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兼并的剧烈，使明王朝税田总额大量减少。“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额田，已减强半”，且“湖广、河南、广东失额尤多。”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税田总额为850多万顷。到弘治十五年（1502年），下降为422万多顷。由于贵族庄田不交田赋，豪绅也凭借特权和玩弄“诡寄”、“飞酒”等手法隐瞒土地，逃避赋税，造成“小民税存而产去，大户有田而无粮”的状况，赋役负担最后都被转嫁到农民的头上。当时有一首民谣说：“一亩田无七斗收，先将六斗送皇州，止留一斗完婚嫁，愁得人来好白头”，深刻反映了当时广大农民苦不堪言的状况。农村土地被兼并，农民破产流亡，里甲制、军卫屯田都被破坏，朝廷财政“岁入不能充岁出之半”。故张居正明确指出：“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病实在此。”
背井离乡的农民扶老携幼，风餐露宿，饿殍遍野，怨声载道，从而被迫揭竿而起，进行反抗，农民起义在各地不断爆发。历史是无情的。明王朝是朱元璋在农民起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是建国后不久，新的农民起义就时有发生，一直持续到明朝灭亡，此伏彼起，连绵不断。农民起义爆发次数之多，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故吴晗同志说明朝是一个“农民战争的时代”。其中刘六、刘七领导的规模宏大的农民起义，曾三次进逼京师，从政治上沉重地打击了明王朝，威胁着明朝的统治。
明中期以来，朝政极为腐败。几代皇帝不问政事，腐朽昏庸；特务遍及全国；内阁大学士争夺首辅权位，联朋结党，互相倾轧，政局混乱。官僚机构也日渐庞大。明初文武官员有1．8万余人，100年后竞增加到10万人。到嘉靖时“岁增日益，不可悉举”。官多事少，不求实效，崇尚空谈，贪污成风，颓惰成习。“建白条陈，连篇累牍；至核其本等职业，反属茫昧。主钱谷者，不对出纳之数；司刑名者，未谙律例之文”，情况十分严重。
明代中期，边防也很不稳固，所谓“南倭北虏”迭相出现，特别是北虏（即塞外蒙古贵族侵略势力）不断入境，几次兵临北京城下，给明王朝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面对明王朝深刻而严重的社会危机，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因循苟且已无法维持统治了，呼吁要作些变革。张居正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
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是明代着名的主张实干，讲求实效的改革家和政治家。他认为当时的朝廷有五大积弊：“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匮”，明王朝就像一座“将圯而未圯”的大厦，急待“振而举之”。他总结历朝兴亡盛衰的经验教训，力图通过改革来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振兴衰弱的明王朝，支撑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他的信条是“凡事不贵无用之虚词，务求躬行之实效”。他于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入阁，第二年就提出了切中时弊的着名的《陈六事疏》，所谓六事即：“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这是张居正改革的纲领。1572年穆宗死，年仅10岁的神宗继位，张居正以先帝顾命大臣、当朝首辅、皇帝老师的身份，“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主要内容大致如下：
一、整顿吏治
张居正把整顿吏治作为改革的第一步。他认为“为国之法，患不在盗贼，而患吏治之不清，纪纲之不振”，故他提出“以振纪纲、察吏治、安民生为事”的整顿吏治的纲领。他认识到不改变嘉隆以来那种“是非不定，纪纲不振，法度不行”，名实不核，功罪罔闻的积弊和浮谈空议，百事推诿，不务实事的官场风气，改革是无法进行的。整顿吏治就是为全面改革作准备。
为了励精图治，张居正大力精简官僚机构，裁减有名无实的官员达官员总数的十分之二、三。他并创立“考成法”，督促公务，考核官吏。规定：“凡京官及外官，三、六年考满，毋得概行复职，滥给恩典，须明白开具称职、平常、不称职”；对官员职责内的大小公事，也严立限期完成，误者抵罪，按月考查，每年总结，吏部以此作为评定官员勤惰的依据。“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张居正对明中叶后官场的贪污状况极为不满，指出自嘉靖以来，当政者大多“以贿成吏，股民膏以媚权门”，主张惩戒贪贿，“杜绝贿门，痛惩贪墨”，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明朝“私门闭”、“公室强”。在他的整顿下，贪污之风有所收敛，吏治较为清廉。
对于官吏的赏罚，张居正主张一切以功实为准，该重赏的不能吝惜，该责罚的不能包庇，“有功于国家，即千金之赏，通侯之印，亦不宜吝；无功于国家，虽嚬笑之微，敝幸等之贱，亦勿轻予”。同时，他主张为了“弥天下之患”，需大破常格，唯才是用，“毋徒眩于声名，毋尽拘于资格。毋摇之毁誉，毋杂以爱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节”。张居正适应革新的要求，精选了一批得力的官员，如张学颜、潘季驯、王崇古、戚继光等，“世称居正知人”，张居正也因此获得“察相”之美称。
张居正重视加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史载“居正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从而出现了上尊朝廷，下守法纪的风气，官僚机构的工作效能大大提高。
二、整饬边防
明中期以来的主要边患是北方的蒙古和东南沿海的倭寇。多年来边防失修，边患频繁。张居正支持兵部尚书王崇古的建议，封蒙古俺答汗为顺义王，进行茶马互市，开展民间贸易，创蒙汉人民友好往来的新局面。
为了保卫京都安全，张居正令戚继光守蓟门，李成梁镇辽东。积极练兵，重修边防要塞，在山海关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了“敌台”3000余座，巩固了北方边防，使边疆相对安定达数十年之久。
对于沿海倭寇，他强调用兵次第，“先治海贼”。在沿海地区分段设塞，修整兵船，严申海禁。在他当政期间，倭寇再未形成大患，巩固了国防。
三、治理黄、淮，通畅漕运
明中叶以来，黄河常常泛滥，漕运被破坏，农田大量被淹没，人民深受其害。为治理水患，张居正任用杰出的治河专家潘季驯，总理黄、淮水利。潘季驯按“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原则，筑堤300多里，塞决口130多处，用堤防把黄河约束在故河道。经过三年时间（1578－1581年）完成了黄淮工程，使河道畅流无阻。不仅保证了每年400万担漕粮的运输，解除了多年水患，人民也从中受益，“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
四、清丈土地，推行一条鞭法
张居正任用户部尚书张学颜整顿财政，张学颜遂提出清丈全国土地的主张。张居正也看到当时“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的现象，注意到土地兼并，瞒产漏税，造成朝廷财政严重损失，财源枯竭，同时又使得赋役不均，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因此接受了张学颜的建议。张居正不顾豪强地主和勋戚的反对，于万历六年（1578年）下令重新丈量全国土地，限期三年完成，要求达到“皆就疆理，无有隐奸，盖既不减额，亦不益赋，贫民不致独困，豪民不能并兼”。查实后的税田比七、八十年前的孝宗弘治时期多出300多万顷，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豪强权贵，也减轻了农民的赋税负担。
在丈量土地的基础上，张居正进一步实行赋役制度的改革。明朝旧的赋役制度是将赋和役分开征调的。随着土地兼并的剧烈发展，户丁逃亡，田地隐匿，旧制弊端丛生。在张居正改革以前，为了稳定封建统治，增加财政收入，有些地方官员在其管辖地区曾局部进行过赋役制度改革的尝试。如大学士桂萼在嘉靖九年（1530年）提出实行一条鞭法。嘉靖四十年（1561年），都御史庞尚鹏奏准在广东从化县等处进行赋役法的改革。隆庆三年（1569年）海瑞任应天巡抚时，亦试行一条鞭法。这些尝试虽只在局部地区进行，而且忽行忽止，影响不大，但为张居正全面改革赋役制度作了准备。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通令全国实行一条鞭法，此次改革影响深远，使一条鞭法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沿用的一项主要赋役制度。
一条鞭法的具体内容是：（1）通计一州县的田赋和各种徭役，合并为一条，将部分丁役摊入田亩，全部计亩征银；（2）农民可出钱代役，力差由官府雇人承应；（3）赋役的征收解运由地方官直接办理。
一条鞭法的实施是我国赋役制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的目的主要是为规范对人民的赋役剥削，保证政府的财政收入，但是，由于赋役合一，差役部分转入地亩，相对地减轻了无地和少地农民的丁役负担。户丁出银就可免除力役，这就削弱了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赋役折银，改变了征收实物税的旧制，扩大了银两的流通范围，客观上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资本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此外，一条鞭法简化了赋役名目和征收的手续，也减少了官吏从中渔利的机会。所以一条鞭法的实施，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综上所述，张居正的改革，使社会经济得到一些发展，朝廷财政收入大大增加，收到了一定成效。改革进行了十年，做到了正赋不亏，府库充实，不加赋而朝廷费用足。明朝“自正、嘉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太仓粟可支十年，同寺积金，至四百余万”，从而使明王朝的财政危机暂时得到缓和。从政治上看，使明朝又苟延残喘地维持了70多年，社会出现了短暂的安定局面，“十年来海内肃清”。张居正改革对历史的发展有推动作用，他不愧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杰出的政治家和改革家。
张居正的改革发生在封建社会后期，封建生产关系所能容许的改革余地已非常狭小，而改革面临的阻力却愈来愈大。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一死，顽固派立即反扑，鼓动神宗废除新政。于是，除一条鞭法外，新政的其他措施均被废止，改革最后失败。而张居正下场也很悲惨，家被查抄，全家被迫害致死的有十余人，就连已死的张居正本人也不能幸免，几乎被剖棺戮尸。此后，明朝三、四十年间无人敢提及张居正案，直到崇祯十三年（1640年）才为其恢复名誉，平反昭雪。
（第五节）几点结论
纵观中国历史上几次主要的变法，可以看出：
第一，任何变法或改革，都是当时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是解决社会矛盾的一种重要政治手段。中国古代的多次变法，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及其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不同，变法的性质、意义也就有所不同。
第二，在封建社会的各个阶段，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一般都有远见卓识，为官也较为清廉，他们比较能够从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考虑问题，重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有的还很有点不怕死的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毅力，所以鲁迅把舍身求法者称为“中国的脊梁”。变法革新客观上都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广大劳动人民也还是有利的，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应该说都是有进步意义的。
第三，中国古代的变法，万变不离其宗，总是以不触动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为前提的，这就决定了这些变法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尽管改革能够限制一下封建特权和官府的横征暴敛，受到人们的拥护，但是由于改革者自身的阶级局限性，他们不可能过多地损害当权者的利益，在政策措施上也不可能很彻底。他们更不可能去依靠下层群众的支持，造成一种势不可挡的改革潮流，把反改革的顽固势力压下去。他们唯一的依靠是皇帝，然而改革如果触犯到皇室、外戚权贵的利益，改革者自身往往也难免落得悲剧性的结局，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所以，历次变法、改革的成败，都为后人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