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公元前1121年，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时，就“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燕、齐、越等地人民为了逃避苦役，不断泛海迁徙朝鲜，带去农业生产技术和铁器等生产工具。“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土地肥美，宜五谷。知蚕桑，作缣布”，“国出铁，濊（今江原道地区）、倭、马韩并从市之。凡诸（货）［贸］易，皆以铁为货。”由于朝鲜深受中国封建文化的影响，模仿汉朝的剥削方式和政治制度，未经奴隶社会而直接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
中国文化东传朝鲜，许多朝鲜人崇尚中国的儒教，背诵《诗经》、《春秋》等书籍，人名、地名也多取自《周易》卦名和十二地支，风俗习惯也有许多与中国相似。至今衣袖宽大的朝鲜服装还保存着中国古代的遗风。中国的天文学知识也在这一时期传入朝鲜。
魏晋南北朝时，朝鲜正处于三国时期，北边高句丽，西边百济，东边新罗。这三国同中国南北朝政权都保持经常性的来往。南朝的宋、梁政府应百济的请求，曾把《涅盘》等经文、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赠给百济。百济也把做工精细的手工艺品输入中国。由于互相往来密切，中国的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等书籍传入朝鲜，高句丽在太学里讲授经史，百济、新罗也先后设立儒学科目。中国的医药、历法等相继传入朝鲜。朝鲜的语言也吸收了不少汉语词汇，很多人能用汉文写作。与此同时，朝鲜的歌舞音乐也西传中国，《箜篌引》乐曲和新罗的伽椰琴等乐器传到中国后，深受中国人民喜爱，北周时，曾把高句丽、百济乐列入乐部，称为“国伎”。
公元372年，前秦苻坚遣使护送名僧顺道及佛像、经书赴高句丽，从此中国佛教开始传入朝鲜。一时间朝鲜半岛上佛教盛行，各地纷纷兴建寺庙，不断有僧人从中国到朝鲜宣讲佛法。随着佛教的传播，中国佛教建筑风格、佛像铸造技术等也传入朝鲜，朝鲜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本民族风格的佛教建筑艺术。如百济定林寺中高达十公尺的五层平济塔，以及新罗黄龙寺中耗铜数万斤的丈六铜佛代表了当时朝鲜佛教建筑艺术的成就。
2．隋唐时期的中朝文化交流
隋至唐初，朝鲜半岛上仍然是高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局面，它们都遣使和唐朝往来。公元676年，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加强了中朝的文化交流。
新罗商人来唐朝贸易的很多，北起登州、莱州（山东掖县），南到楚州、扬州，都有他们的足迹。楚州设有新罗馆，山东半岛的赤山、莱州等地设有新罗坊，坊中设有总管、翻译，为新罗人集中侨居的场所。新罗商人给唐朝带来了土特产品，并从唐朝贩回丝绸、瓷器、茶叶、书籍等物。
新罗还经常派大批留学生到长安学习。在当时唐朝的外国留学生中，新罗人最多。唐开成五年（840年），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一次就达百余人。新罗留学生中有不少人参加唐朝的科举考试，有的人进士及第后，留在唐朝做官。如崔致远十二岁时人唐求学，十八岁考取进士，曾任溧水县尉、侍御史、内供奉等职，他着有《桂苑笔耕集》20卷、《四六集》1卷。新罗留学生在吸收和传播唐文化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唐朝文化对新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在政治方面：新罗仿效唐朝的政治制度改造其行政组织，设宰相、侍中、司农卿、太府令等官职；在中央设执事省，相当于唐朝的尚书省；地方行政区有州、郡、县、乡，也和唐朝相似。公元788年，新罗采用科举制来选拔官吏，以《左传》、《礼记》、《孝经》为主要考试科目。因之中国的典籍和诸子书、《文选》、《晋书》、诗文等大量东传新罗。
在文字方面：7世纪末，新罗学者薛聪创造了“吏读”法，用汉字作为音符来标记朝鲜语的助词、助动词等，帮助阅读汉文，对文化的普及起了推动作用。
此外，朝鲜设有医学、天文和漏刻博士来研究唐朝的医学、天文和历法，并应用中国的历法。新罗首都平壤城的建筑，也仿效唐长安，分宫城、皇城、外廓城。
同时，朝鲜文化也对唐朝产生一定的影响。高丽乐深受唐人的欢迎，在长安居住着不少的朝鲜音乐家，他们对中朝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在唐朝的进口货物中，从新罗进口的数量居首位，有牛黄、人参、海豹皮、马、朝霞绸、金银等，丰富了中国人的经济生活。
3．宋元明清时期的中朝文化交流
宋代中朝关系更为密切。
据《宋史·高丽传》记载，高丽使臣入宋约38次，宋使往高丽约15次。高丽使者每次都向宋朝馈赠良马、兵器、青瓷、人参、药材等，还多次派遣留学生来华学习文化和先进技术。宋朝每次也以丝绸、茶叶、玳瑁、漆器、钱币等回赠。宣和五年（1123年）出使高丽的徐兢受到高丽政府的隆重接待，回国后，写了《宣和奉使高丽图经》40卷，内容共300多条，举凡高丽“建国立政之体，风俗事物之宜”，都描写得颇为详尽。
两宋时期，到中国求法和留学的高丽僧人数量很多，在两国文化交流史上起了积极的作用。其中以义天的贡献最大。元丰八年（1085年）四月，他从朝鲜来到中国，学习佛教教义，收集佛经章疏3000多卷。回国后编成《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其中收书1000部，共4700多卷，并按目录镂版刊刻，为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作出贡献。淳化二年（991年），宋政府将《大藏经》印本赠送给朝鲜。以后，宋政府又多次赠书给朝鲜，包括九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在中国影响下，朝鲜学会了雕板印刷技术。13世纪活字印刷传入朝鲜，朝鲜在此基础上铸造铜活字，并反过来传入中国。
元朝时，中朝文化交流继续进行。中朝之间互相学习对方的造船技术。棉花成功地从中国移植到高丽。高丽的千里马也不断输入中国。
由于长期使用汉字，朝鲜人士都很重视书法艺术。中国书法家赵孟頫的作品传人高丽，并广泛流行，在高丽习赵体蔚然成风。15世纪，高丽在使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谚文”，把朝鲜文字拼音化，易学便用。
朝鲜重视发展中医药学，编着《西方类聚》、《东医宝鉴》等巨着，丰富了中国医学。
（第二节）中国古代同东南亚、南亚的文化交流
东南亚、南亚是中国的近邻，同时，又处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上，因此，中国古代同东南亚、南亚的交往相当密切。双方在文化交流中，互相吸取对方的文化精华，共同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
一、中国古代同东南亚的文化交流
1．隋唐以前中国同东南亚的文化交流
汉承秦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郡县制，在今越南北部一带设交趾、象郡二郡，加强了中国同东南亚的联系。东南亚各国纷纷遣使中国。汉武帝时，叶调国（今印尼）派遣使节跨海来华访问。公元87年。缅甸北部的掸国遣使，向汉王朝赠送珍品。这些使臣带来宝石、翡翠、木棉、犀牛、象牙、明珠、璧、玻璃等，从中国带回丝织品等物品。
三国时，孙权派遣朱应、康泰等访问扶南（今柬埔寨），他们对东南亚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足迹遍及东南亚，积累了大量资料，编成《扶南异物志》等。晋太康七年（286年），“扶南等二十一国……遣使来献”。据统计，在魏晋南北朝300多年间，扶南国遣使中国达30多次。
频繁的交往，使中国先进的科学技术源源不断传入东南亚。诸葛亮南征，给西南人民带去先进的农耕技术，这些技术不久就传入缅甸，至今仍在沿用。中国灌溉水车、建筑、造纸、纺织、医药等技术在交趾国被利用推广。如交趾应用中国的造纸技术。以密香树皮为原料，制造出密香纸；中医在交趾被称为北医。中国的制酒、养蚕术这时期传到老挝。与此同时，东南亚国家的先进技术，如越南的琉璃制造技术也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玻璃制造技术的发展。
这个时期，中国同东南亚的文化交流还扩展到宗教领域。在东南亚使臣带来的珍品中，以佛像类的宗教艺术品占多数。如白檀佛像、珊瑚佛像等。来华的东南亚僧侣很多，其中着名的有扶南高僧曼陀罗、僧伽婆罗、须菩提等。他们在中国译经传论，弘扬佛法。梁武帝时，在京城设立“扶南馆”，作为扶南使者下榻和扶南高僧译经传论的场所。中国的佛教文化对东南亚也产生影响，如缅语中一些佛教词语南无、罗汉、喇嘛、佛爷等都源于汉语。
2．隋唐时期中国同东南亚的文化交流
隋唐时期，中国与东南亚的使节往返日趋频繁，并且规模大、规格高。
继扶南而崛起的真腊国，在唐武德六年至元和九年（623－814年）的151年中，先后遣使中国达16次，天宝十二年（753年）真腊王子率领使团到达长安访问，唐玄宗赠其“果毅都尉”的称号。在印尼苏门答腊立国的室利佛逝、堕婆登和在爪哇立国的阁婆也多次遣使来华。贞观五年（631年），婆利、林邑、罗刹等三国联袂出使中国，唐朝宫廷画师为他们画像纪念。这些画像至今仍保存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内。随着使节往返的增多，大量的中国物品如金银器、缣帛、漆器、瓷器等也随之传到东南亚国家。唐朝诗人杜审言、刘禹锡、韩偓等访问越南，与越南诗人唱和答对，建立了浓厚的友谊。富有民族特色的扶南音乐与骠国乐、天竺乐在唐代被称为“南蛮三乐”，被中国音乐所吸收融合。骠国国王雍羌派歌舞乐团来华表演，轰动了长安城，着名诗人白居易、元稹等专题赋诗，描述这次演出的盛况。
3．宋元明清时期中国同东南亚的文化交流
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宋元明清时，中国同东南亚的文化交流进入一个新时期。
双方使节往返更加频繁。据统计，在宋代，占城（今越南）来华使者达40多次，印尼的室利佛逝来使30多次，交趾、蒲甘、阁婆、勃泥等也多次遣使来华。元朝，中国使者到达泰国，第一次用“暹罗”称呼泰国。公元1289－1299年间，暹罗王5次遣使访问中国。明代，中国同暹罗关系密切，遣使访问暹罗19次，暹罗使节来华102次。中国王朝对各国使节除热情款待外，还予以优厚的“回赐”。特别是郑和七下西洋，多次到达东南亚各国，进行了频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接触，给当地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这一时期，中国同东南亚的物品交流丰富多彩，东南亚向中国提供香药、犀牛、大象、珊瑚、琥珀、镔铁、玳瑁、玛瑙、苏木等；中国向东南亚输出金银器、农具、瓷器、漆器、茶叶等，其中以瓷器、丝织品和铜钱为最多。中国瓷器大量运往东南亚，成为当地人民不可缺少的日常生活用具。
同时，中国的科学技术也传入东南亚。14世纪中国瓷器工匠把瓷器制作技术传到暹罗，在索可泰等地建立瓷窑，生产瓷器。元朝，《授时历》传人越南，给越南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明朝，《大统历》、医学传入暹罗，阿瑜陀耶王朝时期，在暹罗都城中最有名望的医生都是中医。宋代移民和郑和下西洋带去的人员在东南亚定居，成为最早的华侨。他们带去的中国文化对当地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华人通事林曾编辑了第一部马来语字典《满剌加国译语》，为马来亚文化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促进了中国同东南亚的文化交流。
明末清初，由于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东南亚，此后中国同东南亚的文化交流几乎中断。
二、中国同南亚的文化交流
1．隋唐以前中国同南亚的文化交流
中国古代与南亚特别是印度的文化交流相当密切。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他的副使曾到达身毒（今印度、孟加拉国）。厨宾（今克什米尔）黄支（今印度马德拉斯地区），在汉武帝时与汉朝通使，揭开了中国与南亚文化交流的序幕。东汉至南北朝，中国与天竺的交往日趋频繁，并且发展了同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的关系。东汉明帝派蔡情到大月氏取经回来后，印度的僧侣大批来到中国，译佛经，传佛学，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这一时期，往返于中印之间的僧侣很多。据统计，从印度等国来华传教译经的僧侣有70多人，中国往印度等国取经的僧侣有90多人。其中最着名的为法显（撰有《佛国记》）。晋义熙二年（406年）狮子国送来高四尺二寸的五色玉像，供在瓦官寺内，与当时顾恺之的画、戴逵的塑像合称“三绝”。公元428年和公元527年，狮子国两次派使者来华，送来国书，联系密切。
2．隋唐及其以后中国与南亚的文化交流
隋唐时期对外关系出现新局面，与南亚的文化交流全面展开。此时，不但发展了与天竺、师子国的关系，而且和泥婆罗（今尼泊尔）开始了通使往来。
这时期，中印藏道开辟，成为中印双方交流的主要途径。唐初，中印双方开始了使节互访。公元641年，五天竺中的中天竺摩揭陀国国王派遣使者到长安。此后，两国交往日益频繁。公元668年和公元691年，五天竺国两次同时遣使与唐朝通好。中国使者也多次出使印度、尼泊尔，其中最着名的是王玄策三次出使印度。双方使者的往来，促进了文化交流。泥婆罗使者入唐，带来波凌（波菜）、酢菜、浑拉葱等，波凌至今仍是中国人民常见的蔬菜。经过不空金刚和尚的联络，中国和斯里兰卡正式通好，开始了文化交流。
此时，僧侣往返络绎不绝。西行求法的中国僧侣达52人，南亚来华高僧有16人，其中着名的中国高僧有玄奘和义净。他们到南亚取经求佛，既研究佛教经典和法规，也考察南亚诸国的社会情况、风土人情，进行文化交流，分别编写了《大唐西域记》、《南海寄归内法传》等传世之作，为中国人研究南亚提供了宝贵材料。同时，随着佛教的深入传播，南亚的佛经翻译家不断来华，他们多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他们译出的佛教典籍，现存于汉文《大藏经》中的就有1520部，5620卷，为我国佛教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中国与南亚交往的频繁，双方文化交流的扩展，对各自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中国文化对南亚文化的影响不可低估。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道教就已传到印度。唐太宗时已将老子《道德经》译成梵文。王玄策三次出使印度，向印度各国传播道教的基本理论和礼仪，使阿萨密的许多习俗和礼仪由此染上道教的风气。
筹算乘除法传入印度后，演变为“土算盘法”。印度的水漏计时器“加利”和中国“漏刻”酷似。中国的造纸术传人印度。从而结束了印度用白桦树皮和贝叶写字的时代。随后，造纸术又传人尼泊尔。
同时，南亚文化大规模传人中国，也给中国文化带来一股清新之风。
在语言文学方面：佛教经典的大量翻译，在中国士大夫中掀起了学习梵语的热潮，促进了中国音韵学的发展，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变文。
在艺术方面：南亚的佛教艺术（寺院建筑、雕塑、绘画）传人中国，被中国吸收利用，形成具有中国独特风格的佛教艺术。太原天龙山、洛阳龙门石窟就是杰出的代表。其中，中国工匠将印度四方座基或半圆形的窣堵波加以创造性的改变，形成中国特有的造型美观、千姿百态的佛塔。塔的建筑式样繁多，有楼阁式、密檐式和搴堵波式塔等。印度的音乐——天竺乐传入中国，成为唐代十部乐中的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