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春秋战国交替之际的大人物。《史记》将其纳入《世家》详写，足见重视。
面对礼崩乐坏、人心不古的道德颓势，唯有孔子满眼涕洟，尽诚竭节，不忧谗，不畏讥，奔走呼号，挽狂澜于既倒，百折九死，不易其志。力单势孤不足以竦动时政，但孔子并不放弃，坚持己见，直至辞世。
孔子本是“放旷乐观，随缘自适”之人，却死抱住已经被众人弃之如草芥的“礼”，未免过于迂腐与执拗，所以多为后人诟病。窃以为，众人皆醉，唯孔子独醒；众人皆混，唯孔子独清。孔子确实是千载一圣的思想巨擘。
孔子之伟大并不在他是弟子满门的师座，也不在他留下修身、治国、平天下的《论语》，当然也不在他修编六艺——这些功业都不足以概括这位先哲。孔子之伟大，在于他曾经为中国人形成优良国民性提供一种可能，尽管这种可能并没有化为现实。
在众多优良国民性中，最重要的一种就是保守传统的精神。特别是对民族认同的“语言”——礼仪礼节、程式程序、祭天祭祖、四时节期、问候酬酢，应该以保守为主，以变易为辅。否则就形成不了良风美俗，养成不了遵从“契约”的习惯（这是非常重要的）。孔子所主张保留的，有许多不适于时代要求的东西，但也有许多绝对应该保留传承的东西。总的说，一个民族，只有整体受到契约的规范，才可能成为勤劳的民族、纯朴的民族、优秀的民族。
孔子认识到规矩方圆对提高民族凝聚力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认识到形式化、程式化因素对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认识到传统承继对道德起到关键作用。孔子竭力劝说世人不要让周礼中断，应该以周礼规范人们的言行，“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其中有限制百姓自由的消极一面，但也包蕴着以民俗民约规范人们行为的积极思想。一概而论地否定周礼，在国民性培育方面、在增强民族凝聚力方面都会造成无以估量的损失。
遗憾的是，孔子的真知灼见没有被多数人接受，特别是没有被当权者接受，所以无法得以实施。寻常论家每每把孔子的失败归结为他“逆历史潮流”、“开历史倒车”，似乎孔子注定要失败。其实，只要认真阅读《史记》，谜底自然浮出水面：
（以下变字体）景公问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他日又复问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节财。”景公说，将欲以尼豀田封孔子。晏婴进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喪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后景公敬见孔子，不问其礼。异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齐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闻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鲁。
（《史记·孔子世家第十七》）（变字体完了）
司马迁说得再明确不过了：孔子的思想不得人心。齐景公几乎已经被孔子说动，晏婴却谏阻齐景公，说繁文缛节几代人也学不完。寥寥数语就让齐景公对孔子下了逐客令。晏婴口才上佳，但他贬低孔子主张的理由并不复杂，无非是“礼”太麻烦，不可为。
这就是问题症结之所在。怕麻烦，或曰懒惰，不愿意做不能直接收获利益的事情，这是中国人的一个根深蒂固的劣根性。那些认为中国人自古勤劳的妄说，没有顾及最基本的历史事实。按照礼法做，确实很麻烦，但也受益良多，能够提高全民的文明教化水平。不讲礼法，没有规矩套子，简单是简单，总觉得缺乏涵养，低俗粗鲁。
孔子旷怀高致，为后人所景仰。孔子最伟大之处在于，他丝毫没有苟且疏慵的恶习，他“不求苟说于世”，只求把自认为搞清楚了的问题告诉世人。他有一种强烈的让中国人温文尔雅、知书达礼的愿望。他收弟子，向他们讲学，也是为了这个目的。他居无定所，无一瓦之覆，一垅之植，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仍孜孜不倦，示人以方圆，诲人以规矩。可惜，包括他的学生在内，没有一个人真正理解他的苦心，也没有一个人真正懂得，在礼的问题上，孔子一个人是对的，大家是错的。司马迁高度评价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然而司马迁又以“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作结，可见，司马迁并未发掘出孔子最有价值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