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王说群臣都万事如意，我看不合适。群臣中有贤的。有不贤的，贤臣万事如意当然可以，如果坏蛋大臣也如意了，朝廷岂不遭殃？”这么一说，反倒把襄王弄得无话可答，只好自己打圆场：“那么大家就都和西门豹一样当个好官吧！”
西门豹就是曾经在邺治过巫师的那个不信“河伯娶妇”的县令，应当说是个好官。可是，魏襄王的这句话也遭到史起的反对：
“西门豹治邺时，漳水明明在境内通过，他还不知利用，这算什么好官！”
魏襄王被堵得说不出一句话。宴会不欢而散。
次日，襄王召见史起问道：
“你昨天说的漳水可以灌邺田，现在还可以灌吗？”
“现在也能灌！”
“那你为什么不替我操办这件事呢？”
“我恐怕大王不让我干！”
“我让你干！”
史起得到襄王支持，决定领命去邺。临行前向襄王报告说：
“我去邺治漳水，当地百姓必定反对，说不定我会被人杀死。若我被人杀死，愿大王不要顾及众人反对，继续派人坚持治漳。”
“好，你放心去吧！”
史起辞别襄王，就任邺令。因为治漳水要动员大量劳力去干活，引起百姓对史起的不满，不少人恨不得杀死他。
吓得他不敢出门。襄王得知消息，遵从史起的嘱咐，不顾民众反对，派人继续治河，不久，漳水治好，使邺的土地得到灌溉，百姓大得其利。只有这时，百姓才说史起的好话。他们歌颂史起说：
“邺有一个多好的官，
他的名字叫忠公，
率领百姓治漳水。
水渠布满邺。
稻粱遍地生。
咸卤不再长，
笙歌庆太平。”
《吕氏春秋·乐成》引这段故事，最终目的是要说明：“民不可与虑化肇始，而可以乐成功。”即人主不能和老百姓商量创办什么，百姓只能接受创办成功后的好处。所以“圣主”、“圣人”应当不为民众舆论所左右，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正是法家的基本观点。
法家提倡求实，“法后王”即注重当前现实，反对空谈“法先王”。在《吕氏春秋》中《离谓》、《当务》、《察今》、《不二》等篇皆阐发了这些观点。法家主张法令划一，君主必须控制权柄和谙熟权术。《吕氏春秋》中《有度》、《慎势》、《具备》、《任数》、《勿躬》、《知度》等篇即专谈以法治国及人君面南之术等等。
法家的思想在《吕氏春秋》中也相当充分。
除儒、道、墨、法四大家以外，在《吕氏春秋》中还可以见到以下各家和各派的观点：
名家。这一派主张名实之辨，对先秦逻辑学有突出贡献，代表人物是惠施（前334年一前314年）和公孙龙（前284一前257），代表著作有《公孙龙子》。《吕氏春秋》中有《正名》、《审分》、《审应》、《不屈》、《应言》等篇，内容或提倡正名，因名责实，或引名家言论，或记载名家事迹。在《正名》中记载名家学者尹文见齐宣王的事，很能代表名家的学风。
兵家。研究军事理论，总结战争指导或战略战术的著作谓之兵家。战国时代的兵家代表人物有孙武、孙膑、尉缭等，其代表著作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等等。秦国乃尚武之国，吕不韦门下谈兵之士不在少数，故《吕氏春秋》中兵家内容甚多。其中集中论兵的有《荡兵》、《振乱》、《禁塞》、《怀宠》、《论威》、《爱士》、《决胜》、《顺民》、《长攻》、《贵卒》、《行论》、《贵因》、《不广》、《悔过》、《原乱》等篇。
纵横家，即战国时代游说之士。这些游士以取富贵为目的，奔走于各国，或鼓吹合纵，或倡导连横，其特点是善于辞令，口若悬河。代表人物有苏秦、张仪，代表著作有后来编辑成书的《战国策》。
《吕氏春秋》中有《知士》、《审己》、《至忠》、《忠廉》、《士节》、《介立》、《不侵》、《下贤》、《更报》、《顺说》等篇，其内容有的与《战国策》相近，有的与纵横家的口吻相同，有的则记叙纵横之事。证明其为纵横家之作品。
农家。以记述、研究农业生产为目的的称为农家。秦国一向重视农耕，关中之地农业发达，故吕不韦门下当有一批农家。《吕氏春秋》中最后四篇《上农》、《任地》、《辩士》、《审时》专门记叙与农业生产紧密相关的内容，如利用天时、土壤以及重视农耕的重要性等等。是先秦农家的宝贵资料。
《吕氏春秋》中不少哲理或政论性的言论都通过一些富有文彩、生动曲折的小故事来说明，既可给人以鲜明的印象，亦可视为小说家之先河、滥觞。
如果将《吕氏春秋》看过一遍的话，就会发现这部书最大的特点就是“杂”，即内容观点方面与同时代的著作《论语》、《孟子》、《道德经》等不同，非一家一派之言，而是“兼儒墨、合名法”。凡当时出现的学派：儒、道、墨、法、名、阴阳、五行等等理论、学说，几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真像一个杂货铺。正因其“杂”，后人就将此书列为“杂家”类，并因此开创了学术史上“杂家”一派。
然而，若仔细研究，《吕氏春秋》中杂的并非没有重点，各派并非平分秋色。而是杂而有序，收罗百家而有其中心。其重点或中心并不是道家，更不是儒、法、墨，而是上面没有提到过的阴阳家的学说。《吕氏春秋》中，专门发挥阴阳家学说的只有《有始》、《应同》两篇。但阴阳家的思想确是贯串于全书之中，什么是阴阳家呢？用《汉书·艺文志》的话说就是：
“阴阳家者流，敬顺吴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及拘者为之，则囿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阴阳家是观星辰天象以确定季节、时辰的人，其中有些人则专门注意禁忌，相信鬼神，成为算命的先生。用这个标准衡理《吕氏春秋》，其中“十二纪”的每次纪首篇，“八览”的各览首篇，“六论”的各论首篇以及《明理》、《精通》、《至忠》、《长见》、《应同》、《首时》、《如类》等篇都应属于阴阳家的学说，此外，还有许多篇文章都是说明“春令生”、“夏令长”、“秋令杀”、“冬令死”的，将四时、四季与人事相配合，阐明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规律，也都属于阴阳家的观点，在作为序言的《序意》中，还明确标明本书主旨：“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也透露出本书主旨是崇尚阴阳家的思想。
以阴阳家学说为中心，《吕氏春秋》中的哲学观点十分明确。在回答困扰着古今中外一切哲人、思想家都为之苦苦地思索的“什么是世界本源？”这一问题时，《吕氏春秋》提出了“太一”、“道”或者叫“精气”，在《仲夏纪·大乐》篇中有：
“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尽其行。四时代兴，或暑或寒，或短或长，或柔或刚，万物也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
这些排比整齐，读起来像诗一样的文句在书中俯拾皆是：
“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浑浑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
将宇宙本源归结为实实在在的“太一”、“道”等的朴素哲理。由这哲理引伸出以金、木、水、火、土“五行”。并以“五行”配合春、夏、秋、冬四时的学说，《吕氏春秋》中上阴阳五行统驭的历史观，其中有承认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看法，社会不断进步的观点。在《恃君览·恃君》中有：“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外，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蓄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这里描写了文明社会以前的图景，肯定了社会是在不断进步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书中提出建立中央集权的制度的政治理想。在《审分览·不二》篇中有：“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众也；勇者不得先，惧者不得后，所以一力也。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这种鼓吹一统天下的言论，与周室衰亡后消除诸侯割据局面，建立统一王国的历史趋势是相符合的，在《有始览·谨听》中有：“今周室既灭而天子绝，乱菲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主持写书的吕不韦力主“天子”当政，而他想像的“天子”当然就是自己。围绕着阴阳五行的观点，《吕氏春秋》中将儒家、法家等有关理论都和谐地熔于一炉，如《孟子·尽心下》中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儒家的基本观点。《吕氏春秋》中也阐述了这一观点：在《季秋纪·须民》中说：“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意思是说：君主办事必须顺乎民心。在《有始览·务本》中也有类似的话：“宗高之本在于民”。在《季秋纪·精通》中也有“圣人南面而立，以受利民为心。”从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出吕不韦通过《吕氏春秋》隐然以“圣人”自居，把“民”抬得高高的。故此，《吕氏春秋》中鼓吹“德攻”与吕不韦在实际上奉行“兴灭，继绝”的“德政”则是十分吻合的了。
此外，在《吕氏春秋》中鼓吹的道家思想，也有所指，《似顺论，分职》中说：“无智、无能、无为，此君之所执也。”要君主什么事也不干一般地说这确是道家的主张，但针对吕不韦当政的那个时代，他是不是有意地教训坐在国王位置上的秦王政“无智、无能、无为”呢？看来有点嫌疑。否则不会引起秦王政后来那么深的积怨。
在《吕氏春秋》中，还可以见到吕不韦为政的一些主张。例如善于用人。
同先秦时代的许多著作一样，《吕氏春秋》在宣扬这些观点的时候，不仅仅是空洞的说教，常常是用一些历史故事来加以论证。这就使全书显得内容丰富、生动，易于引起读者的兴趣。例如《季冬纪·士节》篇中，用极大篇幅记述了这样一段故事：
齐国有个名叫北郭骚的人，以结网、打柴、织履为生，但仍无法养活自己的母亲。一天，北郭骚求见齐相晏婴。
“我整天干活连老母亲都养不活，请大人给我想个办法吧。”北郭骚对晏婴说。
晏婴不认识北郭骚，但他的下属却知道此人，对晏婴说：
“此人是齐国的贤者，一贯行为正直，对天子不义、对诸侯不友善的事，对他有利也不做。现在，他能主动请相爷帮忙，是崇拜您的为人，一定得答应他的要求！”
晏婴听左右这么一说，立即下令赐给北郭骚粮食和钱财。而北郭骚仅接纳粮食却拒绝钱财的赠予，就回家侍奉老母去了。
几年后，晏婴失宠，被齐国国王猜忌而出逃，路过北郭骚家时入门辞行。北郭骚正在洗澡，听说晏婴来访，立即出来欢迎：
“先生准备到何处去？”
“国王对我有怀疑，不相信我！只有逃走啦！”
“那您就好自为之吧！”
晏婴原想北郭骚会有更热情的话安慰他，没想到得到的只是这么一句冷淡得近乎无情的话，只好悻悻而去。
“唉！我晏婴有今天的下场，活该！谁让我不识好坏人呢！”晏婴遭到北郭骚冷遇，寒心到了极点。
“我曾经因仰慕晏子的为人，向他请求过帮助以养活老母，俗话说受人之恩，必当以身报答，今天晏子遭到猜疑，背黑锅，受冤，我要用死来替他洗清。”
接着，北郭骚就穿戴整齐，请朋友替他捧着剑和竹箱，一同前往国君门下求见。国君的大门怎能随便进入？北郭骚对门人说：“晏子是齐国的贤人，听说他离开了齐，他这一走齐国必定遭到外敌入侵。与其见到外敌侵入，当亡国奴，不如先死。请将我的头献给大王，以替晏子洗刷冤案。”又对随同来的友人说：“请将我的头装在竹箱里，送上去！”
说完，就自刎而死。
北郭骚死后，他的朋友果真遵照遗嘱把北郭骚的头割下来送给齐王。
“北郭先生为国而死，我也要为北郭先生死了！”献过北郭的头后，那位朋友也刎颈自杀。
齐国国君听到这一连串为晏婴出走而自杀的壮烈之举，吓得立即派人去追晏婴。这时晏婴已走出城外，尚未到国境，使者追至，晏婴不得以而返回。
当晏婴回到城里，方知北郭骚自刎的壮举，也才了解不吭不哈的北郭骚为自己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他痛恨自己曾错怪了这位大勇大智的义士，懊悔地骂了自己一句：
“像我这样有眼不识泰山的人，家破人亡，真是活该啊！”
这个曲折、生动、颇为激动人心的故事，要说明什么问题呢？《吕氏春秋》的作者只总结了十一个字：
“贤主劳于求人，而佚于治事。”
《吕氏春秋》的这种文章风格，使书中的内容看起来不枯燥，甚至十分有趣。更重要的则是因其兼容并蓄，思想极为丰富，它不仅有哲学的、政治学的、经济学的、逻辑学的、法学的、自然科学的、农学的第一手资料，而且具有相当高的文学的、史学的价值。它不仅是秦国历史上一部最重要的著作，也是先秦诸子中独树一帜的“杂家”开山之作，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今用]：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博采众长，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大量吸收外界的有用信息，为己所用。
当今世界，是一个信息迅猛发展的世界，社会需要大量的复合型人才、为此必须学会博采众长，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