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马球也在与宋代对峙的少数民族政权中得到了继承。而且，由于辽、金的建立者契丹、女真原本就是马上民族，所以马球在辽和金得到了更大的发展。《辽史》记载：“庚寅，如应州击鞠。丁酉，汉遣使进毬衣及马。”可见，马球存在于辽国，甚至成为了辽宋交流，大宋向大辽求和的手段之一。但是，需要引起注意的是，马球运动在辽国受到了限制。由于打马球是练兵的好方法，辽国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曾经禁止过民间的马球活动。可是由于辽国皇帝自己喜欢和练兵的需要，又多次解禁。《辽史》卷十九记载：“夏四月，诏罢修鸭渌江浮梁及汉兵屯戍之役。又以东京留守萧撒八言，驰东京击鞠之禁。夏四月辛亥朔，禁五京隶击鞠。”《辽史》卷八十记载：“时上击鞠无度，上书谏曰：‘……臣又闻太宗射豕，唐俭谏之：玄宗臂鹰，韩休言之；二帝莫不乐从。今陛下以球马为乐，愚臣思之，有不宜者三，故不避斧钺言之。窃以君臣同戏，不免分争，君得臣愧，彼负此喜，一不宜。跃马挥杖，纵横驰骛，不顾上下之分，争先取胜，失人臣之礼，二不宜。轻万乘之尊，图一时之乐，万一有衔勒之失，其社稷、太后何？三不宜。倘陛下不以臣言为迂，少赐省览，天下之福，群臣之愿也’。”《辽史》卷八十一：“重熙七年，为东京留守。时禁渤海人击球，孝忠言：‘东京最为重镇，无从禽之地，若非球马，何以习武？且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分彼此？宜弛其禁。’”从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到，马球在辽国的上层社会中还是深受喜爱的，但是由于打马球可能会导致民间私自练兵，进而威胁到统治，所以曾多次被禁止。金朝的马球运动是从辽国继承来的。《金史》卷三十五记载金国皇帝拜天仪式：“金因辽旧俗，以重五、中无、重九日行拜天之礼。重五于鞠声，中无于内殿，重九于都城之外。其制，刳木为盘，如舟状，赤为质，画云鹤文。为架高五六尺，置盘其上，荐食物其中，聚宗族拜之。若至尊则于常武殿筑台为拜天所。重五日质明，陈设毕，百官班俟于球声乐亭南。皇帝靴袍乘辇，宣徽使前导，自球声南门入，至拜天台，降辇至褥位。皇太子以下百官皆诣褥位。宣徽赞‘拜’，皇帝再拜。上香，又再拜。排食抛盏毕，又再拜。饮福酒，跪饮毕，又再拜。百官陪拜，引皇太子以下先出，皆如前导引。皇帝回辇至幄次，更衣，行射柳、击球之戏，变辽俗也，金因尚之。”除沿袭旧制外，金朝马球的一大特色是出现了单球门的比赛方式。
元代的马球运动相比宋代，应该说有所推进。在元朝尚未建国之时，马球已成为蒙古贵族的一项重要的娱乐项目，深受蒙古人喜爱并广泛流行。南宋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年），南宋曾遣使赵珙到河北蒙古军前议事。赵珙回国后所写的一篇报告记载：“如彼击鞠，止是二十来骑，不肯多用马者，亦恶其哄闹也。击罢，遣介来请我使人至彼，乃曰：‘今日打球，如何不来？’答曰：‘不闻钧旨相请，故不敢来。’国王乃曰：‘你来我国中，便是一家人，凡有宴聚打球，或打围出猎，你便来同戏，如何又要人来请唤。’因大笑而罚大杯……”从此文可见蒙古人是将马球与宴饮、围猎等同重视。元建国后马球运动仍很兴盛，元末成书的《析津志》中说：“击球者，今（金）之故典，而我朝演武亦自不废，常于五月五日，九月九日，太子、诸王于西华门内宽广地位上召集各衙万户、千户，但怯薛能击球者……掷大皮缝软球子于地，群马争骤，各以长藤柄球杖争接之……马走如飞，然后打入球门，中者为胜。”此文明确指出元朝的马球出现了皮制球，且球杖藤制与宋辽不同。元代其他有关王公贵族及军中马球的记述也较多，元曲中关于马球的也不少，诸如“闲家日逐小公侯，蓝棒相随觅打球”“……东园击球夸意气，西街走马扬飞尘”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马球在元代各阶层开展的状况。
历史发展到明朝，马球运动开始走下坡路，但明初时承袭辽金元的传统，马球在体育运动中尚有一席之地，但规模已无往日之宏大，明初时任王府纪善的管时敏曾写过一首叫作《题蔡将军春击球图》的诗：“……诸王阅武出东华，打球又是常年约。……虎士严屯千屯兵，球场千步平如削。彩门远处放球来，万夫马上俱欢跃，半轮缺月地中生，一点流星天际落……等闲一击过球门，四面腾声总惊愕……”从诗中可以看到明初分封的诸王按“常年约”都要举行打马球活动。球场广至千步，平整如削，万夫欢跃，说明了当时宏大的气势，此外，永乐时有击球射柳之制，明成祖朱棣亲定每年端午节打马球的礼制，并三次亲临东苑观看群臣打马球。有了这种形成定制的大型马球活动，有了统治阶级的倡导，明初其他阶层的马球仍有所开展，但同武术、摔跤等体育项目相比，马球运动已逐步萎缩。至明中叶以后，虽然史料更加丰富，有关马球运动的记载却日渐减少，从而也间接说明马球运动在明朝中后期已不是一项比较普及的体育项目了。
清朝入关后，一则由于八旗兵重视行围狩猎训练骑兵，轻视马球，二则清初禁止人民养马，使马球失去了发展的物质基础，因而在中原地区马球运动在明末萎缩萧条的状况下，更受冷落，基本绝迹。有些学者根据明清两朝马球衰落的情况，断言马球运动在明朝中叶或清代中叶衰落，此言恐有所偏颇。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由汉族和众多少数民族组成的。正如研究马球起源于吐蕃也应认为发源于中国一样，研究马球的衰亡也应考虑到除汉族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马球运动虽然在明清时的中原地区基本衰落，但在地处祖国北方的蒙族地区仍很盛行，并同赛马、射箭、搏克一样成为蒙族人民喜爱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蒙古族打马球的风尚一直延续到解放后新中国成立。解放以后，内蒙古自治区组建了富有民族传统特色的马术队，在内蒙古自治区马术队中就保留有马球队，除日常的训练外，文革以前曾经组织过多次正式的比赛或表演赛，比较著名的有1953年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届运动会上，曾经举行过马球表演赛，地点在乌兰浩特。195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庆典上，由内蒙古自治区马球队同昭乌达盟（现赤峰市）马球队在呼和浩特进行了正式比赛，自治区队获胜。1959年全国马术比赛中，由内蒙古自治区队同内蒙古军区队在呼和浩特进行马球比赛，自治区队获胜。直到文革开始，自治区马术队解散后，马球这项运动才最终退出历史舞台。据曾经担任过1957年昭盟马球队领队的乔建立及毛凤岗等老体育工作者的回忆，当年的马球比赛每队出场队员为五人，每人两匹马，比赛时换马不换人，比赛场地每边端线中央以两根十几厘米的木桩为门，上缚彩带，门距十米左右，上无横梁。以击球入门为得分。球为硬木涂胶，比拳头略大，呈红色，球杆杆头为硬木制，圆型，颇似现在的门球棍，但杆柄不是穿于杆头中央，而是偏后一些，且形成与冰球拍相仿的角度。杆柄为藤制，柄尾穿皮绳套于手以防脱落。马球运动员穿紧袖上衣，灯笼裤，蒙族马靴。所骑马匹都是骑手自备，且均经过专门的马球训练，马鞍均为软质矮鞍，马尾用绸布结成球状。场上裁判亦骑马以旗示或笛声控制比赛。还制定有详细的规则。据当年亲临观看过的老同志介绍，场上竞争十分激烈，运动负荷非其他项目可比，马匹在场上奔跑如飞，速度极快，且急停，变向乃至卧倒变化频繁，无论对人还是对马来说都要求有充沛的体力和较高的灵敏性，具有很大的刺激性、娱乐性和一定的危险性，对选手的骑术及击球手法要求很高，也具有很大的欣赏性。文革后虽然内蒙古马术队得以恢复，但马球这项运动却未受重视，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