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革的时代是人才辈出的时代。春秋战国时代最杰出的人才是所谓诸子百家。这是一个学派林和人才群。西汉末的大学者刘歆（？～23）在他的《七略》中把春秋至汉初的学派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10派，摘录了189个学者的4324篇著作——这些原著是写在竹简、木牍或丝帛上的。实际上的人物和著作远远超出这个数量。因为秦始皇在刘歆之前已烧毁了不少各国书籍。
春秋战国时出现了灿若群星的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教育家、军事家、科学家，其中有些人成了中国历史上创新学派的一代宗师。他们的活动汇入了当时那个复杂变革社会的股股潮流中，他们的思想作为那个时代的精神闪电，其雷声传遍了整个中国历史的天空。
老子（春秋末年人），是周朝守藏室的官员，研究过大量的古代文献。他把道看成宇宙的本原，用抽象的道代替了天命和鬼神。反映老子思想的《道德经》中充满了关于自然、社会和人事的辩证法思想。显然，作为衰微中的周王室的官员，老子看到了当时社会的危机。他主张在放弃旧的礼治的同时弱化知识和智慧，绝巧弃利，退回到理想化了的古代小国寡民社会中去。在政治方面他主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以不变应万变，无为而治。
庄周（前369～前286），宋国人，是老子思想的追随者。庄周在对社会作了深刻反思之后产生了退隐遁世之意。老庄的思想在中国后世的哲学、宗教、政治和文化领域有着深刻的影响，其中最典型的是辩证法哲学、道教和无为政治。对科学技术来说，后来的道家的最大贡献是通过炼丹增长了化学知识、药物知识和发明了火药。
孔子（前551～前473），生于鲁国。他的思想完全通过教育途径传播，他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在他的门下有“贤人七十二，弟子三千”。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周公的理想正在被现实所粉碎。作为旧贵族中的一员，他的社会地位受到了新势力的排挤，所以他有恢复原有的社会秩序的愿望，但他又提出了一些新的伦理思想和治国思想。仁是他最高的思想道德标准。他主张举贤才，减轻人民负担，济贫而不济富，在上者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在下者不要僭越，人们各守其业，各司其职，相待以礼。显然，对于当时醉心于谋求霸业的诸侯、与诸侯王公争势的新贵以及一部分力图改变社会地位的平民和奴隶们来说，孔子的学说是不会受欢迎的。孔子还主张对大多数劳动者进行教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认为：“学也，禄在其中也；耕也，馁在其中也。”这是看重脑力劳动和看轻体力劳动的观点。
孟子（前372～前289），是孔子的继承者。孟子受教于子思（孔子的孙子）的门人，他以平治天下为抱负，相信人的本性是善的，也主张施仁政，并主张平均赋税和保护工商业。和孔子一样，他在政治上也不得志。后来孔孟得到中国帝王和官家的尊崇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学说中包含着深厚的政治伦理和文化内涵，而且礼义学说有助于稳定等级制度。
墨子（前468～前376），宋国人，长住在鲁国。他当过宋国大夫，后来在列国游学。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广泛系统地研究过技术和自然科学并留下业绩的古代科学家。另外他还研究社会问题，办私人教育。在他的倡导下，他的学生和这个学派的后辈们研究了大量的光学、力学、数学和逻辑等方面的问题。除了逻辑在当时还有名家更多地研究之外，他们在以上各门科学方面的工作都是开创性的。
在光学方面，墨子及其学生通过实验对小孔成像原理作了正确阐述，对光源和物影之间的关系作了正确解释，研究了凹凸镜的成像原理，在力学方面对杠杆、力和力矩作了定性研究。据《庄子》记述，当时利用杠杆原理的工具桔槔已经普遍使用。墨家的研究表明当时中国人正在发明天平和杆秤。其中后者是中国古代最主要的衡器之一。另外，墨家还直观地描述了浮力现象和机械运动，对时间、空间和位置之间的关系有了初步认识，还研究了材料在负重情况下的挠度。在几何学方面，这一学派已基本正确地定义了平、直、圆等概念，对点、线、面、体等概念都已给予了说明，并且还有了类似于极限的概念。墨子学派这些科学成就同略早一些的希腊学者泰勒斯（前624～前546）、毕达哥拉斯（前584～前497）以及略晚一些的欧几里得（前323～前235）和阿基米德（前287～前212）的风格相似。很明显，墨家学派在研究上述科学的基本概念和自然现象时已走到了数量科学的大门口。从理论上讲，沿着这条道路完全可以进入以数学方法和实验方法为主要特征的近代科学领域。但历史的脚步并不简单地遵循自然科学的理论逻辑。
墨家学派产生于战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当时除了王公控制的工商业之外，一部分贵族和平民也在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中积累起相当充分的财富。他们利用财富参与政治生活，一部分人也因为拥有财富而有条件从事与手工业和商业有关的独立的学术研究。在战国之后，中国进入了政治上统一的新阶段，官府基本上控制了大型的手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活动，并通过政治和文化手段把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变成为政治服务的官僚，科学事业日益变成了官吏的副业。手工业者和商人们社会地位低下，经济上没有大的实力，社会也不可能产生和他们利益攸关的知识分子阶层了。所以，墨家学派的传统也就没有得到后世学人的重视和发扬。
曾经做过工匠的墨子在政治上是手工业小生产者的代言人。他对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不很在意，但很注重社会上发生的实际问题。他主张以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来解决人与人的利益冲突，提倡节俭和崇尚贤才，反对兼并战争，这又过于理想化。在中国建立了统一的专制王权之后，墨子的社会学说同样由于对皇权政治没有太大帮助而被存放在古代的思想库中。
荀子（前313～前238），是战国末期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大教育家和思想家。他的名篇《劝学》脍炙人口，流传两千多年，语言生动而思想深刻，循循善诱而给人启迪。他的《天论》用阴阳来说明万物的产生和变化。当时的阴阳家们除了用阴阳学说来解释自然现象之外，还用来解释神鬼之事。荀子不属于阴阳家，但他用阴阳的对立来驱除鬼神在自然现象中的幽灵。与孟子相反，他相信人的本性是恶的，但他又和孔子一样认为礼义是政治的出发点，应该用教化来使人隐恶扬善，用刑法来惩戒罪行。而且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有贤能的君子在位，法才能推行和起到作用。他的学生韩非和李斯是著名法家人物。荀子说过“才行反时者杀无赦”，这显然有几分专横的味道。和孔子、孟子不同的是，荀子没有把全部精力放在人和人的关系方面，他心里装着更加生动和丰富的自然界现象。他在《荀子·强兵》中对青铜铸造工艺做了研究，“刑范正，合锡美，工冶巧，火齐得”是他所总结的工艺要点。
军事家。频繁的战争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春秋时在吴国当过将军的孙武说过：“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兵也就是战争，是人与人智、勇、力、技的大规模激烈搏斗。尽管当时是以兵车和铜铁武器作战，但孙武所写的《孙子兵法》证明他对军事斗争艺术的认识在军事科学上占有一席永恒的地位（他的著作不但成为中国历代军事家的经典，今天仍然是许多世界第一流的高等军事院校和高级将领的必读书）。在当时蜚声于世的大军事家有鲁将曹刿（前684年在世），齐国大夫司马穰苴（前575年前后在世），孙武（前512年为吴将）和他的后代孙膑（与孟轲、商鞅同时代），燕将乐毅，秦将白起（？～前257），赵国名将廉颇和李牧（？～前228），秦始皇时秦国的大将王翦。这个时期流传下来的著作除了孙武和孙膑的兵书之外，还有战国时军事家们修改补著的相传为周初姜尚所作的《六韬》和战国中期曾给魏惠王讲过课的军事理论家尉缭的名著《尉缭子》。
医学家。自从西周巫医分流之后，专业的医生就产生了。到春秋战国时代，古代中国的医学传统基本上形成了。最著名的医生大概是春秋时的秦国医生医和（约前600～前500年间）及生于河北任丘的秦越人（号扁鹊，战国时人，在各地行医）。医和提出了“阴阳风雨晦明”六气致病说，扁鹊运用望色、闻声、问病、切脉的四诊法诊病，还能熟练地应用石砭、针灸、按摩、汤液、熨帖、手术、吹耳、导引等各种方法综合治疗。在治疗中他坚持信巫不信医则不治的原则。扁鹊治好了虢国太子的假死之症而获得了能起死回生的美誉，不过，在为秦武王治病时他被妒忌他的医术而拥有权力的太医令李醯害死。
春秋战国时医学家们的学术成果和医疗经验集中反映在战国晚期成书的医学理论巨著《黄帝内经》中。该书分为《素问》和《灵枢》两部，共18卷162篇。这部书是以黄帝和岐伯、雷公讨论的方式写成的，其中《灵枢》是关于针灸问题的。此书是古代名医的经验荟萃，奠定了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基础（它指导了从古到今的中国传统医学理论的研究和医疗实践，而且作为一部科学名著在现代还吸引着世界上许多医学家和科学史家）。《黄帝内经》的哲学是阴阳五行学说，但它在认识人体和把握生命现象时既有“天人合一”的视角，又有“天人相分”的视角，强调保持和恢复健康的养生和医疗活动既有顺应自然的一面，又有战胜自然的一面。这大概是中医中药学这株中国古代科学中惟一的常青之树生命力不衰的主要原因。《黄帝内经》最重要的特色是对人体的整体观点，系统的脏腑经络学说，治本思想和综合辨证论治的方法。它的整体观念也同远古时代人们猜想自然现象和人的生理、心理现象之间存在着直接必然的联系有关。根据《黄帝内经》，天地为大宇宙，人体为小宇宙。另外，近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五十二病方》、《导引图》等医学典籍也是春秋战国时医学家们的遗产，这使我们看到了当时医疗事业的盛况。当然，既然医是从巫中分流出来的，就不能保证新的医学家们不带有和巫术幻想有关的新幻想——这时已有一部分医药学家开始醉心于炼制不死之药，风水先生和神婆也时常光顾病人。
天文学家。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天子威势的下降，周公观星台就不再是天文学的中心了。另外，由于春秋五霸的崛起、田氏代齐、三家分晋，战国争雄的天下“争于攻取，兵鞭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焦苦，臣主共忧患，其察讥详候星气尤急”（《史记·天官书》）。动荡和变乱使人们感到命运之难以把握，占星以测吉凶受到重视。根据《史记》和《晋书·天文志》记，当时在华夏各诸侯国活动的天文学家中，鲁有梓慎（生卒年不详），晋有卜偃（前660年左右在世），郑有裨灶（与孔子同时代），宋有子韦（前480年左右在世），齐有甘德，楚有唐昧，赵有尹皋，魏有石申（这四人活动于前400—前300年间）。天文学家们观测恒星、行星，并计算行星运行周期，绘制星图星表，记录日食、彗星、流星等异常天文现象，制定和改进历法，也根据观测到的星象云气寻查吉凶的预兆。他们在当时已把天球上黄赤道带附近的恒星分为28个组（二十八宿），这是一个重要的观测、描述和记录天象的参考系。他们的这些工作为中国古代天文学奠定了基础。由于当时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占星，所以他们既是天文学家，也是占星家。
甘德写过《天文星占》八卷著作，石申也曾著《天文》八卷（已遗佚）。甘、石二人在当时已确定出火星年为1.9年（实为1.88年），木星年为12年（实为11.86年）。甘德在当时已用肉眼发现了木卫三。石申认识到月亮的速度是变化的。石申所测绘的石氏星表上有121颗恒星的天球赤道坐标值和黄道内外度。这个星表是中国古代恒星定量观测的重大成果，也是世界最早的星表之一。尤其惊人的是，石申所使用的天球赤道坐标和现代天文学上的坐标是一致的。几乎与石申同时，希腊古典时期的数学家、天文学家欧多克索（前408～前355）也正在建立他的同心球宇宙几何模型。
中国古代天文学家们的天象记录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在春秋战国时期所留下的日食记录有50次，其准确程度相当高。不过当时还没有留下预言日月食的可靠记录，这一工作在希腊人那里比较早，据说泰勒斯（前624～前546）在世时已经能利用巴比伦人和埃及人的天文观测材料预言日食。中国人在西汉（前206～公元5）时也能够比较准确地计算和预言日月食的发生。
公元前613年的哈雷彗星被当时的中国天文学家记录在案：“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春秋·文公十四年》）。这是对这位太阳系的“浪子”的最早一次记录。在此之后，历代的中国天文学家全部记下了每76年飞临一次地球的这颗彗星的出现。但是古代中国人把彗星视为不祥的预兆（扫帚星），人们过分地把天文现象同社会现象联系起来，牵强附会地解释天文现象，而不去对天的独立的规律性作进一步思考，故而天文学家没有考虑到这颗彗星行踪的周期性，而把发现这颗星的飞行周期的荣誉留给了一千多年后的英国人哈雷（1656～1743）。除了彗星之外，公元前687年天琴座的流星雨也被记录下来，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确切记录：“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春秋·庄公七年》）中国古代这种记录的次数积累到了180次以上。到西汉时，中国人已经发现落在地上的流星不过只是石头而已，同时也还有人相信天上住着神仙。
当时天文学家的成就还表现在春秋后期的古四分历上，一回归年被分为365天，19年7闰。这个相当精确的数字希腊人默冬晚了100年左右才发现，在西方的应用则推迟到约500年后的恺撒（前100—前44）时期。从战国开始，由于大国称王，流行的四分历有黄帝、颛顼、夏、殷、周、鲁等六种，它们只是起算的年份（历元）和岁首（每年开始的月份）不同。四分历所采用的365这个数字的重要性还反映在天文测量上，在《周髀算经》中，为了测定28宿的方位，圆被分成365度。另外，24节气的划分和安排在战国时期已经齐备。24节气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即使在今天，在确定农时方面还是比公历重要。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历法对于农耕是至关重要的，有需要就会有发展。后来的皇帝也把修订历法看成和自己的统治相关的大事。但古代的天文学都是在以地为中心的宇宙观指导下进行观测研究的。
宇宙学家。宇宙是比天更大的概念，宇宙学也比天文学更抽象。西周初期诞生的《周易》表明当时的思想家已经根据阴阳和八卦理论形成了一种把天地宇宙间的自然现象和人间的社会现象联系在一起的学说。这种有占卜性质的学问在理论上是模糊的，在解释现象之间的联系方面也是模糊的，不能对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作出确定的判断。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革命和思想解放使一大批人已不再满足前代天文学家兼卜师的思想，产生了追问天地宇宙本原的愿望。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一旦找到一个宇宙本原，就会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找到更加明快和合理的解释，从而使人的理智从曾经把卜师和天文学家关在一起的迷宫中走出来。
当时人们的出发点当然还是中国古老的哲学土壤。春秋初郑国的史伯以为金木水火土五行杂生万物，齐国的《管子》的作者们以为水是万物的本原，而且大地由于浮在水上而不陷，天因运动而不下塌。他们对水的重视可能是由于齐国濒临大海的缘故。《黄帝内经》的作者们认为阴阳是万物的本原：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周易》中的阴阳学说在这里不再与充满随机性和偶然性的人事搅在一起，而和能够在实际生活中检验的医学结合在一起了。在阴阳和五行学说之外，战国中期曾到齐国著名的稷下学宫活动的宋国人宋和尹文提出气是万物本原：“凡物之精，比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故名气。”（《管子·内业》）显然，这里的气还和鬼神在天地之间“和平共处”。荀子否定了宋、尹二人的观点：“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鬼神在这里被赶走了。元气说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人们对万物本原认识方面最有影响的学说。另外，春秋战国时继承《周易》思想的《易传》的作者们发挥了《周易》的思想，他们把太极看作万物的本原：“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战国时楚国的诗人屈原（前340～前278）在《天问》中所提的问题则大大超出了宇宙天文的范围，它包括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中大量的未解之谜。作为政治家和文学家的屈原能提出无数自然方面的问题，说明当时有学识的人已经开始独立自主地思考各种自然现象，占卜师的解释已不再令人满足，这位政治际遇不顺的思想家对天地万物都产生了巨大的困惑。
尸佼（前400～前300年间）给出了宇宙的定义：“四方上下日宇，古往今来曰宙。”（《尸子》）关于宇宙之有限与无限的问题，庄子和他的朋友惠施（约前370～前310）有十分精彩的论述。庄子认为天远而无所至极，在惠施看来，“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这是宇宙的无限；“至小无内，谓之小一”，这是物质的最小（《庄子·天下》）。在《庄子·逍遥游》中，庄子认为：“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庄子在《天运》中曰：“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显然，哪怕是从近代科学的角度来理解天地日月的运行，这种由许多问句和一个肯定句表达的思想也似乎是难以超越了！关于天地的形状，当时最有影响的是经过春秋战国时学者加工的数学名著《周髀算经》中的盖天说。它是周代以来关于天地形状思想的总结性表述。在战国时列御寇所写的《列子·天瑞》中，则提出了地动的猜想：“运转靡已，大地密移，畴觉之哉！”《列子·天瑞》还用寓言方式讲了杞人忧天的故事。实际上，杞人所忧，正是现代天文学家之虑。
地理学家。人们活动疆域的扩大，各国交往的增加，生产和商业的发展，使人们的地理知识增加了，这也是生产、政治、军事发展的需要。尽管地理学家们的名字没有流传下来多少，但他们的著作却说明了当时的重要发现。中国古地理学著作中现存最早的《山海经》、《尚书·禹贡》、《管子·地员》等便是这个时期的产物。这些著作中还包含着大量的动植物、水文、矿产知识。所以，中国古代的地理学实际上也包含了地下的矿产（地质学的内容）和地上生存物（动植物）的学问。它们不是独立的、专门的地理学，但又比地理学内容更丰富。对于古代人来说，这种综合的地理学远比纯粹地理学更有价值。中国古代的地图绘制在战国以来已经有了相当的水平。《尚书·禹贡》的作者们按照夏朝九州的划分，用自然分区方法把全国分为九州，并对九州的山岭、河流、薮泽、土壤、交通、物产、贡赋等作了详细的记载（重点为黄河流域），尤其是把大禹的治水传说发展成了一部知识价值很高的古代地理著作。特别要提到当时被人们认为其语“闳大不经”的阴阳家邹衍（前305～前240），他提出了“大九州说”，认为全世界有九九八十一个州，中国（他称为赤县神州）只是其中之一。每九州为一个集合单位，称大九州，有小海环绕；九个大九州另有大海环绕，再往外便是天地的边际。驺衍是齐国人，居于大海之边，他的这个思想是一个伟大猜想。
在地理学方面还不得不提到风水。风水之说大概在远古时代人们离开天然岩洞开始自己筑造住室或在山坡上凿窑洞时就产生了。住所在人类生活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古人来说，安全、向阳、避风、临水、离劳作或获取食物的地方不太远等，都是他们在建造住所时需要充分考虑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风水便成了一种和风水先生（也称为阴阳家）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地理地形分类学。它和环境科学有关，但却用迷信和神鬼来解释，基本上是一种选择吉日和寻找建筑物和墓地（阳宅和阴宅）的吉祥地点的评价系统。西周时成熟的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直接渗入了风水，在风水中包含着地理地形分类学和环境知识、最古老的敬祖观念和死后有灵说。它直到今天仍然在部分人择居建房中起着作用。
数学家。这个时代的数学家还没有留下大名，但他们的成果却流传下来了。西汉时出世并传世的古代数学名著《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可能还有《孙子算经》等书，在这个时候已经成稿。其中《孙子算经》提出了著名的“物不知数”问题，引起了后世许多数学家的兴趣。从春秋时经常重新划分土地到战国时期废井田开阡陌的过程中，丈量土地和计算面积的工作相当多，商业的发展使算术有了长进，整个社会的计算水平提高了。墨家学派的几何学只是一部分成就，算筹的应用在老子时就已相当广泛，因而这位思想家说过“善数，不用筹策”的话。战国时代中国人已有了正负数的概念，在筹算时红算筹代表正数，黑算筹代表负数。从中国古代数学的传统看，古代的数学家们注重日常应用性问题的计算方法，但也有对抽象的几何学的研究。中国古代没有产生类似古希腊人的严密完美的几何学逻辑演绎体系，但这是难以苛求的。
以上是对春秋战国时代华夏人学术成就的一个简单归类和叙述。实际上当时问世的许多著作都具有百科全书（杂家）的性质，例如《夏小正》、《管子》、《墨经》、《吕氏春秋》等。另外，历史的封尘中肯定还有许多当时曾经完成但却一直未能传世的知识和学术文献，或许将来还会有新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