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逐比王的侍汉，匈奴族的第二次大分裂，是匈奴族融合于汉族的决定性的一步。它不仅是这个存在数百年的奴隶制国家政权灭亡的开始，而且是匈奴族消亡于历史的开端。游牧于塞外的北匈奴单于深感势孤力单，也派使者要求与汉亲善，东汉王廷考虑到与南匈奴单于廷的关系而未敢接受。但双方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并未中断。
北匈奴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未消，加上南匈奴不断地攻击，奴隶主贵族对奴隶和异族进行残酷的压榨，从而激化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大批的奴隶起义和逃亡。仅公元85年，其所属各部，“亡来入塞，凡七十三辈（批）”。于是在南匈奴“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的情况下，于公元91年“远引”到今新疆北部伊犁河流域，随后又转徙到中亚诸地，自此北匈奴单于政权始告结束，剩下的就是南匈奴和先后内附的北匈奴诸部的问题了。
南匈奴单于仍然推行奴隶制的生产方式，以单于为首的奴隶主贵族对奴隶和所属部族进行残酷的压榨，激起奴隶和各部族的不满，并引起反抗。公元140年统治集团内部也发生了内讧。东汉政府采取不干涉的政策，将其郡治南移。匈奴族的诸部大人率其部众纷纷摆脱单于的统治，也步步南下。许多匈奴族人南迁到代北和晋西南的汾河流域，进一步与汉族等族人民杂居，从事农业生产劳动。随着历史的发展，绝大多数匈奴族人民也就逐渐融合于其他民族之中了。
东汉王朝覆灭，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进入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族的某些上层人物，如刘渊、刘曜等，又乘西晋的混乱，利用民族矛盾，以自己的部族为主干，起兵反晋。刘渊于公元304年，在山西左国城建立割据政权。他们怕“晋人未必同我”，为“怀人望”，建国为“汉”。这虽然是出于“怀人望”的考虑，但也证明匈奴族到此时其民族特征所剩无几了。这个“汉”政权在山西境内曾称雄一时，甚至灭掉了西晋。后来又为该族的另一个首领刘曜所取代，国号改为“赵”，史称“前赵”。公元329年，前赵又被匈奴别部羯族首领石勒建立的“后赵”政权所灭。从此以后，虽然在西北某些地区还见到匈奴族别部的活动，甚至在北魏末年，还有匈奴族人领导的人民起义。但除此以外，在历史上再也见不到他们活动的踪迹了。
纵观匈奴族全部历史发展过程，它曾长期统领我国大漠南北，其统治者长期压迫剥削葱岭以东，直到辽河中上游广大地区内的各民族和部族。同时不断南下寇掠黄河中、下游汉族政权的边境，并严重威胁其存在。但也就在这种长期的各种形式的接触中，相互了解，互通有无，促进了各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科技的交流，从而也促进了民族的融合。
匈奴族人民千余年间活跃在祖国的大漠南北，世世代代从事畜牧业，对发展畜牧业、开拓祖国的边疆、创立和发展草原文化以及建立多民族国家等方面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二、肃慎、东胡和乌桓、鲜卑
肃慎、东胡以及臣属于他们的乌桓和鲜卑，都居住在今东北三省和河北省的东北部地区，长期过着畜牧与狩猎生活。这些民族在我国古代史上颇有影响。
肃慎族在西周时与其关系密切，周武王灭商后，慑于武王的声威，派使臣献楛矢、砮石等方物。后来到汉代改称挹娄，魏晋南北朝时称为勿吉，隋唐时称为靺鞨，并和后来的女真、满族一脉相承。
东胡族在春秋战国时，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制萌芽阶段。他们居住在松辽平原的南部，肥沃的土地促进了其社会经济的发展。其首领在统一内部之后，逐渐向外扩张，南与燕、赵，西与匈奴，经常发生矛盾斗争。曾败燕，俘其将秦开为质，开后逃回，将他们打败，并北逐千余里。燕王置上谷（今河北怀来）、渔阳（今北京密云）、右北平（今河北平泉）、辽西（今河北卢龙）和辽东（今辽宁辽阳）五郡，徙民屯垦，修筑长城加以防御。赵国起初也被东胡打败，直到公元前265年，赵将李牧率大军在大败匈奴的同时，也打败了未被燕将秦开撵走的东胡族。东胡族对西边的匈奴，更是经常劫掠其牲畜和妻室。特别是他们的南下被秦开、李牧阻挡之后，其主要矛头就转向西边的匈奴。公元前203年匈奴冒顿单于即位之初，东胡族企图乘其立足未稳之机，以武力侵占其牧场，掠夺其马匹和人口，但却遭到冒顿单于的痛击，反而被劫掠人口、畜产不计其数。包括所属各部及东胡自身在内，都分别沦为匈奴奴隶主贵族的种族奴隶。从此以后，这个正在形成中的东胡族奴隶制国家政权便土崩瓦解，逐渐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之中。
东胡族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由于它正处于文明的十字路口。不断地吸取中原和匈奴等族的文明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文化，在开拓我国东北的疆土，发展祖国的畜牧业和其他文明等方面，都有不朽的业绩。他们的文明中留下来的有阿尔泰语系的东胡语言，为后来活跃在我国大漠南北的许多游牧民族所袭用。今天蒙古族的语言，其前身就是东胡语。
乌桓族，亦称乌丸。寓居于乌桓山，因此而得名。过着狩猎和游牧生活。初期受东胡族奴役。匈奴冒顿大破东胡之后，该族又成了匈奴奴隶主贵族的种族奴隶。直到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霍去病大败匈奴左贤王后，他们才得以从匈奴贵族统治下解脱出来。汉武帝为了彻底地抗击匈奴，在打败了左贤王之后，采用燕国防抚东胡族的办法，将乌桓族安置在边塞上居住，并建“护乌桓校尉”，代表汉廷监护乌桓诸部。又责令其不得与匈奴交通，要为汉侦察匈奴贵族的动静，各部大人每年还得来汉都朝觐汉天子。
汉武帝的这些镇抚措施，客观上使乌桓族与汉族等各族人民交往密切，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其内部也开始了阶级分化，诸部大人逐渐转化为奴隶主贵族。这些新贵倚仗自己的权势，利用人民的力量与匈奴和汉族政权不断发生摩擦。这自然为匈奴奴隶主统治者所不容，也不为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汉王廷所允许。因而在匈奴统治者的打击之后，汉朝统治者也举兵攻击，“获其三王首而还”。处于两面夹击下的乌桓族，汉来时侍汉，匈奴来时侍匈奴，左右为难，吃尽了苦头，因而也扼杀了他们的发展。
王莽篡汉，改变了西汉中、后期的民族政策，乌桓开始依仗新朝势力而反匈奴，遭到匈奴贵族的残暴屠杀。王莽政策的错误，又把乌桓推到匈奴一边。他们联合起来反对新朝，而且“连年为寇”，一直到东汉初期。
东汉初年，恰值匈奴统治集团内讧而分裂，乌桓族配合诸族乘机抗击匈奴，将北匈奴赶出塞外数千里，致使大漠之北，一时“地空”。乌桓族这次用自己的力量重新挣脱了匈奴贵族的铁链。东汉统治者恐其势力强大而为患，效西汉统治者之策，乘其与匈奴新斗之机，派马援率兵出击，结果大败而回。汉廷从失败中清醒过来，吸取西汉中、后期和王莽在处理与民族政权关系上的经验教训，改弦易辙，采取以经济援助为主的绥靖政策，促进两族的和好。结果就在公元48年，乌桓大人遣使来汉都洛阳，向汉廷“奉藩称臣”。次年，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余人来洛阳朝见汉天子，表示愿意接受汉王朝的领导，双方礼赠甚多。东汉政府命令他们“招来种人，给其衣食”，但也要求他们当侦察，协助汉廷抗击匈奴和鲜卑。同时在宁城（今河北宣化）恢复汉武帝时设置的“乌桓校尉”，代表东汉王廷管理乌桓和鲜卑的事宜。
乌桓族人民从其亲身体验出发，坚决反对各民族间的压迫和剥削，主张各民族间平等联合，和平友好。随着东汉政府政策的改变，汉朝不但融洽和改善了与居住在塞外五郡的乌桓族的关系，而且连仍居祖籍的乌桓族也为之震动，在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下，他们纷纷南下，有的投入鲜卑族，有的归附于边塞的同族。
随着东汉王朝的腐朽，朝廷为了镇压农民起义。以所谓“愿留宿卫”为名，征调大批乌桓族的丁壮为他们卖命。汉人军阀也征调他们作为自己割据的资本。乌桓人民“皆愿作乱”而不从征。据史书所载，公元184年黄巾大起义以后，世居西北的羌族等响应，东汉政府征调乌桓骑兵前往镇压。结果，不但遭到拒绝，而且还在蓟辽一带引起起义。他们的起义既是对全国各地起义军的支持，也是直接对东汉王朝腐朽统治的打击。他们的起义是当时全国各族人民反对封建统治者腐朽统治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我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腐朽的东汉王朝在各族人民的打击下，对全国失去了控制，各地军阀公开树旗割据。幽、燕等地的乌桓人，在辽西大人丘力居的从子蹋顿的率领下，也在公元190年树旗割据。当时割据河北的军阀袁绍进攻幽州军阀公孙瓒时，还借助于蹋顿。后来袁绍为了报答他的帮助，以家人女为己女嫁给他为妻，并假借汉献帝的名义，封乌桓三个大人为单于。官渡之战中袁绍被曹操打败，其子尚、熙投奔辽西，依靠蹋顿，妄图借其力量再图中原。公元207年曹操亲率轻骑出征辽西乌桓，大破蹋顿于柳城（今辽宁朝阳），斩杀蹋顿以下多人，降众二十余万，扑灭了这个民族割据政权。曹操班师路过易水，代郡和上郡的乌桓诸部慑于他的声威而前来归附。曹操将其众安置内地，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以其丁壮善战者编为骑兵，随之转战各地。随着时间流失，这些乌桓族人，包括善战的骑士在内都逐渐融合于汉族等之内。少数留居塞外的也为鲜卑等族所同化。从此以后，这个开拓松辽平原，反抗民族压迫，主张各族和好的乌桓族再不见于史传。
鲜卑族，世居鲜卑山，因而得名。其和乌桓族一样也曾是东胡族的种族奴隶，当东胡被匈奴冒顿灭亡后，他们则沦为匈奴贵族的种族奴隶。不过因地距匈奴较远，中间又隔有乌桓族，所以受奴役较轻，见于历史记载也较乌桓为晚。
汉武帝破匈奴左贤王、迁乌桓人于塞外五郡之后，鲜卑族人乘虚南移，尽占乌桓旧地，但仍臣属于匈奴奴隶主贵族。新朝至东汉初他们迫于匈奴的压力经常南下寇边。为了摆脱匈奴贵族的压榨，不少鲜卑族人也同乌桓人一样南下附汉。公元48年匈奴因势衰而分裂为南北两部后，再也无力阻挡鲜卑族人民对汉族封建文化的仰慕和对汉王朝的归附。于是鲜卑各部大人纷纷“遣使奉献，愿得归化”。在汉廷的支持下，他们调转矛头对准北匈奴统治者，并因作战有功而得到汉廷的“赏赐”，甚至连流散到西北敦煌、酒泉一带的一些鲜卑族大人们，也因有功而前往汉辽东太守处领赏。所以，在东汉明、章二帝统治时期，出现了鲜卑诸部附汉的高潮，鲜卑族替东汉守边保塞，两族关系也十分友好和洽。
北匈奴单于失去鲜卑族众，对其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他不仅丧失了掠夺奴役的对象。而且多了一个敌人，自然十分恼怒。公元85年，北匈奴发动对鲜卑的进攻，结果大败。两年后鲜卑族主动攻击匈奴，并配合乌桓、乌孙和丁零等族，将北匈奴逐出漠北，匈奴族生活数百年的漠北大地尽为鲜卑族诸部所有。留下的少数匈奴族人民，除了一部分南下外，其余都逐渐融合、同化于鲜卑和其他民族之中了。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鲜卑族阶级分化愈来愈剧烈，各部大人很快就成了权力极大的贵族，从而也就代替了匈奴奴隶主贵族的地位，袭其衣钵，频频袭击散居大漠东北的乌桓、丁零和西域诸族，还时而南向寇掠东汉王朝的边境。
鲜卑族当时产生了许多较有作为的首领，其中一个名叫檀石槐。他“勇健有智略”，年轻能干，顺应了该族社会发展的趋势，“施法禁，平曲直”，被诸部大人拥为首领。他以高柳（今山西阳高）为根据地，率领大队人马“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建立了一个不可一世的军事部落联盟的强国。是继匈奴单于之后这一地区民族矛盾斗争的主要焦点，客观上也是促进民族融合的主要力量。
处于腐朽阶段的东汉王廷，对鲜卑族的强大和侵扰，甚为惊恐。先是和亲，后又派兵出击，结果于公元177年大败而回。
但是，以檀石槐为最高首领的这个军事部落联盟的国家，其内部组织不健全，民族、部族众多。它以各部的大人为首领，“割地统御，各有分界”。随着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对外掠夺的成败。檀石槐也莫能相一。所以，檀石槐一死，这个国家就分崩离析，偌大的地区又开始分裂成众多的大小不一的部族政权。这些分散的政权，随着历史的发展都进入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三、丁零、月氏和乌孙
丁零族，亦称丁灵。最早游牧于北海（今贝加尔湖一带），臣属于匈奴单于廷。公元1世纪中叶，丁零乘匈奴衰败之机，集体迁移到今甘肃河西走廊一带，并配合其他民族对匈奴北单于进行攻击。当大漠南北为鲜卑族所据时，丁零人不但没有臣服，反而成了鲜卑统治者的劲敌之一。三国两晋时期，这个英勇善战的游牧民族逐渐徙居今新疆北部，后来逐渐融合于西北诸族之中了。
月氏族是定居于今甘肃河西走廊的一个古民族。匈奴单于于公元前174年左右派兵攻打月氏，月氏战败，除少数人留下外，大部分被迫西移伊犁河上游。不久又被匈奴单于支持下的乌孙人赶至中亚阿姆河流域。他们征服了当地的夏人而定居。汉武帝即位后，了解到他们在历史上受匈奴欺凌的情况，于公元前138年派张骞出使西域，以求联络他们来攻打匈奴。由于他们定居当地，农牧业较发达，生活安宁，不想再东归与匈奴为敌，张骞未达目的而归。留在原籍的少数人，后来称为“小月氏”，接受汉政权的领导，与汉、羌诸族杂居并融合于其中。
乌孙族与月氏族一样最早定居于今甘肃河西走廊一带。由于势力较弱，被邻居月氏族击败，部族四散。其首领昆莫在匈奴单于的扶植下，收领余部并与匈奴贵族一同攻打月氏，迫使月氏西入伊犁河流域，后又被赶到中亚。乌孙族见伊犁河流域水土肥美。同时为了摆脱匈奴单于廷的控制，就留居伊犁而不再复返。随着时光的流逝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其势力日益强盛起来，从而逐渐摆脱匈奴单于的控制而独立。张骞首次出使西域，虽未达到联络月氏以攻击匈奴的目的，但却了解到乌孙与匈奴的矛盾关系。公元前119年，武帝再次派张骞出使西域，以联络乌孙来夹攻匈奴，并与其建立了睦邻关系，包括嫁公主与其首领为妻。乌孙也不想东还，故未接受汉武帝的策略。但匈奴单于却未放弃对他们的奴役，公元前74年派兵攻击他们。昆莫与其妻（汉解忧公主）派使者上书汉廷求援，汉廷派兵与乌孙夹击匈奴，将匈奴打败。从此乌孙族才真正摆脱了匈奴贵族的奴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