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很重视军事训练，隋制：“军人每年孟秋阅戎具，仲冬教战法。”大业三年（607），隋炀帝为了夸耀军事实力，在边境地区进行了一次盛大阅兵式，检阅军队训练成果，“前狩二日，兵部建旗于表所。五里一旗，分为四十军，军万人，骑五千匹。前一日，诸将各帅其军，集于旗下。鸣鼓，后至者斩。诏四十道使，并扬旗建节，分申佃令，即留军所监猎。”
唐太宗将“讲武”、“练兵”作为军队建设的重要内容，经常督军临试，亲自讲武，武德九年（626）九月唐太宗初继位，不顾朝臣劝阻，率领士兵在宫内“习射”，“中多者赏以弓、刀、帛，其将帅亦加上考……由是人思自励，数年之间，悉为精锐。”
圣历二年（699）春季，武则天鉴于“比为久属太平，多历年载，人皆废战，并悉学文。今者用整兵威，故令教习。”但是被王方庆认为不符合时令，“孟春讲武，是行冬令，以阴政犯阳气，害发生之德。臣恐水潦败物，霜雪损稼，夏麦不登，无所收入也。伏望天恩不违时令，至孟冬教习，以顺天道。”最终无果。而且唐代“讲武礼”除去其所蕴涵政治意义之外，又是对军队训练成果的一次大检阅，表明了皇帝对于军事训练的重视。
府兵的训练内容，据《新唐书·兵志》记载，府兵的训练原则是“农隙教战”、“三时务农，一时讲武”。“府兵平时在家，有练习武事的任务。《旧唐书·职官志》说：‘居常则皆习射，唱大角歌。’似乎这两种练习是最基本的。”即练习弓射和熟悉战阵中的鼓角之声，此外每年至少进行一至两次的集中训练，考察平时训练成绩。冬季还要进行试阅，内容主要则有队形、骑射、步战等。而且政府十分重视对府兵的思想教育，不断灌输忠君爱国观念，以保证府兵强大战斗力。
府兵制瓦解后，“农隙教战”、“三时务农，一时讲武”式的训练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募兵制下职业士兵的训练要求，而且即便是在唐初，政府除去征调府兵之外，还保有大量募集来的常备军，职业兵在训练内容上与府兵相差不大，不外乎技能训练和战术训练等内容，但是在训练方法上差别较大。
《太白阴经·阴阳队图篇》中介绍实施训练应配发军器：“枪五十根，十分；牌十面，二分；弩十张，二分；陌刀十张，二分；箭四十副，八分；佩刀四十口，八分；棓十具，六分。”大致可知唐军技能训练主要是枪、弩、牌、陌刀、佩刀、棓等兵器，而弩手配备并不是占据绝对优势，这一点与宋代军队有很大不同。下营后，“每幕加地四尺五寸四分，每幕中两厢置土马一十二疋，大小如常马，备直鞍，令士卒擐甲胄，櫜弓矢，佩刀剑，持矛盾，左右上下，以习骑射。”这些表现都是日常在军中所进行的训练项目，当是“农隙教战”的府兵所不能具备的。
此外唐军很重视军事体育活动，譬如打马球，“打球者，往之蹴踘，古戏也。黄帝所作，兵势以练武士。”在唐代军中广泛开展，“不能无事习蛇矛，闲就平场学使马。军中伎痒骁智材，竞驰骏逸随我来。护军对引相向去，风呼月旋朋先开。俯身仰击复傍击，难于古人左右射。齐观百步透短门，谁羡养由遥破的。”
唐初李靖练兵：“分为三等：必先结伍法，伍法即成，授之军校，此一等也；军校之法，以一为十，以十为百，此一等也；授之裨将，裨将乃总诸校之队聚为阵图，此一等也。大将军察此三等之教，于是大阅，稽考制度，分别奇正，誓众行罚。”训练方法既有用旗鼓等训练士兵熟悉指挥号令系统，又用“六花阵”训练士兵的战术素养，“教士三万，每陈五千人，以其一为营法，五为方、圆、曲、直、锐之形，每陈正变，凡二十五变而止。”《太白阴经》中“教旗”法即为阵法训练有机组成部分。
中唐名将李光弼“能以少覆众。治师训整，天下服其威名”，非常善于训练士兵。唐代宗永泰年间，仆固怀恩引诱吐蕃、回纥入侵长安，李光弼旧部郝廷玉屯兵于渭桥西窑底，观军容使鱼朝恩“以廷玉善阵，欲观其教阅。廷玉乃于营内列部伍，鸣鼓角而出，分而为阵，箕张翼舒，乍离乍合，坐作进退，其众如一。”郝氏对李光弼善练兵进行追思，“此非末校所长，临淮王之遗法也。”
五代时期武人当道，军队是决定权力的主要因素，因此军事训练很受重视。后梁太祖朱温在位期间多次亲自训练军队，如开平四年（910），“幸榆林东北坡，教诸军兵事。”同年十二月“亲阅禁军，命格斗于教马亭。”乾化元年（911），“幸兴安鞠场大教阅，帝自指麾，无不踊抃，坐作进退，声振宫掖。”十月在相州检阅的军队，“士卒之雄锐，部队之严肃，旌旗之杂遝，戈甲之照耀，屹若山岳，势动天地”。
后唐庄宗尤其重视骑兵训练，“志在渡河，但恨河东地狭兵少，思欲百练其众，以取必胜于天下。”天祐八年（911，后梁开平五年）梁唐战于柏乡，“梁人戈矛如束，申令之后，嚣声若雷，王师进退有序，步骑严整，寂然无声。”如果没有平时良好军事训练作为保障，在实战中做到上述表现应该是相当困难的。后汉乾祐三年（950）隐帝下令：“诸道州府差置散从官，大府五百人，上州三百人，下州二百人，勒本处团集管系，立节级检校教习，以警备州城。”
当时许多藩镇也非常注重军事训练，谢彦章善于训练骑兵，“每敦阵整旅，左旋右抽，虽风驰雨骤，亦无以喻其迅捷也，故当时骑士咸乐为用。”刘仁恭鉴于和后唐李氏关系破裂，“募兵练众，常无虚月。”
隋唐五代的军事训练由于军事需要，开展得相对比较理想。《唐李问对》和《太白阴经》反映了这一时期训练内容和方法日趋完备，在技能和战术训练相比前代均有所创新，而其许多训练思想对之后宋代军事训练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