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两点半钟，由“国际写作计划”在爱荷华大学里召开了一个“中国作家座谈会”，聂华苓主持会议。在这个会上的主讲人本应该是5位参加这一期国际写作计划的中国作家：陈白尘、刘宾雁，还有台湾省的老诗人杨逵，现代派诗人管管和他的妻子袁琼琼，偏巧我们也在爱荷华访问，便一块被拉到了会场。虽然是列席代表，也被安排坐到前面。前面是“讲话席”，坐到这样的席位上就得讲话，即便是客套话也得说几句。我不知道我的同伴们怎么想，反正我心里觉得好笑，我们有什么好讲的呢？
台上一拉溜排开，共是11位作家，再加上聂华苓和4名翻译，阵势真够威武的。可是下面的听众却不足100人。
聂华苓宣布开会，自然免不了要有一段开场白。大意是：非常荣幸，今天有11朵中国花在爱荷华开放。这11朵花就是来自中国大陆与台湾的11位作家。他们都是优秀作家，他们的作品无论在内容、题材或者表达形式上，都各具特色。20世纪是受难作家的世纪，在座的绝大多数作家，多多少少吃过苦头，叫人感到痛心与不平，经历这场苦难，所得到的代价是——锻炼中成就了一代优秀的作家。
最后她要求在座的每一位作家都必须讲话，题目是介绍自己在文学上的成就。但每个人的讲话不得超过5分钟，一到5分钟她就摇铃。由参加写作计划的作家们先讲、顺序是杨逵、陈白尘、刘宾雁、管管、袁琼琼、然后才是应邀访美的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讲话，由团长冯牧往下轮。
杨逵一口台湾土话，他讲话时要有两道翻译。先由一个能听懂他的话的人把台湾土语翻译成别人能听懂的半拉咯哒的普通话，再由另一名翻译把普通话翻译成英文。老先生已经72岁，身材瘦小枯弱，精气神还好。别人穿着单衣，他已是毛衣毛裤，早晚还要穿上中式小棉袄，头上戴着一顶毛线织成的“一把抓”小帽。这次他参加为期4个月的“国际写作计划”，是由儿媳妇陪伴来的，儿媳妇也有50岁左右，一副老实厚道的样子。不论任何场合，她寸步不离老公公，服侍很周到，令人感动。特别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基本上是各人顾各人的社会，从这一家公公和儿媳身上体现出来的中国式的传统家庭道德和伦理关系尤为突出。
更为可贵的是杨逵身上似乎还保留着中国农民般的正直和朴实，他一见到我们就十分亲近，言谈举止都很随和，跟着我们一块参观访问，在爱荷华期间他几乎成了我们团的一个成员。彼此没有隔阂，没有猜忌，没有顾虑，他不计较身份，对冯牧象我们这些正式团员一样表现出十分的尊敬。他找我们要书，也把他的书送给我们。当冯牧说要从他的著作里选出一些作品，在北京出一本他的作品选时，杨逵十分感动。他表示如果这本作品选能够出版，他不要稿费，希望把稿费全部买成书，赠送给大陆读者。
当我听完他的发言，就愈发觉得他可爱，并且应该受到尊敬。他从童年讲起，目睹了日本鬼子对中国人的屠杀，心里便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以后选择了写作的道路。可是这条路也叫他吃够了苦头，在台湾的监狱里被关了14年，前年才被放出来。这是位历尽坎坷的作家，他本身就是一部台湾省活的历史。在聂华苓摇铃两次之后，杨逵不得不匆忙地结束了自己的讲话。
同样也是70多岁挂零的陈白尘老先生，在讲话时也超过了限定的时间，被聂华苓摇铃警告过一回。我觉得聂华苓不分作家年龄的大小，一律都只给五分钟，是不公平的。老作家经历丰富，著作也多，介绍起来自然就要多费一点时间。应该多给几分钟。
刘宾雁讲得干脆而又精采，他说：“我写的东西，不知该叫什么？小说？报导？我的职业是记者。我有20多年不能写作，没有想到能重写。到目前我还不明白，为什么1979年我会再写东西。因为我心里曾以为中国的文学巳经没有希望了。我写的东西是着重地把一个事件揭开，比报纸上的新闻详细，我致力于写出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我在作品中告诉读者，我们正常的社会生活受到了破坏。读者会理解到问题不在于出了一个贪污案件，而是社会生活中有许多地方需要改造。我知道，这样写会触犯一些人，他们会不高兴，会告我的状。所以，我一面写，一面为自己做律师。幸好，我们有好的法律，保护了我，使我还可以继续写，还可以继续触犯一些人……”没等摇铃他的讲话就结束了。
下一个是管管，这下可热闹了。这位先生穿一件灰色大褂，象个说相声的，其作派和表情又象个变戏法的。他站起来离开座位，从大褂口袋里摸出一张纸，这是他写的歌颂爱荷华的诗。为了表示现代诗人的怪诞，用火把这张纸的四边烧得象狼撕狗咬般的不整齐。他高举着这张纸，用京剧里道白的声调开始高声朗诵这首诗。而且上句用花脸的腔调，下一句就用老生的腔调。连说带表演，装腔又拿势。偏偏此公的嗓子又不作脸，嘶哑而干燥，他只顾自得其乐，不管别人的耳朵和神经吃不吃得消。有人哄笑，有人感到作呕，有人开始退场。好不容易盼他朗诵完那道不算短的颂诗，早巳经超过5分钟了。他管聂华苓称做聂大姐，请求多给他点时间。他终于开始介绍自已，他在台湾还参加过电影的演出和拍摄工作，而且带来了由他参加演出的电影拷贝，如果有人想欣赏，他可以出借。讲着讲着，他觉得还没有过足戏瘾，又站起来表演了一段京剧《李逵下山》里的那一大段念白。哎呀，我真受不了啦，替中国的京剧艺术抱不平。他可以糟踏自己，何必要糟踏京剧呢？已不知道聂华苓是第几次摇铃了，管管双手一抱拳：“请华苓大姐高抬贵手，再给我几分钟。”
他既然如此健谈，我只好暂告退。因为我笑也笑不出，坐又坐不住，不如到外面喝点水，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等我坐回原位的时候，管管的表演巳经结束了，他的太太袁琼琼正在发言。看上去她只有30多岁，也许要比她的丈夫年轻20岁。这位女士似乎很为自己的丈夫得意，她称他“有点怪异。但正是在他的影响下于5年前我开始写小说，我是为丈夫而写作。写了两年后，就连续得了3年《联合报》的小说奖，有人说我是习惯性得奖者。我的名字叫琼琼，在中国词典里这个琼就是宝贝、美玉，所以我有福气……”
真是夫唱妇随，天造地设的一对。前两天我在聂华苓家里看过《联合报》，这是台湾省台北市的一家报纸，它设有文艺副刊。这个副刊为了吸引读者联络作者，对它们约来的稿件经常举办评奖活动。我也有幸读了今年袁琼琼获得《联合报》小说乙类奖的作品《妈妈》。小说借一个小男孩儿的口吻，叙述他因为长得漂亮，又烫了头发，常被同学们嘲笑，骂他“不男不女”。再加上功课不好，挨了老师的打。而他的母亲却十分溺爱他，常常“乱七八糟”把“他按到床上亲”。他的妈妈很年轻，穿着牛仔裤，有一头漂亮的长发，象个电影明星。始终没有在小说中出场的“爸爸”，老是揪“妈妈”的长头发。因此“妈妈”的生活无聊而寂寞，常常白天睡大觉。在跟儿子的亲热上也表现的不大正常，有一次甚至逼他走阳台的栏杆儿。这就是《妈妈》的故事梗概。
袁琼琼最后呼吁大家对她的作品感兴趣，也希望外国朋友多接触她的作品。
然后轮到我们发言。
张洁开宗明义：“中国的女作家都明确地知道自己的责任，她们不是为钱，更不是为丈夫写作。我很迟才认识自己，我曾经想过做驯马师、探险家、钢琴家。对于刘宾雁说不知为什么又开始写作这一点，我认为我可以回答。发生了大事件之后，就会有作品产生，‘文革’后于是就有了许多好的年轻作家。我的第一篇小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得了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次年的一篇小说又得了奖，一个电视剧本也得了奖。我之所以写作，是因为生活感动了我。而越写下去，就越感到责任的重大。作家不但要表达真理，也要回顾历史。使人们能在经验和苦难之后继续前进。作品要关心人类的命运，使人们在苦难中看到光明……”
在张洁讲过之后，聂华苓说：“今天在座的男作家都不及两位女作家得到的文学奖多。”
最后一个轮到发言的是我，我给自己规定不许超过3分钟。全文如下——“我也很想象前面的作家那样做一番自我介绍，可惜我对文学还没有做出足以能在大庭广众面前进行自我介绍的贡献。我认为，作家应该揭示出‘人’的秘密，我虽然出版了几本小说集，都未能达到这个目的。大家也见到了，今天坐在台上的每个作家本人就是一个谜。因此，我只能送给朋友们一个问号，而不是句号。真对不起。”
没有月亮的中秋节
今天是我们的国庆节，又是传统的中秋节。来美近半个月第一次放了大家半天假，上午没有安排活动。十几天来，每天只能睡五六个小时，而且没有午睡，好不容易有半天休息，要着实捞一下本，恢复一下精神和体力。我睡到10点多钟，起来后洗了个温水澡，顿觉血液流畅，精神大爽。似乎又存足了再够拼半个月的精力。
下午3点钟，我们在爱荷华大学图书馆的楼上，以“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名义举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招待会”。在爱荷华大学工作和学习的中国学者、研究生和留学生，参加国际写作计划的各国作家，当地知名人士以及和我们有过交往的美国朋友，约有一二百人参加了招待会。冯牧团长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有才气的祝酒词，使在场的海外游子们感到振奋，产生了一种自豪感。聂华苓夫担送来一个大蛋糕，更给招待会增添了一种热烈的喜庆的气氛。她仿照美国人给亲人过生日的习俗，还点起了蜡烛。国家的生日，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日。冯牧吹熄蜡烛，切开蛋糕，先分给外囯朋友们，然后再分给自己的同胞。
大家喝着酒，有说有笑，欢快而又热闹。后来有人唱起了家乡的歌曲，于是你一个我一个，从“洪湖水”到“一条大河”，从“花儿与少年”到“十五的月亮”，乡音响彻大厅，人人脸上喜气洋洋。这一刻我们都忘记了自己是身处异邦，仿佛并没有离开袓国，还和亲人们在一起。
国庆招待会结束以后，我去看大学生游行。今天是爱荷华大学一年一度的校庆日，老校友和学生的家长都到学校里来参加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全校的化妆大游行是在下午六点钟开始。
这也可以叫做是“艺术游行”。年轻的大学生们几乎都化了妆，帽子和衣服更是千奇百怪，人人都随心所欲，谁能想出什么花样就可以尽情表演。一般地讲，姑娘们喜欢显示自己优美的身材、青春的魅力，多数都穿着象游泳衣那样短小而又紧贴在身上的衣服，但颜色是多种多样的，有的还缀满金光闪闪的珍珠片，有些很漂亮的白人姑娘故意把脸涂成黑色或棕色。最神气的要算是“校花”或者有突出成绩的姑娘，她们按照自己的喜好，有的盛装艳抹，有的薄施粉黛，但都光彩照人，喜气洋洋，矜持地向两旁的人群招手微笑，甚至送出一个个飞吻，抛撒出一把把糖果。她们是不走路的，坐在敞篷汽车上，有的由男士陪伴，有的则高傲地一人独坐。小伙子们喜欢装扮成将军、骑士、爵爷、流浪汉等等。虽然是游行，但他们不是只管走路，走路不是主要的，表演才是主要的。大概是以各个学院或者系为一个单位，各个单位的游行队伍都尽量搞出自己的特色，从装束打扮到游行的节目都不同于其他单位。这种游行很有点象中国的跑落子、踩高跷；只是更简单一些，不需有太多的真功夫、靠简单的几个动作和变换队形，再加上奇异的服装和打扮，使人眼花缭乱，收到哗众取宠的效果就行。四周看游行的人只要一再鼓掌，发出一阵阵欢呼，游行队伍便停下来，又吹又打，表演一番。因此，游行的进度很慢。我看过几个方队之后，便感到他们虽然很想标新立异，其实还是大同小异。走在每个单位的游行队伍最前面的是神采不凡的指挥，手持金光闪亮的指挥棒，女指挥多，男增挥少；紧跟着指挥的是乐队，以洋鼓洋号等吹打乐为主；后面是校花或杰出的人物；再后面是表演者方队，或徒手，或手持花环和其他器械；然后是化了妆跟着走的人群和各式各样的杂耍。只有这最后面的队伍是变化无穷的。因为这种游行是最自由散漫的，谁想怎么干都可以。别人可以随时插进来，也可以走一段路再退出去。最后这一块队伍实际是个收容队，是一种大家取乐出洋相的形式，有的开着小汽车跟在队伍后面；有的象个醉鬼一样，一边走一边往嘴里倒啤酒；有的全家人在一起有说有笑，手里还牵着狗，象散步一样招摇过市……——美国人会玩会闹，玩起来不顾一切，又狂又疯，只要自己痛快就行，不怕别人议论，别人也从不议论。对总统、党派、国家、政治是可以公开议论，随意咒骂的；对每个公民的私生活、习惯、作风（只要不危害别人）是不能过问，不能干涉，不便打听和议论的。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在大街上，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出自己的洋相。而美国人却认为这一切自然又合理，没有丝毫可值得奇怪的。
这种游行还有一种示威的性质。明天，爱荷华大学要和另一个大学比赛足球，爱荷华大学的球队叫做“鹰队”，对方是“猫队”。在游行队伍里有一幅幅丑化猫的漫画，有各种死描的模拟品，有雄鹰撕裂懒猫的活报表演。最有火药味的是一条条高举着的大标语，上写什么“油炸猫”、“枪毙猫”、“死猫有100种用处”……为了一场比赛，何至如此？使我想起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派性游行……来不及把游行看完，我们便乘车去剧院，看纽约百老汇歌剧院演出的歌剧《阿根廷，不要哭我》。剧情很简单，表现了曾经一度闻名世界的庇隆夫人短短的一生。庇隆当上总统，她就成了轰动世界的庇隆夫人。她影响庇隆，确实为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几次群众联合起来要推翻庇隆的政权，都因为总统采纳了庇隆夫人的意见，给群众一些好处，支持革命，平息了民愤，缓和了矛盾。庇隆夫人受到了人民的爱戴，她到哪里，哪里就有向她欢呼的人群。因为有了这样一位精明的夫人参政，庇隆的政权越来132越强大，他甚至控制了半个南美洲。在当时，她对世界的影响也很大。1952年，庇隆夫人死于癌症，她当时仅有33岁。阿根廷全国为她举行了盛大的葬礼。事实是她死后3年，庇隆政权被推翻。以后庇隆又复辟，当过一阵子总统，他死后第三夫人也掌握过一个时期的权力；但都是江河日下，再也不能恢复“庇隆夫人”（其实是庇隆的第二夫人）在世时的局面。
这个戏还叫《庇隆夫人》。这样一个题材，作者却不写政治斗争，注意力始终盯在庇隆夫人的私生活上，着重表现她的性格，她的作为。
歌剧全力讴歌庇隆夫人，却并不神化她，写她的妩媚，也写她的泼辣，她和庇隆结合后，毫不留情地就把庇隆原来的情人赶跑了。写她象救世主一样向穷人抛撒钞票，关心爱护别人家的孩子，也写她的奢侈和豪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