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虽然主要实行募兵制，但由于募兵问题较多，而且耗费国家财政巨大，所以包括厢兵、乡兵、蕃兵、土兵和弓手等在内大量非正规军，一直是宋政府军事力量的重要补充，也发挥了应有作用。
一、训练时间
由于非正规军通常是由农民充当，因此训练时间往往会选择不影响正常生产的农闲时节进行。所谓“三时务农，一时讲武。先王之政也，应京畿三路保甲，并于农隙时敎阅。”
大中祥符二年（1009）宋廷下令，在河北“河北诸州疆自今每岁十月至正月以旬休日召集校阅，免夺农时。”当然这样的规定并非完全固定，在边境地区，集中训练时间就可以随时调整。景德元年（1004）“遣使分诣河北、河东集强壮，借库兵给粮训练，非缘边即分番迭教，敌骑入寇，悉入守城，寇退放营农。”
宋初北方广大地区均推行非正规军训练，但实际效果不一定显著，宋太宗年间时任开封尹的陈王元僖上疏：
窃睹仲春以来，分遣使臣于诸州点集乡兵，其数甚众。春气方盛，农事正勤，况属久安，岂可遽扰！且所取义卒，乃是丁夫。畎亩之氓，本难拘率，行伍之内，岂易指呼。虽教习之有方，终驱使之无效。若鸠集益广，即经费倍多。以此思之，止为劳弊。今寇戎出塞，边境已宁。至于防秋，须预经画，望于将相之内，选材谋之人，付之兵权，委以阃政，精择锐旅，分戍边城，优恤其妻孥，激发其勇力。至于保障城寨，州郡官寮，遴拣当人，责成倚办。此外深沟高垒，炳燧鸣刀，来则御之，去则勿逐。有备无患，古之道也，所集乡兵，虽众何用。况又河南久为内地，人户非能便习武艺，不可尽置戎行。河北累经戎马，颇有娴习驰射，或可选置军中。望且于河朔缘边诸州点集，止令本处守捍城池，河南诸州一切停罢。
春季正是农忙时节，宋廷于此时召集民兵训练，本就不合时宜，再加上于很少遭受河南地区推行训练效果当然不会十分明显。
澶渊之盟以后，北宋边防压力大大减轻，对于边境地区的民兵建设也有所忽视。随着宋仁宗年间西北边事吃紧，康定元年（1040）订立陕西、河北边境民兵训练制度：
河北、河东路强壮，陕西、京东西路新置弓手，皆以二十五人为团，置押官；四团为都，置正副都头各一人；五都为指挥，置指挥使，各以阶级伏事。年二十系籍，六十免，取家人或它户代之。听私置弓弩。每岁十月后正月前，分番上州教阅，半月即遣归农。或遇非时勾集守城及捕盗贼，日给粮二升。岁正月县以籍上州，州以籍奏兵部，按举不如法者。
而庆历年间陕西开始推行弓手训练规制：
遂县创置教场，每岁起十月后至正月终，当分番勾集教阅，自教阅时，每人支口食米二升者……自教阅时量借甲弩器械，教习披带，教罢便仰管辖官员收纳入库；其弓箭刀锯及木枪杆棒之类，即许自置，以备本乡村教习者……所差弓手，每五百人内选差会武艺有身手者一名充指挥使者……所点弓手，须是少壮者充，与免户下诸杂差配……每岁教阅之时，乞令逐州知州、通判一次巡行诸县，以按阅之。或所点人非壮健，器械不完利，行列不整，训习不精，移易簿帐，减削粮食诸事，其逐县令佐各行勘罚；其弛慢甚者，具事闻奏，严加黜责。
庆历六年（1046）并州郑戬为防止河东民兵“因循惰废武艺”，建议“每岁九月农隙之际，分两番，数多处分四番，番于本县教阅半月，逐州军吏教半月放归田里。从之。”
不过，随着军事威胁的消退，北宋非正规军训练趋于表面化，治平年间陈襄看到河北地区非正规军训练几乎名存实亡，其对于陕西非正规军训练提出一定建议：
臣昨奉使北蕃，久留边郡，窃见高阳关一路沿边州郡戍兵甚冗，马步之卒，不减三万九千余人，岁费刍粮，动以万计。诸州储峙之数，出于贵籴，多者无数岁之备，少者微三年之蓄。一甲未擐，则财用已匮，而边民困矣。幸而亭障无虞，可以姑息，一有警急，如何支持？臣愚以为方今安边息民之要，莫先于减戍卒而用土兵。戍卒减则财用省而民力纾，土兵用则战守易而城池固，此祖宗御戎之遗策，不可废也。今延安本路七州四军义勇之籍，无虑四万七千余人，可以当马步戍兵之数，但官司因循，失于训练，岁时虽有教阅之名，而无可用之实，甚可惜也。况边防诸郡，深池高垒，有陂塘沮洳之阻，无犬羊奔冲之患，万一有寇至，不过坚吾壁以守之，清吾野以待之，则昔时义勇之军，足为防扞之用，不有屯戍，又何患哉？臣欲请朝廷先遣才望之臣，按行一路，令与监司长吏将所籍义勇人数重行检点，去其老弱，而补之壮勇，舍其征役，而授以骑耕，每于农隙之时，给与口食，选差教队，使臣分往诸邑，精加简阅，务令精锐，可以效用。然后减去戍兵之半，食于近辅之郡，遇大征伐，则发内卒以应之。如此则土有精兵，塞有余粟，守御有备，而边民苏矣。
随着北宋中叶统治危机的加深，军费支出庞大，越来越多的人建议大力推广民兵，节省经费。
古之人创立法制，皆可以宜民，而后世行之者少，其故何也？非法制之不足经远，后世不能谨守，而用之多从而废坏也。古之法既已废坏，则时异事变，不可得而复用矣，得其近于古者而用之，斯可也。有近古之法可益于当世，而又不能讲修循奉，以用于天下，使之渐至废坏，而乃求考三代之空文，掇拾汉唐之故事，欲变常动众，大有兴作，以补斯世之弊，不已迂乎！此与夫家有良田而不勤三时之务，以图敛获，必得井牧沟洫之制而后耕者何异矣？盖天下之情，难于更新而易于袭故，将有所为而遽变其耳目，则震骇惊惧而不从，因其素所习熟之势而渐以驱之，则为力不劳而享利甚博故也。然则有可用之法者，不可使之废；有可因之势者，不可舍而谋他。方今之事，固有类此矣。天下皆知兵之为弊，而欲救之者必曰复府兵也。府兵之法，废坏已久，臣愚窃知其不可复矣，田不足以处兵，而兵不可使之耕也。然有近于府兵者，可举其法而用之，三路之民兵是也。晋、魏、秦、雍，自古干戈百战之地，山川气势，刚劲猛健，土风豪勇，有舍生取义之俗，武卒锐士，着称前世。国家之兴，亦尝籍而为兵矣。陜右之振武、保毅、河朔之忠烈、宣勇，河东之广锐、神武，其初皆民而遂兵之，尝有战斗之劳于祖宗之世，此民兵已试之効也。今三路义勇之籍凡数十万，集而拘之者盖累年矣，非一日恐之而骤募也。田事既隙，常有讲阅之令。行阵之出入，金鼓之进退，粗识其略，皆知其欲使之战也。武力勇锐，亦有超然于伦类，可以赴敌而御暴者。田畴庐舍，各安其居；父母昆弟，各得其养。其心皆自爱重而不忍为不义，茍为术以诱之而致其力，则必有敢死立胜之功，非若四方凶悍之徒，群聚而异情，骄惰而不用命也。所谓法之可用，而势之可因以驱者此也。兵说有之：凡人之所以守战至死而不怨其上者，亲戚坟墓之所在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不然，则州党宗族足怀，则民兵之情有余于此矣；若乃慈爱于民，厚无所往，则上之人犹有不足与此焉。何者？取之于农，而拘之以为兵，列以部伍，而教以杀伐；是将使之战也，则抚而待之，宜有加于农矣。今平居无毫毛之惠，铢两之报，以示宽假，一旦有不幸，则欲蹈白刃以效死，彼之心安所利而乐为哉？郡县之吏又多弃略其事而少尝经意，此民兵所以名存而实去也。岂非有法而不善用以至于废，有势而不能因以就其功欤？昔秦人有并吞六国之志，使其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战不可得。故能斩捕甲首则自复其役，小者相长其邻里，大者或优以爵禄。是以四世有胜，谓之数而不谓之幸。后世见秦之速亡，而遂讥其使民之不以义，亦已过矣。茍能为术以使天下而享其利，皆善使者也，顾其利之何如耳。国家有民兵而欲讲修其法，以强中国，又何愧哉！臣愿以义勇为上下之籍，精其阅习而课其艺能，择其武壮健勇而中于式度者，处之上籍，或蠲不急之役，或宽过重之敛，以慰其为兵之心，以闭其奔走不已之渐。则人人要利而竞劝，举三路之农夫半为异时之精兵而不可胜用，抑亦善使天下之术欤！
宋神宗即位之后，加强了非正规军训练力度，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保甲制，对保甲的训练时间也作出规定：“府界、三路保甲，自来年正月一日，依义勇法，冬教二月。每月赴县教阅，五都保以上，分四番，自十月起教，至正月罢。”应该说，当时众多地区还是遵循了这一规定，“虔州枪仗手千五百三十六人，抚州、建昌军乡丁、关军、枪仗手各千七百十八人为定额。每岁农隙，输监司、提举司官按阅武艺，以备奸盗。”尤其是边境地区：“河北、河东保甲教阅，乞自今年十一月起，至来年二月罢。”“陕西路保甲冬教，并自十一月一日起教，至次年正月终罢。”
一般来说，只要遵循农闲训练这一大原则，在具体细节方面是可以调整的，如熙宁三年（1070）南西路经略安抚转运司认为：“土丁每年冬勾赴本县教，阅次年赴州，并一月放散，有妨农务，已令诸州用十一月。”得到宋中央政府批准。
而河北等边境地区的训练时间可能还要更加严格一些：“河北、河东等路义勇、保甲，令于巡检、县尉下上番，第减放兵级弓手，其上番人并半月一易。自上番三日后，每二日一次，取二分事艺精熟人先放归，至三次止，仍不得放过充填。逐处所减兵级弓手人数，每年于农隙之月，并下番人令巡检、县尉聚教五日，其替下巡检兵级，即于本路兵额内豁除，更不招补。其所减兵级弓手，旧合支钱物，委坚司勾收封桩，每季具数申兵部、中书点检，以备移用。”
熙宁九年（1076）宋廷下令：“河北西路义勇、保甲分三十六番，随便近村分，于巡检、县尉下上番，半月一替；岁于农闲月，并下番人并令所辖巡检、县尉择宽广处聚教五日。”
出于保家卫国思想，北宋在边境地区开展民兵训练历时悠久，这部分地区民兵对于训练已经习以为常，元祐元年（1086），据苏辙说：“河北、河东，旧有义勇，自来每年冬教以为边备，民所习惯，不以为怪。”相比而言，内地训练则更多是强迫式居多，因此苏辙上奏建议在内地暂停民兵军训：
右臣窃见仁宗朝，河北、河东初置义勇，至英宗朝推行其法，渐及陕西，皆以地接胡羌，有守御之备。每岁冬教一月，民虽以为劳，而边防之计有不得已。及熙宁中，更置保甲，使京畿三路之民，日夜教习。二圣临御，知其不便，率皆罢去，民得归秉耒耜，盗贼因此衰息。歌舞圣德，无有穷已。惟有冬教一月之法，三路以被边之故，民习为常，不敢辞愬。至于京畿诸县，累圣以来，为辇毂所在，素加优厚，今乃与三路边郡为比，一例冬教，情所未安。伏乞圣慈，深念根本之地，所宜寛恤，特与蠲免。兼访闻京畿三路，见今皆修盖冬教场屋宇，州县颇以为劳。臣昔守官河北，窃见义勇冬教，并不置教场屋宇，每遇教日，皆权于系官屋宇及寺院等处安泊，别无阙事。朝廷若允臣所奏，免畿内冬教，则其教场屋宇，已自不修。如三路冬教，乞下逐路监司相度，只如目前权于系官屋宇及寺院等处安泊，有无不便。如别无不便，亦乞罢修，以宽民力。谨録奏闻，伏候敕旨。
二、训练方式
非正规军的训练方式与内容基本不脱出正规军的训练内容，但是在具体细节与实施方面还是有显著不同。
与正规军训练相似，非正规军训练也是以弓弩训练为主：“诏义勇、保甲所习武艺，弓须及七斗以上，弩两石以上，仍以十分为率，弓及枪刀各毋得过二分，余并习弩。”非正规军在集中训练之后，一般均进行考核，要求比试所学技艺。如广南东路枪手“户自第四等以上，有丁三者以一为之，每百人为一都，五都为一指挥。自十一月至次年二月，每月轮一番阅习，每三日一比试，事艺高者先次放归。”“三路集教，大保长除教骑人兼习马枪外，其教步弓弩兼习步枪，其团教保丁依元降指挥，二分教骑，兼习马枪；四分教弓，四分教弩，如不堪教弩者，即依开封府界敕，教枪虽多，不得过二分。”
宋神宗朝开始大力推广非正规军训练，尤其是保甲训练，规制极为详细：
枢密院上开封府界诸县教阅法，令有五指挥处日输一指挥赴都教场，都监、监押临视。无都教场，即就本营日一教，事艺疏者日两教。应轮当赴教，指挥内守衣甲、巡仓之类，亦差人抵替。子垛方一丈，射帖方二尺五寸，距所射五十步。弓以九斗、八斗、七斗为三等，弩以二石七斗、二石四斗、二石一斗为三等，枪刀手亦以事艺之高下分三等。遇旬休、节假、请衣粮草日及为雨雪沾湿，并许权住教。余分四日，初射等第弓弩，次射亲，次打阵，次射，周而复始。提举官所至县，因教阅日并以酒食犒军员如春秋大校，其弓弩手射亲并床子弩炮手并支银楪。在京及京东、西教阅准此。诏从之。其开封府界仍差官提举。
之后，随着军事训练广泛开展，宋廷又对训练内容进行调整：
（元丰）二年十一月，始立府界集教大保长法，以昭宣使、入内内侍省副都知王中正，东上合门使狄谘兼提举府界教保甲大保长，总二十二县，为教场十一所；大保长凡二千八百二十五人，每十人一色事艺、置教头一。凡禁军教头二百七十，都教头三十，使臣十。弓以八斗、九斗、一石为三等，弩以二石四斗、二石七斗、三石为三等，马射九斗、八斗为二等，其材力超拔者为出等当教时，月给钱三千，日给食，官予戎械、战袍，又具银鍱、酒醪以为赏犒。三年，大保长艺成，乃立团教法，以大保长为教头，教保丁焉。凡一都保以相近者分为五团，即本团都、副保正所居空地聚教之。以大保长艺成者十人滚教，五日一周。五分其丁，以其一为骑，二为弓，三为弩。府界法成，乃推之三路，各置文武官一人提举。
北方地区保甲训练进行也影响到南方的保甲训练，提举广南东路常平林颜就认为：
今天下之民，家为之保，保为之长，长为之正者，岂特不容其奸而已，盖归兵食于农，藏武士于耕夫，所谓教而后使之道也。故其法一总于兵部，而畿内之人，陛下又岁赐引见，旌其艺能以劝之。其在五路，则又使有司以时遣官，分行案视。法既久而令益信。然则举而加诸四方，其无不听者。今二广之民，亦有五保之籍。窃闻广西缘边稍已肄习武艺。东路虽间有枪手，然保甲之教尚阙。欲乞本路沿江海诸州，依西路法训阅，使其人既熟山川之险易，而又知夫弓矢金鼓之习，则一方自足为备，可以不劳北兵矣。诏下广南东路经略、转运、提举、钤辖司相度，皆言广、惠、潮、封、康、端、南恩七州皆并边及江海，外接蛮贼，可依西路保甲教习武艺。
宋廷也鼓励在训练中表现优异的保甲参加正规军：“承代保甲教阅之人，愿投军者，如中保甲第一等弓弩，许令招刺；所增例钱物，给其保甲正身并家人。如投军年二十六已上、中等弓弩，减一指招刺。二十五已下，更不用事艺累减。”
当然，频繁的训练必然会带来负面影响，不断有人提出改革训练方式。元丰八年（1085）宋哲宗刚刚继位，知庆州的范纯仁就上奏：
臣伏覩提举保甲司牒，准枢密院札子指挥，钤束保甲子弟，不令聚集饮博，即遇闲暇，于本家阅习事艺。切缘保甲每月虽蒙指挥，并教两日或三日，比之自来全少，然未免往来聚集，有妨农务。盖子弟惯入镇市，渐喜游惰，托以修葺弓弩箭器，或期约同保私阅为名，不肯专意生业，官司及父兄终难钤束觉察。自古三时务农，一时讲武，又曰皆于农隙以讲事，此古人不易之法。所以东作西成，得尽其力，三年之食可足，武艺不废，民力不穷。三代兴王，同此道也。盖农事播种敛获，不可少有失时，常若寇盗之至。茍一日愆期，或致终岁之阙，则职在劝农者所当申陈也。臣今欲乞应三路教阅保甲，计一岁合教日数，并就农闲之月，其余月分并归农业。则官司与父老易为拘管，不唯农不失时，亦因并教多日，事艺必得精熟。
之后其提出更为具体的措施：
臣伏覩进奏院状报，七月六日奉，圣旨府界三路保甲，自来年正月以后，并罢团教，止令每岁农闲月分，依义勇旧法赴县教阅一月，所有差官、置场、准备军器及教阅法式、番次、按赏费用等，仰枢密院取索会校，措置条画，与三省同共立法，取旨施行。臣愚窃以先帝留神训练保甲，今已是累年，其间甚有人材。武艺超群众者，乞并给盘纒赴阙，委殿前司拣阅，其间人材事艺可及诸班者，与等第于诸班至散直、殿侍安排；如不愿者，委逐路安抚、都总管司合量材于敢勇效用，或弓箭手、军员十将内安排；更不愿者，即于本乡保甲守阙副都保正，或依弓箭手例，特置正副都头、指挥使、都虞候、都指挥使等阶级，及立定年限迁转，候至都指挥使，与换近下班行。则人人皆有进身之望，有所顾藉，不肯轻易犯法。其间武艺寻常、惰于作业者，即委郡县觉察，仍许父母尊长陈告，与刺充本土禁军，上可以增壮禁卫，次可使强民有归，下可绝败群游惰之人，及免凶年饥岁聚为宼盗。如此，则圣制曲尽，久远无弊，兹古人所以虑事于未然。弭患于未萌也。天下幸甚！
御史上官均也说：
臣闻天下之事，小大核实，则为而有成，作而有功，无劳民费财之害。臣窃见福建路往年因廖恩为寇，逐处召募义勇有武技者，使之追捕。彼皆乡闾无赖之民，素无约束，所至村落，往往恃众攘夺、强买，未经斗敌，已有骚扰之病。其后逐县籍向来召募之人，号为枪仗手，多至数百人，少不下一二百人。每岁监司亲至按试，支散钱米及银帛之类。臣元丰元年，尝知邵武军光泽县因监司按试，召集枪仗手，比至阅视，其老弱不闲武技者十之七八。访闻得皆出于当时保正及同类任情纠举，实非素习趫勇之民，询之他邑，亦多此类。其枪仗手所居，距县远处或一二百里，监司所至，多先期呼集。既至，往往代名充数，冒受支赏，徒有呼集之劳，而无校试之实。朝廷比来颇知扰民之害，只令逐县知县令每年就近集试，然呼集之劳，费财妨业之弊，犹如前日。臣窃计福建一路枪仗手不减数千人，率多无赖之民，教习无素，一旦有警，驱之捕盗，往往溃散，挫弱军气。无事之际，呼集教试，在上有费财之患，在下有妨业之弊，其实无补。不若罢集，俾闾井之民安居乐业，公私两便。如朝廷未欲悉行罢去，亦乞下本路，令逐县重行考核，不必充满旧数，庶几得实，免致虚有劳费。
这样的言论，遭到相当多不同意见，元祐四年（1089）王存上奏：
臣伏见范纯仁札子，奏畿内保甲乞今后更不教阅。臣窃详先帝教阅畿内保甲，思虑深矣。盖以京师之地四达而平，非有重山峻岭之险，金城汤池之固，所以维御四方，威制中外，为根本之固者，以宿众营卫严也。庆历、治平间，禁厢之籍至百余万，新城里外连营相望。其后论者以兵冗费广，供馈不给，乃议并营裁决。其后中外禁军五十八万为额，而京师兵籍益削。于是三路添籍民兵，畿内亦置保甲，四时教阅，使人为胜兵，平日不费县官钱粮，缓急得为武备。此先帝之意也。但当时教阅之法太密，官吏之责太苛，以此人情有所不安。陛下即位之初，罢三时之阅，止冬间一教。教阅条制：事伎精熟者十日便放，稍精熟者二十日，生疏者止于一月。每教至旬日，往往放者太半。如是灾伤放税五分，又即权免。此法既宽，人情未有所害。前此荐饥，法当权免，今岁丰稔，若遂不教，即其法遂废，甚可惜也。大率民兵之法，创置则难，放罢即易。先帝不惮艰难而为之，数年之间，人既就绪，一旦无故而废之，深为可惜。臣非不知附会时论，可以干百姓之誉，但职任至此，为国家长久之虑，不敢嘿嘿耳。伏望圣慈再三思虑，不胜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