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重视制礼作乐，认为“乐”是“六艺”之一，也是治国之要务。《吕氏春秋》中有《大乐》、《侈乐》、《适音》、《古乐》、《音律》、《音初》、《明理》、《制乐》，等篇专门探讨音乐问题，说明乐的由来、作用以及帝王如何运用音乐施行教化的问题。
儒家重伦理道德，十分注意修身、孝行以及个人的立身处世法则。《吕氏春秋·孝行》摘录儒家经典《小戴记》中曾子论孝的言论。《务本》、《论人》、《观世》、《观表》、《知分》等篇皆发表儒家自我修养及立身处世、观察、品评别人的标准和方法。在这些论文中都有一些生动、感人的例子。如《观世》中说：列子在穷困潦倒时，连饭都吃不饱，饿得面黄肌瘦、奄奄一息。这时，有人向郑国的相子阳报告说：
“报告相爷，列子可是个有道之士，现在居住在咱们郑国，大人不是有名的礼贤下士的官吗？”言下之意是怂恿郑子阳沽名钓誉，去列子那里做点表面文章。果然，郑子阳心领神会，立即派人给列子送去几大包粮食。当送粮的人来到列子家门口的时候，列子毕恭毕敬地对派来送粮的再三施礼，表示感谢。可是，说什么也不接受那些粮食。看列子态度坚决，来人也无奈，只好把粮食原封运回。
列子把人送走，刚一回屋里，就听到妻子无限怨恨地责难道：
“人家有名的人，都把妻子养得安逸舒适，至少是不愁吃穿，可是，给你当老婆，连饭都吃不饱。这会儿，人家相爷给送来粮食，您可又死乞白赖地不要，我这个命怎么如此倒霉啊！”说着还一边摸着胸口，看来气得心脏病也复发了。
“哈哈哈”，见到妻子气得这样，列子反倒笑了。“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要他的粮食吗？这位郑相爷并不是自己知道我列子是个贤才，而是经过别人鼓动才送我粮食的。既然他听别人一说就相信、照办，将来若有人说我坏，鼓动他治我的罪，那我岂不又因此而获罪了吗？这种途径得来的东西还是不接受的好！”
这一番话把列子太太说得恍然大悟，虽然仍然饥肠辘辘，但也不再说什么了。
果然，不久郑国发生民众叛乱，因子阳干的坏事太多，民愤特大，报仇的民众愤怒地杀死了子阳。听到这个消息后，列子不无得意的对妻子和朋友说：
“现在你们应当知道我为何不接受子阳的馈赠了吧！如果当初我接受了他的粮食，受到他的恩惠，子阳有难时我袖手旁观，则是不义。若我和他一道去死，则是死于无道，死于无道是和我一贯主张不符的。”
说完列子摇晃着秃头，似乎很得意的样子，尽管下午饭还没有着落。
这就是儒家的处世哲学，也是儒家伦理道德的组成部分。
以上各方面说明儒家学派的主要理论、观点，在《吕氏春秋》中都有反映。
其次是道家。战国时代道家与墨家、法家、儒家成为最有影响的四大学派。道家的观点与儒家不同，主张清虚无为。去礼学，弃仁义。其代表著作有《道德经》、《庄子》。道家在政治上鼓吹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这些思想在《吕氏春秋》中都有阐述和发挥：《君守》、《贵公》、《重言》、《首时》、《别类》、《先己》各篇从几个方面说明“君”、“圣人”治世贵“无为”、“无知”，在《贵公》中，有这么两则小故事：
楚国有个人丢了一把弓，他明明知道丢在什么地方，却不去找回来。朋友问他：
“你知道弓丢在什么地方，何不去找回来呢！”
“楚国人丢的弓，楚国人拾到了，何必去找它！”丢弓的人淡淡地答道。
孔子听到这件事后，对丢弓人的态度很表赞成，不过他认为此人淡泊得还不够：“何必强调楚国？”
意思是只要是“人”拾到了也就和在自己手中一样了。
孔子的老师，道家祖师爷老聃听到这件事后，又补充说：
“人也不必强调！”
意思是说：不是被人拾去也无所谓。天地万物皆不属那个私人，让其随大自然安排，不必刻意追求。
以这种观点治国的，齐国的管仲就是有名的一位：管仲在齐为相，数十年把齐国治得井井有条，百姓安居乐业。终于有一天，管仲年迈，病倒在床，人们都估计他将不久于人世。齐桓公见贤相命在旦夕，赶忙前去慰问，并准备安排后事：
“仲父病得这么重。”和秦始皇对吕不韦一样，齐桓公对管仲也称“仲父”。“万一您有个三长两短，我将把这个国家交谁来管呢？”齐桓公的意思是请管仲推荐一个代替自己当相的人选。
“臣以前没病的时候，尽心竭力也没给大王提出个合适的人选，现在我病得糊里糊涂，怎么能有明智的判断呢？”
管仲这是谦逊的话，不过他说的也有道理。可悲的是古今中外政治上当权的，往往是在病老垂危，神智远不及青年的时候决策的。这种决策正确的程度，就只能凭许多偶然因素来决定了。
“这是件大事，愿仲父指教，不要推辞。”齐桓公一定要管仲发表看法，紧追不舍。
“那您看让谁当相合适呢？”管仲被逼得无法，仍不正面回答，却反问了一句。
“鲍叔牙行吗？”齐桓公试探的口气问。
“不行！”管仲的态度十分明确。“我是鲍叔牙的好朋友，鲍叔牙这个人我太了解了：此人清廉正直，绝对是个好人。可是，这位老兄对不如自己的人，不愿接近，一听到别人有缺点和过错，要记住人一辈子！”
管仲的意思是鲍叔牙为人太耿直，不能容忍那些能力、水平低的，有错误和缺点的人在手下办事，不能容人的相国是不行的。桓公知道管仲的意思，接着问：
“那么，隰朋这个人行吧？”
“隰朋这个人，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而对国家，则有些事不闻不问，对外界的事务，则有些事不知道，对于人则不苛求，不是任何事情都由自己去做。隰朋是可以当相国的。”
《吕氏春秋·贵公》引了管仲这段话以后，发挥道：相是国家的大官，而当大官的不应当去管那些小事，不要显得事事都懂、耍小聪明，故杰出的工匠不需要斧、锯之类的工具，高明的厨师不动锅、盘，最勇敢的人不去和人打架，大军事家不必率兵战斗。这种观点正是西汉初期实行的“无为而治”的理论基础。
道家对个人修养，主张出世“养生”，所谓“全天性”。《吕氏春秋》中《本生》、《重己》、《贵生》、《情欲》、《尽数》、《必己》、《慎人》、《诚廉》皆反复说明人当全其本性，不为声色所迷，而应以贵生为中心。富贵、功名不可强求，因求富贵而失目前之乐，在有道者看来是最不幸的。在《必己》中讲了庄子的一个故事：
有一次庄子走到山中，见到山上长的树木枝叶繁茂，浓荫遮日。可是有个伐木的人只在树下休息而不去砍伐它。
庄子问道：“这棵树你何以不伐呢？”“此树不成材，所以我不砍它。”
“它就是由于不成材，才活了下来。”庄子意味深长地总结道。他又继续向前走，出了山，到一村落，投宿到一个熟悉的朋友家。朋友见庄子这个哲学家老朋友来了，十分高兴，赶快令仆人杀雁招待。仆人向主人请示道：
“咱们家有两只雁，一只能鸣，一只不能鸣，杀哪个呢？”
“杀不能鸣的！”主人回答说。
吃完了丰盛的晚宴，休息一宿。次日，庄子告别朋友，回到家中。
到家之后，庄子的学生们知道老师出行后的言论，不免产生疑问，就前来请教：
“老师，听说您到山中见到伐木的，不要不成材的树，您说：这棵树是因不成材，才活了下来。可是，你到朋友家吃的那只雁，也是个不成材的家伙，连叫都不会。您说是应当成材还是不应成材呢？”言下之意是：你说不成材的可以活下来。可是不成材的也有活不下去的，看你怎么解释这个问题。
“要是问我成材好还是不成材好，我将处于成材和不成材之间。”庄子不慌不忙地回答，这正是他宣扬哲学观点的机会。“这样，我处于似是而非之间，又成材又不成材，比成材的树木和不成材的雁要避免许多麻烦。”说到这里庄子停顿了一下，他在发表哲学见解的时候往往由浅入深，一层一层向玄妙的理论发展。接下来的话就使一般人难以理解了：“处于似是而非、材与不材之间的状态，还不免有所累。而若是道德则完全没有什么累不累的问题。道德这个玩意，无誉无毁，随时代而变化，无影无形，是万物之祖，体现在万物之上；而又不是万物，它有什么可累的。”这里，庄子说的“累”不是“劳累”的“累”，是他哲学概念的专有名词，有“拖累”的意思，它的反面意思就是“清静无为”，下面的话就更清楚了：“这种无誉无毁，无形无累的道德，就是神农、黄帝之术。”
道家对精神生活的研究，在《吕氏春秋》中反映的更为直接。《精谕》、《精通》、《去尤》等篇中多处抄《老子》、《庄子》原文，如“至言无言，至为无为”等，表明这些篇章属于道家的观点。
墨家的主张是“兼爱”、“非攻”、“尚贤”、“尚同”、“明鬼”、“非命”、“节葬”等等，其代表著作是《墨子》。墨家的政治主张与儒家相近，亦主张贤人为政。《吕氏春秋》中《当染》篇即鼓吹近贤人，远坏人。而《爱类》篇中，除言得贤臣之益外，又言非攻、节俭之事。可见，这是墨家的观点。与儒家不同，在《节丧》、《安死》篇中，专门阐述丧礼要节俭，在《听言》、《爱类》篇中发挥“非攻”之义，反对战争。后来广泛流传的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就是这里面所记载的：
楚国的国王请来了公输班——即有名的工匠祖师爷鲁班制造攻城的云梯，准备去攻打宋国。墨子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从鲁国前往楚国，去制止这场不义之战。他一路奔走，日夜兼程，衣服被撕破，鞋也走坏了，用破布包着脚，走了十日十夜，风尘仆仆的来到楚国的国都郢。想方设法见到楚王。
“在下是北方的普通老百姓。”墨子在楚国王宫内见到楚王时，这样谦虚地说。实际此时墨子已是大名鼎鼎的学者，否则怎能轻而易举地见到楚王。“听说大王要攻宋，有这件事吗？”
开门见山，墨子毫不客气地提出问题。
“没错！有这件事。”楚王毫不含糊地回答。
“如果必能打败宋，您才决定进行这次战争，还是打不败宋而且出师无名，也要进行这场战争呢？”墨子问。
“明知打不败宋，又出师无名，我何必要打这一仗！”楚王显然不太高兴。
“说得好！”墨子要的就是楚王这句话。“在下认为大王一定打不败宋国。”“笑话！”楚王当然不愿承认这种可能。“公输般是天下公认的能工巧匠。现在，他已经为我制好了攻城的器械。一个小小的宋国还怕攻不下来？”
“有攻城的器械，就会有守城的办法。大王若不信，可以令公输般演习一下，他攻，我防，看谁胜谁负？”
“就照你说的办！”楚王要看看墨子到底有什么办法，同时也想试试公输般的攻城云梯是否攻无不克。于是下令：传公输般前来与墨子对阵演习。
公输般接到王命，将制好的攻城器械随身带来，墨子也准备好守城的工具和武器。于是，两人便在楚王面前认真地演习起来。公输般前后用了九种攻城方法，而墨子也用了九种防御方法，最后终不能攻破，公输般承认，这个攻城的器械不能保证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楚王在事实面前也不得不相信墨子的话，放弃了攻宋的计划。
《吕氏春秋·爱类》记载的这个故事，在《墨子》和后来的《淮南子》中也有。不过，在这里记载此事，在于说明：“人主”要以“利民”为要务，“能以民为务者，则天下归之矣。王也者，非必坚甲利兵选卒练士也，非必毁人之成郭，杀人之士民也。上世之王者众矣，而得皆不同。其当世之急、忧民之利、除民之害同。”可见，墨家的非攻反战思想已经和儒家的“仁者爱人”思想结合了起来。这都是墨家独特的观点。在《离俗》、《长利》、《高义》、《上德》等篇中皆发挥“兼爱”的思想，并有称赞墨子及其弟子（钜子）自我牺牲的事迹及精神的内容。足见《吕氏春秋》中有相当篇幅出自墨家学者之手。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力倡法治，专任刑法，主赏罚严明，无教化，去仁义。秦国一贯尊崇法家并厉行法治，其代表著作为《商君书》。法家主张君主、贤臣治国，而不必为舆论所左右，人民可与乐成，难以虑始。
《吕氏春秋》中的《长见》、《乐成》各篇均认为：建立非常之事业，须贤臣有计划，君主有决心，而不必顾及众人是否理解。这里举了一个魏襄王与史起的例子：
有一次魏襄王和群臣饮宴。木家都喝得酒酣耳热之际，襄王高兴地说：
“愿大家万事如意。”
这本是一句祝贺的话，没想到碰到一个认真的大臣史起，听到这句贺词后颇不以为然，立刻公开反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