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古代文化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居于世界前列，其光辉灿烂的文化对周边相对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而中国文化本身要继续发展，也必然要求增添新鲜血液，所以尽管地理条件非常不利，中外文化交流还是从很早就开始了，而且以波涛汹涌之势不断向前推进。
（第一节）中国古代和日本、朝鲜的文化交流
中国和日本、朝鲜是邻邦，中日、中朝之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日本、朝鲜在学习、发展中国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体系。同时，中国也吸收、融合日本、朝鲜的民族文化，来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中日、中朝文化在交流中互相兼容，互相促进，推动了以中国文化为母体的东亚文化的发展。
一、中日文化交流
1．隋唐以前的中日文化交流
早在公元前二、三世纪，中日文化交流就已开始。中国的水稻、农耕技术和铁器、青铜器及其制作技术相继传入日本，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发展。
两汉三国时期，中日的交往逐步加强。汉武帝时，日本30多个邦国先后派遣使者来到中国；东汉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派遣使臣与汉通好，汉光武帝刘秀遂以“汉倭奴国王”金印相赠，这颗金印已在日本九州志贺岛崎村出土。三国魏景初二年（238年），邪马台倭国女王遣使到达洛阳，在此后的十年中，魏和倭女王国正式通使来往达六次之多。同一时期，中国技术人员也不断移居日本，他们中有纺织、养蚕和缫丝能手，有裁缝师、陶工以及厨师等，带去中国的先进技术，使日本衣服裁缝和养蚕缫丝工艺有了长足的进步。同时，中国的文化艺术和学术思想也传入日本。日本原无文字，公元1世纪中叶，汉字传入日本；6世纪时，通过由百济相继渡日的五经博士、历博士和医博士等学者的介绍，中国的儒学思想传入日本；梁武帝时，佛教也由百济传入日本。从此，中国的儒学思想和佛教学说在日本广泛流传。
2．隋唐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
隋唐时期的日本，正处于奴隶制瓦解、封建制确立和巩固的阶段。对唐朝的昌盛极为赞赏。因此纷纷派遣使者、留学生和学问僧等直接到中国学习唐朝的文化，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达到鼎盛时期。
唐贞观五年（631年），日本派出由留学生和学问僧组成的第一次遣唐使，直到开成三年（838年）为止，共派出遣唐使13次，加上“迎入唐使”与“送客唐使”6次，合计19次。这些学问僧和留学生常常留居中国，有的长达20至40年，其中着名的有晁衡、高向玄理、桔逸势、道慈、僧曼、南渊清安、吉备真备、玄昉、空海、最澄等，他们学习中国文化及各种专门知识，对传播中国文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据日本9世纪末编写的《日本见在书目录》记载，当时日本所存汉文书有1579部，16000多卷，内容涉及文学、哲学、史学、艺术、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总之，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在政治经济制度方面：隋文帝仁寿三年（603年），日本推古女王的摄政太子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兼取中国的儒、法、墨及佛家思想，结合日本实际情况制定了《十七条宪法》，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的中央集权制的政治纲领。唐贞观十九年（645年），日本模仿中国唐代的典章制度，进行大化革新，在中国长期留学的高向玄理和僧曼参议国家大事。他们模仿唐朝的方法，罢私有庄田，施行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制；造户籍；修京师官署；参考唐律，颁布《大宝律令》；改革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在中央设立二官八省制，与中国三省六部制相似；天皇年号、谥法、陵寝，也仿效中国；就连武则天当女皇，也使日本出现不少女皇帝。
在教育方面：日本仿唐制，在京师设大学，各国设国学，学制逐渐完善；学科分明经、经传、明法、书算等；各科设有博士、助教进行讲授；各科的学习内容和唐朝相仿，唐律成为日本刑名学的中心内容；模仿唐朝科举制度。通过考试任命官吏；留唐多年的吉备真备倡导在学校行释奠礼。
在佛教和哲学思想方面：唐初，到中国的学问僧达90余人，他们在中国学习佛教的各种经典、各种宗派，使中国化的佛教在日本广泛流传，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日本民族的佛教宗派。唐高宗时，日本僧人智能、智先随玄奘学法，归国后成为日本佛教法相宗的创始人；武则天时，日本学问僧道慈在长安学三论，后来成为日本三论宗的鼻祖；圆行在中国学密教；最澄、圆仁学天台宗；空海、道邃学真言宗。另外，中国的高僧也东渡日本传法，着名的为鉴真和尚，他六次东渡日本，建戒坛院，替圣武太上皇授戒，担任大僧都，被赋以授戒传律的大权，并建唐律招提大寺，成为日本律宗的祖庙，鉴真大师也被尊奉为律宗的祖师。这些中国化的佛教传入日本，有的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有的成为贵族佛教。到平安末期，产生了日本自己的佛教宗派——净土宗、净土真宗和日莲宗等。
儒家思想传入日本后，深刻地影响着日本的思想界，儒经成为日本士大夫的必读书籍。吉备真备归国后，在东宫传授《礼记》、《汉书》等。日本出现了不少精通经史的儒学者，如菅原氏清公、是善、道真三世皆精通经史，为文章博士，被称为儒学世家，所作的诗文，也都是宣传忠孝仁爱、纲常名教的精义。
在语言文学方面：公元8世纪，吉备真备和空海在日本人利用中国汉字标音记意的基础上，创造了日本语字母“片假名”和“平假名”，这些新体文字的发明，大大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日文的词汇和文法也直接受到汉语的影响。至今日本教科书和官方文件中使用的汉字仍有1850个。
唐代丰富多彩的文学，深受日本人士所喜爱。唐朝着名作家的诗文集相继东传日本，形象鲜明、语言通俗的白居易诗，尤为日本人士所欣赏。白居易的长诗《长恨歌》和《琵琶行》流传更广，甚至被编成戏曲演唱。中国文学史上的文体也影响日本。成书于唐中叶的日本最古老的汉诗文集《怀风藻》、《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深受六朝及唐初的骈骊文体的影响。《经国集》中载有嵯峨帝杂言渔歌，仿效张志和《渔父》辞，为日本填词的开端；最古老的和歌《万叶集》仿效中国《诗经》的形式；五七调在中国五七言诗的基础上确立；长歌模仿中国乐府古诗；日本最着名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相壶卷，袭取《长恨歌》的意境。此外。游宴、赠答、和歌、题咏、送别等，也都吸收唐诗人的意境。唐后期，汉文学在日本渐趋退步，和文学勃兴。但和文学中仍带有不少汉文学的成分。
在艺术方面：唐朝的音乐、绘画、雕塑、书法、工艺美术等也纷纷传入日本。日本吸取唐代的乐制，并派留学生来华学习唐乐。日本宫廷延请唐乐师教授音乐。中国的乐书、乐器也传入日本，据记载，当时传人日本的隋唐乐曲有150多部；吉备真备带回乐器铜律管、方响和《乐书要录》10卷，现存于日本奈良市正仓院内的文物中有不少唐代传去的乐器和舞蹈用的服装器具，如唐琵琶、曲项及唐古乐《破阵乐》袄子、大刀等，这些器物和书籍对发展日本音乐起了重要作用。
随着佛教的传入和大量寺院的建筑，中国的造佛工、造寺工等也相随东渡，他们把中国的佛教艺术传到日本，促进了日本绘画和装饰画的发展，并产生了新的日本画派——唐绘。日本书法艺术起源于中国。中国的碑铭拓本与名家书法，亦由遣唐使和学问僧携回。最澄所带回的《书法目录》中即有17种，其中包括真草行法帖，王羲之、王献之、欧阳询、褚遂良等的笔迹。日本空海和尚善于书法，真、草、行、隶、篆俱佳，被誉为“五笔和尚”，其字体神韵跃动，具龙翔凤翥之观，与嵯峨天皇、桔逸势并称为日本书法“三笔”。
在科学技术方面：唐朝先进的生产技术、天文历法、医学、数学、建筑、雕板印刷等陆续东传日本。
中国式的犁和名为唐钁的大型锄传入日本，并开始普遍使用。日本依照唐朝的水车，制造了手推、牛拉、脚踏等不同类型的水车。在日本历史典籍中还保留着唐锹、唐竿、唐箕、唐碓、唐臼等器物名称。
唐朝的《大衍历》、《宣明历》等天文历法，被日本所采用。
中国着名的医学着作《素问》、《难经》、《脉经》、《甲乙经》、《黄帝针经》、《张仲景方》、《神农本草》和隋唐时期的医学巨着《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唐新本草》等先后东传日本，日本结合本国的医疗实践经验，创造了“汉方医学”。
7世纪以前，日本没有固定的都城。唐延载元年（694年）兴建了第一个都城藤原京，以后相继兴建了平城京、平安京，无论是建筑布局、建筑风格，还是建筑材料，均模仿唐长安城。
在生活习俗方面：中国唐朝的打马毽、角抵、围棋等体育项目也先后传入日本。茶叶于奈良时期传入日本，开始当药用，到平安时期，日本兴起喝茶之风。唐服传入日本，如今传圣德太子像冠漆纱，就是唐代的幞头；袍子缺腋，就是唐服的缺骻袍。
中国的节令风俗等陆续传到日本，如端阳竞渡，饮菖蒲酒；七夕乞巧；中秋赏月；重九登高；岁除大傩、祭天地祖宗等。
3．宋元明清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
宋元明清时期，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虽不及唐代兴盛，但仍相当频繁，僧侣的交往，仍然在其中起重要的作用。
在佛教和哲学思想方面：完全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禅宗传入日本，被武士阶级用来作为巩固自己统治的工具。这时期，日本的僧侣到中国主要是学习中国的禅宗。与此同时，中国的禅僧为在日本兴禅也开始“游行化导”。公元1246年，中国禅僧兰溪道隆到达日本，在日本传播禅宗32年，奠定日本禅宗的基础。随后中国名僧兀庵普宁、大休正念、无学祖元等东渡日本，把中国禅宗一整套理论仪式移植到日本，促进了禅宗在日本的发展，并渗透到日本政治生活中。清初福建福清黄蘖山主持隐元东渡日本，开万福寺于宇治，成为日本黄蘖宗的始祖；自隐元以后，十三世主持皆为华僧，形成“黄蘖文化”，迄今此宗派仍有佛寺501座，信徒80000余人。通过中国禅僧的努力，禅宗在日本生根开花，成为日本佛教中的-个重要宗派。
理学从12世纪末到13世纪初传入日本。公元1168年和公元1187年，日本临济宗开山祖荣西两次来华，与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弟子窦从周、钟唐杰交游，学习理学。公元1199年，日本俊芿和尚留学中国，13年后归国时，把大量的理学书籍带回日本，从此理学开始传入日本。元代中国僧人宁一山到达日本。在传播佛教的同时也传播理学。随后，在室町时代日本出现了虎关师烁、中岩圆月等兼通儒学的禅僧。在中日僧侣努力下。理学在日本迅速传播，逐渐成为一种思想潮流，为江户时代汉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日本人中江藤树，认真研究王守仁的《阳明全集》和王畿的《龙溪语录》，服膺其说，成为日本阳明学的祖师，被称为近江圣人。
17世纪初，日本进入江户幕府统治时期，为维护封建统治，大力推崇儒学。建孔子庙，设立官学，以四书、五经、《左传》、《史记》、《资治通鉴》、《通鉴纲目》等为教科书。五代将军德川纲吉还亲自向重臣讲授儒家经典，先后持续八年，儒学普及到中层社会。
明朝遗民朱舜水于公元1659年东渡日本，被江户幕府奉为政治教育最高顾问。他主张尊王贱霸，排斥异端，提倡清议，重礼仪，尚实用，敬神崇儒，重节义，明廉耻，使日本神道与儒学合二为一。他的弟子很多，发展成为水户学派。在他的陶冶下，出现了江户时代第一个史学家和文章家安积觉。
在语言文学方面：前往日本的中国禅僧均用汉语宣传禅学宗旨，使日本语吸收了大量汉语词汇，大大丰富了日本语的语汇。虽然日本人也创造了一些中国没有的汉字，但为数甚少，总共只有134个，仅占日本所用汉字的0．2％，并且这些日本造的汉字，也多采用中文的会意、形声、假借等传统的六书造字法创制。
这一时期，日本作家大量采用中国故事，或意译改编中国小说。源隆国作的《今昔物语》，收入中国故事80多条。源光行着的《蒙求和歌》基本上是宋朝徐子光《蒙求补注》的译作。《唐物语》是用和文写中国故事。藤原茂范作《唐镜》，用和文记述伏羲到宋太祖的历史。镰仓时代的宴曲、室町时代的谣曲，都受中国歌谣的影响。
在艺术方面：宋明时代，中国美术、绘画等均给日本以很深的影响。通过两国禅僧交流互访，中国梁楷、马远等人的绘画传入日本，深受日本人喜爱；金刚智、善无畏、大广智、一行、惠果及龙猛、龙智、弘法大师等真言八祖肖像画也传入日本，成为日本肖像画法的基础。同时，不少中国画家到日本定居，把中国绘画艺术和日本绘画艺术融会贯通，到10世纪，创立了大和绘画派。中国水墨画传入日本后，也备受青睐，不少画家纷纷吸收水墨法技艺，如画家雪舟，至老作画还眷眷于中国的风物，在画中表现浓重的中国景色。
在科技方面：宋朝铸佛大师陈和卿参预日本东大寺大佛的铸造，带去中国先进的冶铸技术，促进了日本冶铸业的发达。宋代，日本加藤四郎到达中国，学习中国制陶术，开创了日本制陶术的新纪元。清初，日本所制的陶器，绘以诗画，施以青白色的透明水彩，深受人们赞誉，称为元赟烧。
中国禅寺建筑也传入日本。公元1253年北条时赖时创建的建长寺，标志着日本开始具备禅宗建筑的规模，此后禅寺大多模仿宋朝禅寺的建筑式样，其回廊式样对民用建筑也有一定影响。
元末明初福建名雕刻家俞良甫先后携带数十名刻工东渡日本，刻印数十种图书，被称为“俞良甫版”。俞良甫还培养了不少日本雕刻新手，为日本雕版印刷业的发展作出贡献。清初，隐无法师及弟子继俞良甫之后。在日本刊刻了大量的佛经佛像，进一步促进了日本雕版印刷业的发展。
当然，日本在吸收中国文化的同时，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影响。
日本书法艺术大师空海和尚的墨迹在中国广泛流传，被收入我国书法名家选集之中。在中国绘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和绘也深受我国人民喜爱。漆器工艺原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日本在其基础上创新发展，发明泥金画漆，并反过来传入中国。日本的倭扇为中国折扇艺术的先导，倭扇书画艺术，被中国吸收，中国明代的红金扇、乌油描金扇，温州的赭红戏画扇，都受到日本倭扇艺术的影响。
二、中朝文化交流
1．隋唐以前的中朝文化交流
朝鲜和中国是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自古以来在文化上就有至为密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