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一般泛指历史上形成的、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们的共同体。民族一词的含义极其广泛，一般说来应具备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及其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的产生、发展受社会生产和社会制度制约，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制度的变革，民族也有一个由产生、发展到灭亡的历史过程。在社会生产不甚发达和私有制度下，每个民族内部都产生出尖锐的阶级矛盾及其对立，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交通的发达，各民族的上层统治者在相互的交往中，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在都存在着民族压迫的尖锐对立。所谓民族矛盾就是阶级矛盾，其根据就在这里。只有在一国或在全世界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之后，民族对民族的压迫，民族对民族的剥削才能消失，一切被压迫民族才能真正获得解放。
我国自秦汉起就是-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其间虽然有分裂割据的时期，但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为了更好地认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及各民族对祖国的贡献，充分地理解“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的关系，以便更有效地发挥各民族的积极性、创造性来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就必须对各民族的历史、相互关系以及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历程有所了解。
（第一节）关于民族和疆域问题
我们的祖国从历史到现在，都是幅员广大、民族众多的国家。根据调查统计，我国现有56个民族，它们遍布全国各省市和自治区。
我国所有的兄弟民族，自然都有自己的发展史，都是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当然在数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有的民族与其他民族融合、同化而消失，有的民族在与其他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产生出新的民族；有的民族从历史上一直融合、同化其他民族而发展壮大到今天。所以，情况是极其复杂的。为了叙述的方便，本书仍以汉族历史发展为序。
疆域的确定是研究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情况的根本前提。关于这个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就以现实的疆域为准；有的学者认为应当以清王朝统一全国以后、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版图为准。本书采用后者的观点。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认为凡是在这个疆域内活动的民族不管其历史和现实情况如何，都应当是中国的民族；凡是在这个疆域内的民族在历史上所建立的各种不同性质的政权，其历史当然也是中国的历史。
（第二节）华夏族的形成——中国文明史的开端
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史。在5000年的文明史上，各族人民在共同开发祖国的物质资源，发展社会生产，创造物质、精神文明和抵御外侮的同时，逐渐融合而形成了这个多民族的共同体。而其中以华夏族的形成为开端。
各民族出现于历史舞台大体上都是在其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时期。在我国北部，有亚洲最大的河流之一——黄河，这里古代森林茂密，气候温和，雨水充足，河水定期泛滥，土质松软，便于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我们的祖先生活在这种自然环境下，经过长期的辛勤劳动，不断地提高社会生产力，组织农业和畜牧业的生产。为了社会生产、防御敌人以及繁衍后代的需要，出现了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等社会组织。最早见于文献的在关中地区有姬、姜等姓氏的氏族，历史上被称为“华夏”或“诸夏”；在东方海岱淮泗一带，有风、赢、偃等姓氏的氏族，历史上被称为“夷”或“九夷”；在豫西与汉水、丹江一带，有“三苗”诸氏族；在秦岭以西，有“诸戎”氏族群；在秦晋以北，有“群翟”氏族群等等。“华夏”与“九夷”寓居的黄河中下游的沃野，称为“中原”。“三苗”、“诸戎”和“群翟”，分别处于中原地区的边缘地带，他们都以农牧业相结合的生活方式，与“华夏”、“九夷”等族的联系不断加强，相互影响，共同创造了我国古代的中原文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氏族、部落不断地融合、同化，地域不断扩大，部落联盟出现。华夏族向东发展，其中炎帝姜姓部族沿太行山东麓而入华北大平原。黄帝姬姓部族，由河东峡谷地带向东进入今太岳、新乡一带，并不断向东延伸。聚居东方的“九夷”族，在蚩尤酋长等的领导下，从海岱逐渐向西北发展，也进入华北平原。这些部族为了生存，发展生产，开拓疆土，索取资源，在华北平原相互间发生了鏖战。战斗的结果，从西方东来的炎黄联盟战胜了由东而西的蚩尤领导的“九夷”族。炎黄的部族，以胜利者的姿态展开了强制性的与自然的部族大融合、大同化，经过长期的活动，最后正式形成了一个在中原地区占统治地位的“华夏”族。华者，美也；夏者，大也。中者，中州也，中原之地。由“华夏”而“中夏”，逐渐衍生出“中华”、“中国”。这就是我国文明史的开端。自然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古民族的形成以及其他民族形成发展和民族关系史的发端。
从此以后，中原地区历史逐步进入青铜时代，雄踞中原的华夏族迈入了人剥削人的奴隶制时代。经历夏、商、西周三代，再入春秋战国时期，历史进入了铁器时代。由于铁质生产工具的出现和牛耕的推广，奴隶制的生产方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封建制的生产方式迅速成长起来。通过战国初期的各国变法运动，特别是秦国商鞅的变法，使封建制度得以巩固，最后，在秦王赢政的领导下，秦国仅用十年的工夫，即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结束了战国的纷争。
（第三节）秦汉时期汉族等诸民族的形成及其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贡献
经过春秋战国，中原地区的“华夏”族上层统治集团通过争霸、兼并、统一和逐渐封建化的过程，最后建立起封建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大帝国——秦王朝。此后，秦始皇又北征匈奴，南伐百越，通西南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初步形成。在这个过程中，“华夏”族也就演变成了汉族。
在长期剧烈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华夏族，逐步发展壮大并进一步融合、同化中原地区交错杂居的其他部族。对东方“九夷”族中的所谓“人方”、“莱夷”、“淮夷”、“徐夷”，北方“群翟”中的所谓“赤狄”、“白狄”、“长狄”、“无终”、“山戎”以及西方“诸戎”中的所谓“犬戎”、“姜戎”、“土方”、“鬼方”、“氐”等，包括西南的巴、蜀等诸氏族、部族，也就是古籍上常说的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华夏族进行了强制性的和非强制性的融合和同化，逐步发展演变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即汉族。
而处于中原边区的少数部族，也有华夏族内的一部分成员，或不堪凌辱，或受排斥，或受册封，便逐渐向东南西北四方流散。如秦汉时雄踞北方的匈奴族，“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殷时北奔，称獯粥，西周时叫猃狁（狁），秦汉时叫匈奴。长江中游的楚国，为“帝高阳之苗裔”，即黄帝的子孙。下游的吴，其祖先据说是西周先王古公宣父的长子太伯和次子仲雍。越国，也是夏禹王的后裔等等。这些都是记入青史的，未载入青史的自然也会有不少。总之，无论是载入史册的，还是未入史册的，不管他们流亡何方，寄寓何处，都与当地人民结合，传播各种生产知识和文化知识，促进了当地的社会生产的发展。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开始组建国家。特别是利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各诸侯国互争雄长，无暇顾及的有利时机，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像匈奴、楚、吴、越等，都先后称霸一方，有的还问鼎中原。
中国历史发展到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时代，国内有些古民族也逐渐度过了它的蒙昧、混乱和不定型、不统一的阶段，并被载入史册，因而从此以后，国内民族关系就更加复杂化了。但从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其较复杂的还是在北方、西北与中原地区。
一、匈奴族
首先崛起于北方的是匈奴族。它的兴起可能略晚于华夏族。在夏时为其近邻，交往密切。殷、周时为其劲敌。春秋、战国之际，各部大都聚集于大漠南北，过着游牧生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到了战国和秦汉之际，一跃而为不可一世的奴隶制强国。匈奴以河套和阴山一带为活动的主要区域，政治中心在头曼城（今内蒙古五原县）。公元前310年左右，匈奴剽悍的骑兵时常越过黄河南下，势力直抵秦、赵、燕三国边境，使其不得安宁，如赵国就“不得田畜”。迫使三国不得不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修筑长城以御之。公元前228年，秦国进行灭燕的统一战争，负隅顽抗的燕太子丹企图借用匈奴之力，阻挡秦的统一，只是由于秦军进展神速，致使太子丹的阴谋未能得逞。由此可见当时匈奴势力的强大。
秦统一六国之后，为了继续发展势力和巩固统一，下大力气北御匈奴。统一后的第六年，秦始皇就派大将蒙恬率军三十万北逐匈奴，收复“河南地”（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一带），并北渡黄河控制了阴山、河套以北的广大地域，使匈奴单于廷从头曼城北却七百里。秦还以河为塞，设置郡县，移内地人口至此屯垦。把原有燕、赵、秦三国的长城连接起来，使之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沿黄河而北至河套，傍阴山而伸向辽东，延袤万余里，来防御匈奴的入侵，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
秦始皇死后，赵高擅政，中原动荡，秦王朝土崩瓦解，匈奴奴隶主贵族旋即南下收复河南地。公元前206年汉政权初步确立，在此三年前匈奴冒顿杀其父而自立为单于。在他的统领下，匈奴势力十分强大，与汉王朝相对抗，并不断地以武力相威胁。
冒顿单于为匈奴的最高统治者，下设王、侯、大将、大当户等高级官职，这些达官贵职，均为世袭。他们驱使本部人马，对外进行掠夺。把劫掠来的人口当做奴隶，叫做“赀”，作为他们的私有财产。冒顿在阴山设有“治作弓矢”的军工场。其社会实行畜牧与军事相结合，广大牧民平时逐水草而游牧，战时便跃马弯弓，投入征战。
匈奴族从公元前3世纪步入奴隶制社会以后，以其强悍的骑兵东破东胡，西灭大月氏，南并林胡、楼烦，北却丁零。控制的地域南起阴山，北至贝加尔湖，东达辽河，西抵葱岭。为了便于他们的统治，保护其财富，单于将其王廷迁往漠北，直辖匈奴中部，分左贤王廷管辖东部，右贤王廷管辖西部，这样就形似一个巨大的弯弓，弦上三支利箭，直接对准中原汉族王朝。
西汉初，匈奴单于常以“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对所控诸部进行统治和掠夺，自然也不断地骚扰汉族王朝的边境，严重地威胁边境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封建经济文化的发展。公元前200年汉帝刘邦领兵出击，在平城反被打败，被围七天。历史上叫做“白登之围”。从此以后，汉廷对匈奴不得不实行和亲政策，把公主嫁给单于为妻，每年给匈奴单于馈送絮、缯、酒、米等物。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即位。西汉王朝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也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在这种形势下，汉武帝为了解除匈奴奴隶主贵族的威胁、保障汉廷和边区人民的安全，毅然决定用武力反击匈奴。先后三次派大将卫青、霍去病等击败匈奴。迫使单于和左贤王北走，右地浑邪王率众四万余人归汉。从此出现了历史上所谓的“幕（漠）南无王廷”的局面。这是继战国、秦之后对匈奴的第三次较大的打击，把东北地区长期被匈奴贵族奴役的东胡、乌桓等族解脱出来，使其配合汉廷对匈奴作战，切断了单于的“左臂”，拔除一支利箭。在西北，汉武帝从俘虏口中了解到大月氏、大宛和乌孙等族都与匈奴贵族有冤仇，便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它们来夹击匈奴。虽然大月氏、大宛不曾东来策应，但经过汉在西域的努力，打通了河西走廊。西汉王朝又仿秦始皇置边之制，在河西走廊酒泉、武威、张掖、敦煌等地，置郡移民和驻军屯田。将长城的西端从临洮延伸到玉门和新疆的罗布泊地区，斩断了单于的“右臂”，拔除了另一支利箭，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孤立了匈奴，解除了匈奴奴隶主贵族对汉政权的威胁。
经过汉武帝的打击之后，匈奴奴隶制政权开始衰弱。公元前73年，匈奴向西北进攻乌孙。乌孙联络汉廷，共同夹击匈奴，匈奴惨败，死伤不可胜数，人口和牧畜大批被俘。随之，被它奴役的各族群起反叛。公元前60年，汉宣帝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设西域都护府，以郑吉为西域都护。从此，汉在西域的统治完全确立。与此同时，匈奴奴隶主统治集团内部也发生了严重的分裂斗争，出现了五单于的相互残杀，最后郅支单于取胜而据有单于廷。未得单于位的呼韩邪在亲信的建议下，于公元前51年亲自到汉京都长安，向汉宣帝“赞谒称臣”。汉廷颁给他金质“匈奴单于玺”，册封他为匈奴族的最高首领，从形式上确立了臣属关系。
这是汉匈两族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它部分地结束了两个兄弟民族至迟从公元前200年以来长达150年之久的对抗斗争局面。转变为和平友好关系，为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交流开创了新局面，为汉族与匈奴族的融合提供了条件，并为以后诸民族的融合开了先例。所以，这是匈奴族对祖国的统一作出的贡献。
捧有“匈奴单于玺”的呼韩邪，设廷于漠南，与漠北郅支单于抗衡，并不断摩擦。汉廷派军队支持和保护呼韩邪单于。郅支单于在势穷力单的情况下，率众向西北转移。前36年，行至伊犁河流域，被汉西域副校尉陈汤所灭。呼韩邪单于得以北归单于廷，成为匈奴的大单于。临行前他与汉家天子订立了一个“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的友好盟约，这是两族人民长期以来共同愿望的反映。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再次进入长安，赞谒汉天子，冀求汉家公主为妻。汉元帝答应他的请求，下嫁宫女王嫱与他为妻，这在历史上就叫“昭君出塞”。“昭君出塞”的历史背景，不再是西汉初期汉家天子的软弱求和，而是为了巩固和加强两族的和平友好关系。事实上从汉宣帝起，中经元、成、哀、平，一直到王莽夺位之前，两族的关系一直是和平友好的。
王莽代汉后，在处理民族关系上，“欲耀威德，以怀远为名”，推行妄自尊大的错误政策，致使民族关系十分紧张，汉匈两族的友好关系破裂。匈奴奴隶主贵族中一些有野心的人，又乘机南下，使“北边无复宁岁”。
东汉王朝新建，为了恢复西汉时期统一的封建集权统治，尚“未遑外事”。恰值此时，匈奴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又起，地处漠南的呼韩邪之孙日逐比王，因不得立为单于而“怀愤恨”，便于公元48年走上其祖父的道路，率众侍汉，并表示“愿永为蕃蔽”。东汉政府欣然接受他的请求，册封他为匈奴族的最高统治者，立单于廷于漠南（今内蒙古准噶尔旗）。次年他派使者至东汉京都洛阳，愿每年遣侍子“奉奏”，请求汉廷派军队监护。汉廷派军驻守河西郡，同时将他的部众安置于塞内，与汉族等各族人民杂居，过着和平的农牧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