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才高八斗——曹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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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起伏人生

“才高八斗”的曹植在生活道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的一生以父亲曹操之死为界限,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父亲在世时他曾是备受宠爱的贵族公子,甚至一度有可能被立为世子。父亲去世后,他因与兄长有争立世子的经历,备受政治迫害,生活悲惨,壮志难酬,抑郁而终。

(一)魏国公子

曹植出生的时期,正处于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地方割据势力突起,军阀混战日益剧烈。作为关东群雄之一的曹操,最初实力有限,因助剿黄巾军有功,又加之袁绍的支持,得任东郡太守,但实际上并无稳固的根据地。192年曹操击败青州黄巾军,得到降卒三十万人,他从中选拔精锐,组成自己的“青州军”势力逐渐壮大起来。200年,凭借官渡一战,曹操消灭了他最大的对手袁绍,建立了邺城根据地,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北方实际的统治者,而且也完成了中国北方的大体统一。曹操的妻子儿女在这段时期一直随军行动,曹植自幼就同兄弟们一道“生乎乱,长乎军”,接受着战争生活的锻炼。曹操打败袁绍之后,攻克袁氏父子盘踞多年的邺城,把自己的大本营安居在那里。曹植开始了他真正的贵公子生活,其时是建安九年(204年),曹植13岁。他的家庭不但有浓郁的政治气氛,同时还颇具文学气氛。曹操身边不但聚集了大批文臣武将,还有大批文人骚客。在这种环境下,曹植的文学素养发展得很快,他“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并且“善属文”。定居邺城后,他在与一些著名文士的切磋琢磨中,文学才能更加成熟,才名也更快地传播开来,人们给他起了个诨号叫做“绣虎”,意即全身都是文采的百兽之王。对于他的文才,开始曹操还有点不信,以为是求人代作,曾经问过曹植:“汝倩人邪?”意思是你请别人帮助了吗?他回答说:“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曹植请求父亲可以当面测试。之后父亲又对曹植进行了一次考试。曹操在铜雀台落成之际,把几个儿子都召集到台上,命各自做一篇赋,结果曹植第一个完成,而且文才最高,竟然使得一代文豪的曹操也不能不深为赞叹。

曹植在29岁以前,除了随父出征,其他大部分时间过的皆为贵族公子生活,大部分精力放在文学活动上。邺城的政治地位十分重要,而这里的文学空气也很浓厚。在曹操本人的率领和支持下,在他幕中任职的一些文人学士,公事之余从事文学创作活动,组成了一个邺下文人集团。曹操因公务缠身,日理万机,这个文人集团的领袖由“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的曹丕和“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的曹植两人担任。邺下文人集团的基本活动方式就是宴饮娱乐、诗赋唱和,热闹非凡,其情形正如曹植在《娱宾赋》中所写:“遂衎宾而高会兮,丹帏晔以四张。办中厨之丰膳兮,作齐郑之妍倡。文人骋其妙说兮,飞轻翰而成章。谈在昔之清风兮,总贤圣之纪纲……听仁风以忘忧兮,美酒清而肴甘。”这场面是够热闹的了。又如他的《公宴诗》:“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也是对这段热闹浪漫生活的写照。

曹植虽然是贵族公子,但是在和文人的交往中却没有一般纨绔子弟傲慢无礼、盛气凌人的习气。《三国志》中记载:“(曹植)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曹植平时的为人也确实如此。曹植与文士邯郸淳初次见面即坦诚相待、无所不谈的故事,历来是文坛的佳话。尤其是他对待朋友的真挚热情和爱护备至很是难能可贵,因此,曹植获得当时文人的欢心和好感是理所当然的。

这个时期曹植也有跟随父亲出征的经历。一方面是曹操要对爱子进行历练,另一方面也是曹植有要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正是有了这些出征的经历,使得曹植有了更深刻地接触社会、了解人民的机会。这些从以下诗作中我们就可以略知一二。

《泰山梁甫行》约作于建安十二年曹军北征三郡乌桓途中,曹植随军到了北方滨海地带,那里的风土和边地人民的贫苦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剧哉边海民,寄身于草墅。妻子象禽兽,行止依林阻。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

诗里明显流露了对“边海民”的关切和同情,这是颇为可贵的情操。

《门有万里客行》,则描写了一位流落他乡者的痛苦心情,他“本是朔方士,今为吴越民”,而现在不得不“去去适西秦”。诗中没有明写此人为什么会成为“吴越民”,又为什么要去“适西秦”,但从他“挽裳对我泣,太息前自陈”的表情看,一定是遭遇到了某种无法抗拒的重大不幸。

通过以上诗作,我们可以发现曹植是不同于普通的纨绔子弟和无聊文人的。

(二)世子之争

关于世子之争,必须从曹操说起。曹丕之前,曹操本有长子,就是曹昂,字子修,其生母为刘夫人。但是,在建安二年征讨张绣的战役中,曹昂为掩护曹操而战死。之后,曹操又想传位给环夫人所生的曹冲(字仓舒),因为曹冲自幼聪明过人,可惜此子13岁时病夭,曹操只好在诸子中选择继承人。当时曹丕最年长,按照封建时代“立嫡以长”的传统,最有可能被立为世子。但曹操强调“唯才是举”,他为曹植的过人才华所打动,有立他为嗣的念头。而曹丕凭借长子的优越地位,同样是世子的人选之一。曹操为了从长计议,打算对自己的儿子进行一番观察和考验。就这样,从建安十三年开始,曹丕和曹植兄弟间的矛盾逐渐尖锐起来,酿成了一场长期的、复杂的斗争。

围绕着曹植和曹丕两人的世子之争,魏王朝形成了拥植派和拥丕派两个小的政治团体。拥植派推立曹植为世子的理由在《三国志》注引《文士传》中有所记载:“临淄侯(曹植)天性仁孝,发于自然,而聪明智达,其殆庶几。至于博学渊识,文章绝伦。当今天下之贤才君子,不问少长,皆愿从其游而为之死,实天所以钟福于大魏,而永受无穷之祚也。”曹操出于爱才之心也的确在很多场合暗示过欲立曹植为世子,但是曹植本人并没有经受住考验,他生性任意洒脱,才子气太重,缺乏自制能力,在政治上不是很成熟。陈寿说他“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的行为,就是一个明证。在他的过失中,有一件使曹操很恼怒。事情大约发生在建安二十一二年间,曹操有事外出,留在邺城的曹植喝醉了酒,就私自坐着王室的马车,打开王宫的正门司马门,在只有帝王本人在举行典礼时才行走的“驰道”上纵情驰骋游乐了一番,一直走到金门。在当时,这件事是严重违犯法制的行为,曹操为此处死了掌管王室车马的公车令,同时就此发布了几道命令。其中有一篇令文是直接针对曹植的,令中说:“始者谓子建,儿中最可定大事”,“自临淄侯私开司马门至金门,令吾异目视此儿矣。”这里明确地表示了曹操对曹植的极端失望。这是曹植由擅宠到失宠的转折点,也决定了他在立世子之争中的失败。有史书记载说此事是曹丕陷害曹植,但无论如何,这都说明了曹植在政治上的不成熟。

曹丕也把曹植看做争夺地位的劲敌,为了继承王位,他挖空心思,拉帮结伙,活动频繁。同曹植的“任性而行,不自雕励”相反,他是“御之以术,矫情自饰”。“矫情自饰”的典型例子就是“送行路哭”事。史料记载:“魏王尝出征,世子(曹丕)及临淄侯植(曹植)并送路侧。植称述功德,发言有备左右届目,王亦说语。世子怅然自失,吴质耳曰:‘王当行,流涕可也。’及辞,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歔欷,于是皆以植辞多华,而诚心不及也。”原来每次曹操离开邺城时,百官及诸子都去城外送行。此时,曹植都要即席发表一通称颂父亲功德的言辞。凭着他的文思和口才,他总是成为在场众人瞩目的中心。面对这种处于下风的局面,曹丕只能怅然若失。后来他的心腹吴质为他想出了对策,即在这种场合不同曹植较量口才,而是伏地痛哭。这一方法果然有效,曹操及众人都觉得,曹植虽然才思超于曹丕,但是诚心却比不上曹丕。曹丕还笼络了一批“耆年硕德”的大臣,如贾诩、崔琰、毛玠等为自己说好话。甚至他竟然还用手段获得了曹操宠妃王昭仪的帮助。

建安二十二年十月,曹丕在这场持续将近十年的世子之争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被立为魏世子。这场争斗的结果直接决定了曹植日后悲惨坎坷的人生。

(三)特殊囚徒

曹丕顺利地继位为魏王、丞相,在延康元年(220年)的十月末,通过禅让的方式把汉献帝撵下皇位,自己登上帝位。他执掌朝纲后,对兄弟们极为苛刻,以分封为借口,把大家流放到了外地,并且同时派去“监国使者”监视这些王侯们的一举一动。这些名义上高贵的王侯,实际上没有同等的权利,重重的禁令使他们连人身自由也没有保障。

在这种政治高压下,同曹丕有过世子之争的曹植,处境最为艰难,他成了一个备受迫害的罪人。首先,曹丕用尽手段消灭了曹植的羽翼,找借口把丁仪、丁廙及其家中男丁全部杀光。曹植眼看着自己的友人遇难,却无能为力,心中万分悲痛。他写了一篇《野田黄雀行》,诗中把丁氏兄弟比作罗网中的黄雀,说自己“利剑不在掌”,只能忍看朋辈遭遇灾祸。第二,禁锢终生。上文我们说过,曹丕在每个王侯的封地都安插监国使者。曹植在封地,一言一行都有人监督指点,大事小情都需要请示京师,名为王侯,实同囚犯。如曹操死后半年,曹植想在封地祭奠,当即上呈《请祭先王表》,并“乞请水瓜五枚、白柰二十枚”作祭品,结果遭到曹丕的严词拒绝,答复是“庶子不得祭宗庙”。曹植在封地孤居独处,没有一个志同道合的人,痛感自己已成为生无益于时、死无损于数的“圈牢之养物”,失掉了做人的一切欢趣和意义。第三,诬告不断,迁徙频繁。黄初二年,被曹丕安插在曹植身边的监国使者上疏奏曹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曹丕立即把曹植召至洛阳,交百官讨论治罪方案。官员们仰曹丕之旨,认为曹植罪行严重,有的主张免为庶人,有的主张处以死刑。最终有赖于曹植生母卞氏从中维护,曹丕不好下毒手,只得下诏说:“植朕之同母弟,朕于天下无所不容,而况植乎!骨肉之亲,舍而不诛,其改封植。”结果曹植幸免于死,被贬了爵位,由县侯的临淄侯降为乡侯的安乡侯,而且削减了许多食户,由原先的万户减为约千户上下。这样的诬告接二连三,在黄初二年(221年)秋冬间,曹植已经由安乡侯改封为-城侯。在-城,他被东郡太守王机、防辅吏仓辑诬告,又被治罪,被迁回邺城旧居,闭门思过。这次的治罪时间不常,不久就又返回-城,对此,曹植曾经在一篇表文中说是“虽免大诛,得归本国”。曹丕出于打击之心以及奸臣诬告,多次将曹植迁徙,曹植在他的《迁都赋序》中说道:“余初封平原,转出临淄,中命-城,遂徙雍丘,改邑浚仪,而末将适于东阿。号则六易,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这些话是他悲惨生活的写照。这种物质和精神上的打击使曹植诚惶诚恐,处处小心,他那“任性而行,不自雕励”的习性改了许多,而且还曾向曹丕上《责躬诗》,自责有罪,得到了曹丕的嘉许。黄初六年末,曹丕东征引军还,经过雍丘,对曹植又加赏赐,增邑五千户,并前三千。直到次年五月曹丕病死,他一直在雍丘。

总的来说,曹丕在位的六年间,曹植一直在艰难窘迫中讨生活,诚如后来袁淑所说的,他是身为王侯,却“思为布衣而不能得”。

(四)报国无门

黄初七年五月曹丕病死,他的长子曹叡继位,即魏明帝。次年改元太和。曹丕一死,曹植立即写了一篇诔文为曹丕“颂德咏功”,称赞他“如冰之洁”“心镜万机,揽照下情”等等,词旨哀切。不过对曹植来说,曹丕之死意味着政治迫害的减轻,他认为自己可怜的处境将要改变了。事实上,曹叡登基后,确也对曹植有过某些优待的表示,如把曹丕生前用过的衣被十三种赐给曹植,太和三年(229年),又将他从贫瘠的雍丘改迁到东阿,这是曹植首次被徙封到丰饶之地,他的物质生活因此有所改善。

物质和名位上的优待并没有给曹植带来实际政治地位的改变,他仍然被禁锢在封地上,不能参与朝政。曹植多次向魏明帝上书陈情,请求为国家效力,其中著名的有《求自试表》《求通亲亲表》《陈审举表》《谏取诸国土息表》等,此外还有《与司马仲达书》《谏伐辽东表》等,这些表文有的是恳求曹叡的任用,有的是为国家政事献计,但都未得到理睬。曹叡和曹丕一样,对曹植在政治上是怀着防备之心的。

太和二年发生的一件事,使曹叡的戒心更加重了。这年春天,蜀国丞相诸葛亮率军攻打祁山,魏国军情紧急,曹叡亲临长安监督军队御敌。此时一个消息忽然传到首都洛阳,说曹叡已经死在长安,从驾的群臣要迎立雍丘王曹植来继承大位。一时间,洛阳城里从卞太后直到公卿大臣都很慌乱。之后曹叡却平安回到洛阳,大臣们都惴惴不安,唯恐曹叡怪罪。曹叡并未追查谣言的出处,但对曹植的疑心却加深了一层。

曹植怀有满腔热情,想要为国家建功立业,但苦于报国无门。曹植一脉人丁不旺,除曹志外,其他一子二女都已经夭折,他晚年的生活用他在《求通亲亲表》中的话说是“块然独处,左右唯仆隶,所对唯妻子,高谈无所与陈,发义无所与展”。最后,这位“建安之杰”终因抑郁寡欢,含恨而死,时年41岁。曹植死后,谥号为“思”,又因被封为陈王,所以后人多称他为“陈思王”。据记载他被安葬在东阿鱼山,“山上有台二,曰柳书,曰羊茂,皆传为子建读书处”。

纵观曹植短暂的一生,可谓是起伏不定。以曹操去世为界限,他前后的经历有着天壤之别。曹操在世时,他是位翩翩贵公子,风流倜傥,光彩照人,一呼百应。曹操去世后,曹丕登位,他则一度过上了辗转流离,衣食不保,甚至无人身自由的悲惨生活。陈寿在《三国志》中说:“陈思文才富艳,足能自通后叶,然不能克让防远,终致携隙。”但是,正是这种起伏、悲惨的人生经历让曹植在文学上的成就大放异彩,为我们留下了很多珍贵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