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昌济认为，中国人长期生活在腐朽黑暗的封建专制制度之下，养成了各种腐朽陈旧的思想观念、习惯势力、社会风气与奴隶根性。要想发展中国的实业，推动社会的进步，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全国人民的思想观念，转移社会风气，为发展中国的实业，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社会环境。
中国封建统治者的传统国策就是“重农抑商”，由此而形成了中国人的“崇官贱商”心理。这种“崇官贱商”心理成为发展中国实业的严重思想障碍。对此，杨昌济一方面尖锐地批判了中国的官本位思想，另一方面对那些能够自立自强、生财有道、经营有方的历史人物则高度称赞，树为榜样。他指出“吾国人有崇拜官吏之风。凡富商之末流，无不趋入官场者。趋入官场，则向来经营实业之能力，固以销蚀而事业衰矣。昔范蠡亡吴霸越，退而经营农业、商业，屡致千金。马援屯田畜牧于塞上，积谷万余石，牛、羊、马数千头。范蠡政治家也，马援军人也，而皆有经营实业之能力，如此独立自助，乃真不愧为大丈夫之事业。”他对晚清一位留学西洋学习农林之学的留学生，不愿接受张之洞月薪500元的高薪聘请，而自办农林畜牧业并发家致富之事非常赞叹，指出“此亦现在不可多得之人才也”。
杨昌济对清末民初一个叫王同春的人开发河套，变荒漠为良田的动人事迹，同样大力表彰。王同春从一个佃农，白手起家，凭着自己的聪明与勤奋，在塞外河套的荒漠中兴修水利，引黄灌溉，开垦出一块富足丰收的新天地“自南河沿岸以达河北，南北四百余里，东西六七百里。凡凿干渠四道，宽深皆与大河相等，支渠旁达无数。晋、秦、燕、豫贫民争趋之。日操畚锸者常数万人。岁获粮谷至巨万，馈运口内，不可胜计。茫茫荒野，至是乃村落云屯，富庶过于壮县。”杨昌济认为“此人乃现今能于实业界开辟领土之人，可方古之范蟹马援。社会中如此人才，不可多得，是不可不记也。”杨昌济如此热情地称赞宣传这些自立自强、生财有道、经营有方的实业界人物，就是要为全社会树立榜样，激励大家向他们学习，为发展中国的实力而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针对当时中国生产力十分落后、百业待兴的严峻现实，杨昌济认为，中国必须奋起直追，才能赶上世界先进各国。为此，他提出了勤劳、“惜时”、“为之者疾”的主张。他说：“吾人治事恒患力微，全赖积多数之时间以完成远大之事业。”“盖商业利在乘机，一有违误，则损失不可胜计。故东西各国成功之人，莫不以急起直追，一日千里，为趋事赴功之秘诀。吾国之人全不知时间之可贵，因循玩偈，万事皆堕坏于冥昧之中，甚非开国进取之气象也。”他主张，凡可今日办完的事就必须在今天办完，断不可留到明日去办，因为明天又有明天的事。如果把今天的事拖到明天去办，这样日复一日，事情越积越多，“事愈多而心愈纷，如欠债然，将终身无肃清之一日”。为了珍惜时间，提高办事效率，他提出应该尽量减少“无畏之应酬”，减少那些大讲排场、浪费钱财、浪费时间的酒席宴请。他高度赞扬谭嗣同办的“延年会”，说：“昔谭复生在长沙，曾创延年会，欲联合多人，将无谓之应酬一概省去，彼此相谅，无复猜疑。其所以名为延年会者，谓人生年寿之长短，与其做事之多寡成正比例。做事多者，虽夭亦寿；做事寡者，虽寿亦夭。省去无畏之应酬，则人人可多办事，人人可以延年矣眦”。正因为此，杨昌济对那些浪费时间、消耗钱财、摧残身体的社会恶习，如打牌赌博、吸食鸦片等丑恶现象，大张挞伐，力主禁绝。他指出“近日斗牌之习流衍全国，不染此习之人寥寥可数，所谓巨人长德旷世人豪者多不免此。虽已悬为禁令，然耻尚失所，禁绝为难，甚非兴国之气象也。上流之人，因搏而负，则临财之际不免苟且；下流之人，因搏而负，则饥寒迫身，流为盗贼。余尝谓吾国之宜戒斗牌，一如吾国之宜禁鸦片。”杨昌济沉痛地揭露了赌博、吸毒等社会恶习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和对社会道德的败坏，到今天听起来还是言犹在耳，刻骨铭心，具有强烈的现实教育作用！
杨昌济为改良人心道德、转移社会风气而进行了终生不倦的大声疾呼与言传身教，真可谓呕心沥血、不遗余力。而这一切，又是为发展中国的实业即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推动中国的社会进步和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服务的，是为提高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以及全体国民的整体素质服务的，因而也可以看做是杨昌济的实业教育思想及他的整个教育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杨昌济的教育思想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一个重要的优秀思想成果，在推动中国教育由近代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我们认真发掘与研究，以用之于我们今天“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人民教育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