人民的差役负担（开封附近的中等民户，每年只出役钱三贯左右），而且使较多的劳力能够不违农时从事生产。这与以前所实行的把负担转嫁到农民头上的差役法相比，是有进步性的。
（5）市易法（1072年三月颁布）：政府出资一百万贯，在开封设置“市易务”，平价收购市场滞销货物，等到市场短缺时再卖出去。商贩还可以向市易务赊购货物，运销各地，政府收年息二分。以后又在杭州、镇江、长安、凤翔等地陆续设置市易务，按开封的办法行事。
市易法限制了富商大贾对城市商业的垄断，起了平抑物价、调剂余缺的作用。政府从富商手中分夺了利润，增加了国库收入，“市易二年，收息钱九十六万缗”。王安石说：“近京师大姓多止开质库，市易摧兼并之效似可见。”然而，市易法引起了官僚贵族的激烈反对，王安石也因此第一次被罢相。
（6）方田均税法（1072年八月颁布）：对各地已经垦种的土地，以四边各千步为一方，由官府进行丈量。核定后的土地，按肥瘠分五等，登记亩数、主人姓名，按级规定了税额高低。
此法是针对当时的田产不实、赋税不均、国家财政收入没有保证的弊病而制定的。结果，丈量出大批被官僚大地主所隐瞒的田产，迫使豪强大户不得不交纳赋税，使北宋王朝增加了税收；纠正了豪门贵族“有产无税”的不合理现象；自耕农也多少减轻了一些负担。但此法推行极为困难，除豪强兼并之家激烈反对外，还有技术条件的限制（山川、湖泊区域无法丈量），实际上仅在华北平原、关中盆地推行过，以后陷于停顿。
二、整军
（1）保甲法（1070年十二月颁布）：乡村民户以十户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由地主阶级中有“材勇”的人充当保长、大保长和都保正，加强地主阶级在农村的统治。保丁农忙从事生产，农闲进行军事训练，夜间轮流值班巡查。保甲法是王安石根据商鞅的“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的连坐法所创的，从开封周围十七个县试行，后来推广至全国。
以保甲为编制的地方治安组织，对于镇压人民的反抗，稳定封建秩序是起了作用的。王安石曾得意地说：“保甲之法成，则寇乱息而威势强矣！”保甲法施行后，保甲民兵到1076年已达七百万之多，雇佣兵日减。保甲法不仅能“息寇乱”、“除盗贼”，还可节省养兵之费，对强化封建政权有重大的意义。
（2）减兵置将法（1070年十二月颁布）：在各路要地设固定驻防禁军，拣选主将就地训练，“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士”。同时裁减老弱冗兵，精选部队，减少养兵之费。此法推行后，使将得以专兵，增强了作战能力，国防实力得到加强。
（3）保马法（1072年五月颁布）：废除牧马监，把原占牧地还给民户，由民户代养官马，凡养马户皆免征役。
（4）设军器监（1073年六月）：设置军器监于开封，统管京城的东西广备作（东西兵器作坊）和各州的都作院，专事兵器衣甲的制造，并有赏罚制度。施行后，兵器的质量和数量都有了显着的提高。
三、教育和科举制度的改革
（1）整顿太学，扩充名额。将太学生按文化程度分外舍、内舍、上舍三等，分别进行教学。教材以新颁行的《三经新义》为主，科举也以此为应试的依据。另外还设立武学、律学和医学以培养实用人才。
（2）改革科举。废除死背硬记的明经诸科，只保留进士科，专考经义（对五经等的阐述）和时务策（对实际问题的见解）。
以上各项新法本身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在推行过程中也不免产生一些弊端，但是，基本上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新法推行16年后，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宋朝“积贫积弱”的局势，财政收人有了明显增加。从朝廷到州县，库藏丰盈，“可支二十年之用”。时人也称“熙宁、元丰之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自耕农的生产条件和中小地主的状况得到某些改善，农业生产有了发展，米绢等物价比仁宗时下降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并较为稳定。豪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受到限制，阶级矛盾暂时得以缓和。另外，对付外族侵扰的作战实力也有提高。如1072年，完成了对西夏的大包围，在甘、青一带获大胜，得地1800里，牛羊以万计。这是北宋开国以来西北方战争中创纪录的一次。
各项新法在不同程度上触犯了豪绅大地主的利益，这就必然遭到他们激烈的阻挠和反对。加之变法派内部的矛盾纷争，宋神宗的动摇，推行新法步履艰难，阻力重重。王安石于1076年春再次罢相，闲居江宁（今南京市），以后变法由神宗亲自主持。为了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神宗对新法内容作了削减，以示对大官僚、豪强地主的让步，变法实际上陷于停滞状态。
王安石的变法，完全是依靠皇帝的支持进行的。为了缓和已经激化的阶级矛盾，挽救北宋王朝的危机，他只能在不触动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整顿十分腐败的官僚机构，制定某些当时统治者尚能接受的政策，就这也为保守势力所不容。1085年宋神宗死后，朝政大权落到顽固的守旧派太皇太后高氏手中，形势急转直下。司马光在洛阳赋闲15年后，被召入朝，担任宰相，重新执政。司马光对变法派嫉恨如仇，宣称：“臣之与安石，犹冰炭之不可共器，寒暑之不可同时。”故凡是王安石实行的新法，即使对统治者有利的也不予保留，一味地颟顸行事，必求全部罢废，变法派人物也被斥逐流放。王安石在江宁听到新法被彻底罢废的消息后，于1086年四月忧疾而死。
（第四节）张居正改革
张居正改革是明代后期一次着名的社会改革。
张居正生活的时代，正是明王朝由盛而衰，由局部稳定走向全面动乱的时期。当时中国的封建社会，更加腐朽衰落。虽然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在江南经济发达地区稀疏地出现，但是封建生产关系仍严重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封建制度的各种矛盾都充分暴露出来了，确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
明代封建经济的严重问题，首先是土地兼并极为剧烈，特点是皇帝和宗室率先掠夺土地。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开始建立皇庄，以后迅速增加。武宗正德九年（1514年），畿内皇庄36座，占田37500多顷。到正德十六年（1521年），皇庄增加到300多处。万历时，仅神宗的皇庄占地就达200万亩。贵族的庄田更是遍布各地，甚至连军卫屯田也成为他们劫夺的对象。仅京畿内，贵族庄田占地就达20万顷。此外豪绅地主兼并土地的情况也很严重，南方尤为突出。江浙地主豪绅的土地“阡陌连亘”，或“一家而兼十家之产”。南直隶（今江苏）有占田7万顷的大地主。严嵩（世宗时首辅，江西分宜人）“广布良田，遍于江西数郡”，又“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无虑数十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