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三朝国防形势相对比较紧张，既要对南方持续用兵、消灭各割据政权，又要面对北方强大辽的军事威胁。军队执行作战任务非常频繁，军事训练自然不能放松，军队建设很受重视。因而这一时期军事训练体系相对比较完善，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与隐患。
一、讲武不辍、武备不弛
“讲武”是由君主亲自检阅军队训练成果的一项军事活动，在宋初三朝很受重视。建隆三年（962）十一月，宋太祖在开封西郊连续举办两次大阅“讲武”，受阅的军队包括殿前、侍卫诸军的步骑兵和京师地区的其他军队，“讲武于近郊，六军之容甚盛。”对此，宋太祖道：“晋、汉以来，卫士不下数十万，然可用者极寡。朕顷案籍阅之，去其冗弱，又亲校其击刺骑射之艺，今悉为精锐，故顺时令而讲武焉。”这段话正如李焘在下注中所说不一定就是于此时，但可以窥见宋太祖继位后勤于武事，检阅军队训练成果的心态。
事实也正是如此，宋太祖非常注重军队建设与训练，乾德元年（963），宋太祖“幸玉津园，阅诸军骑射。”乾德三年（965），又“御讲武殿，阅诸道兵，得万余人，以马军为骁雄，步军为雄武，并属侍卫司。”将藩镇训练出的精锐之师招致都城东京，加强中央军权，使之成为能够震慑各地方藩镇的强大军事力量。“令天下长吏择本道兵骁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补禁旅之阙。又选强壮卒，定为兵样，分送诸道。其后又以木梃为高下之等，给散诸州军，委长吏、都监等召募教习，俟其精练，即送都下。上每御便殿亲临试之，用赵普之谋也。”次年，“命殿前、侍卫将校大阅戎事于军中。”为了能尽快达到强军的目的，命令招募有武艺者入军，以减少训练时间。
宋太祖时期加强军事训练对保持宋军战斗力的作用非常明显，太平兴国九年（984），宋太宗检阅军队，评价道：“兵虽众，苟不简阅，即与无兵同。先帝训练之方，咸尽其要，朕因讲习，渐至精锐，傥统帅得人，何敌不克？”
而宋太宗也秉承了宋太祖注重讲武的传统，其登基不久，即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军戎事务，“每朝罢，即于便殿或后苑亲阅禁卒”。太平兴国二年（977），宋太宗举行了一次盛大阅兵式，“太宗亲征太原，讲武于西京”，虽然有很大的表演性质，但是依旧可以看出宋军日常训练非常严格，“（崔）翰分布士伍，南北绵亘二十里，建五色旗以号令，将卒望其所举为进退之节，每按旗指踪，则千乘万骑，周旋如一，甲兵之盛，近代无比。”
此后，一般性的讲武活动仍多见诸史乘文献。太平兴国三年（978），宋太宗“幸讲武台，观发机石射连弩。上将伐北汉，先习武事也。”太平兴国五年（980），“畋近郊，因以阅武，赐禁军校及卫士襦裤。”雍熙元年（984）四月，宋太宗幸金明池，观习水战，并对宰相说：“水战，南方之事也。今其地已定，不复施用，时习之，示不忘武功耳。”随之率群臣登临开封城西杨村阅兵的讲武台，“阅诸军驰射，有武艺超绝者，咸赐以帛”。诸如此类等等。
而宋太宗在效仿宋太祖于金明池视察水军训练，“谓宰相曰：‘水战，南方之事也。今其地已定，不复施用，时习之，示不忘武功耳。’因幸讲武台阅诸军驰射，有武艺超绝者，咸赐以帛。”北宋末年的蔡絛记述：“金明池，始太宗以存武备，且为国朝一盛观也。”表达了宋太宗“安不忘战”、看重军事训练的态度。
至道元年（995），宋太宗观看士兵弓弩训练之后，对自己训练成就非常满意：
上阅武于便殿，卫士挽弓有及一石五斗者，矢二十发而绰有馀力，因谓近臣曰：“事有奇异惊听者，此是也。方今寰海无事，美才间出，悉在吾彀中矣。朕向于行伍中选气质端谨、勇而知礼、进退有度者，授以挽强之法，俾相讲教，所以弧矢之妙，敻无伦比。”又令骑兵步兵各数百，东西列阵，挽强彀弩，视其进退，发矢如一，容止中节。上曰：“此殿廷间数百人尔，犹兵威可观，况堂堂之阵，数万成列者乎！”
宋真宗延续了开国二帝对军事训练关注态度，其刚刚即位，就“阅殿前指挥使、内殿直骑射斗槊”。尔后更甚，“上自即位，每旦御前殿，中书、枢密院、三司、开封府、审刑院及请对官以次奏事，至辰后还宫进食。少时，复出御后殿视诸司事，或阅军士校试武艺，日中而罢……其后率以为常。”将观看军士训练当做日常必备政务之一。并在咸平二年（999），举行了北宋历史上一次规模宏大的检阅，动用三衙军队二十万，殿前都指挥使王超用旗语指挥：
先是，诏有司择地于含辉门外东武村为广场。乙丑，夜三鼓，殿前、侍卫马步诸军二十万分出诸门，迟明乃绝。上按辔出东华门，宗室、近臣、尚书、侍郎、御史中丞、给谏、上将军、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刺史，并赐戎服以从。上至行营，诸军阵于台前，左右相向，步骑交属，诸班卫士，翼侍于台后。有司奏成列，上升台东向，召从臣观之。殿前都指挥使王超执五方旗以节进退。又于两阵中起候台相望，使人执旗以应之。初举黄旗则诸军旅拜，举赤旗则骑进，举青旗则步进，每旗动则鼓作，鼓作而士噪，皆三挑而后退。次举白旗，则诸军复再拜，呼万岁。有司奏阵坚而整，士勇而厉，欲再举，上曰：可止矣。遂举黑旗以振旅，军于左者略右阵以还，由台前出西北隅；军于右者略左阵以还，由台前出西南隅以归。上御东华门阅诸军还营，顾谓王超曰：士众严整，戎行练习，卿之力也。
如此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假如没有平时良好训练作为保障，是很难顺利实现的。而此次演习不但检阅了宋军训练成果，更增加了国民在抵御外敌方面的信心。
即便澶渊之盟后，宋真宗还是没有放松军队训练，继续定期检查军队训练成果，大中祥符元年（1008），“上御便殿，观捧日、龙骑、骁骑等军习战。”大中祥符四年（1011），“幸殿前班，召从臣观骑士习武艺，赐物有差，遂幸潜龙园宴射。”六年（1013），宋真宗对王钦若表达了如此重视军事训练的考虑，“河北校阅强壮，自北鄙罢兵之后，寻令逐州并依常，于农闲时教阅，盖不忘兵战，而使其习以为常。若绝而复行，契丹主必生疑虑。”
正如南宋人评价：
太宗、真宗以来，循建隆故事，亲阅历旅，武艺精绝，有掷剑凌空续身承接、妙捷若神者；有挽强至二石五斗，二十余发而绰有余力者；有盘铁槊十五斤，舞于马上往来如飞者；有百人守关，而契丹不敢窥其国者；有对移一席地，剩汲一瓶水，而亦蒙简记其姓名，以备后日之用者。
宋初三朝帝王对军事训练投入了极大关注，这才能使宋军顺利完成统一大业，即使面对辽精锐骑兵，也取得不小战果。
二、完善军训体系
宋初三朝军事训练不单依靠君主频繁的检阅训练来激励，还有比较完善的军事训练体系作为保障，包括优秀将领、完备的法令、注重激励机制等等方面。
（一）精于练兵的武将
《孙子兵法》云：“将者，国之辅也”，优秀将领不仅在战场上运筹帷幄，还需要善于训练军队，募兵制下，募兵是否精锐更取决于领兵之人。
宋初去五代不远，五代时期各藩镇重视军事训练的传统得到较多延续，如郭进训练士兵非常严格，因而取得战果也很突出，“御军严而好杀，部下整肃，每入北汉境，无不克捷。”蔡审廷屯兵易州，“训练士卒甚整，太祖过镇阳，见于行在所，赐名马、宝剑，命为镇州兵马都钤辖。”王杲“命监河北，有能声，寻命阅教定州诸军骑射，入掌军头引见司。”名将杨业“练习攻战，与士卒同甘苦……为政简易，御下有恩，故士卒乐为之用。”其子杨延昭“智勇善战，所得奉赐悉犒军，未尝问家事。出入骑从如小校，号令严明，与士卒同甘苦，遇敌必身先，行阵克捷，推功于下，故人乐为用。”景德元年（1004），李继隆在澶渊，宋真宗视察其麾下军队，“见其所部整肃，叹赏久之。”
正是组训者的责任感以及训练方式适当，使宋初军事训练能够做到实处，经过严格训练的军队，当然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砝码。
（二）法令严明、赏罚有序
宋初士兵生活非常辛苦，伤病和天气都令士兵艰苦异常，频繁战争又使经济凋敝，无处诉苦。“曾见南兵苦，征辽事亦如。金疮寒长肉，纸甲雨生蛆。山小韲霜骨，河枯胪腐鱼。黎元无处哭，丁户日相疏。”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开展军事训练，作为受训者的职业士兵，其训练热情不是仅仅凭借几句话语就能激发的，必须通过有效手段来实现。
宋太祖很重视士兵精神激励，表现出“爱兵如子”姿态。开宝二年（969），其久攻太原不下，殿前指挥使都虞候赵廷翰请求率领禁军带头进攻，而宋太祖表示“汝曹皆我所训练，无不一当百，所以备肘腋，同休戚也。我宁不得太原，岂忍驱汝曹冒锋刃，蹈必死之地乎！”结果令“众皆感泣，再拜呼万岁。”正合“务令将吏与军士，情同父子，义若兄弟，疾病相扶，患难相救，寒暑饥饱，苦乐均之。”之意。如此简单的话语对士兵来说仿佛一针兴奋剂，足以激发其在训练与实战中的热情。正如之后宋人评价：“太祖善驭豪杰，得人死力。”
当然仅有精神激励远远不够，还需要用法令约束和物质鼓励来充分调动地方军政长官训练士兵的积极性。前述蔡审廷、王杲等均因为训练士兵成绩突出而获升迁或物质奖励。宋太祖针对士兵被将领私役，耽误训练之类的情况，严厉禁止，保证训练正常进行。“诏诸道骑兵颇为长吏役使，失于教习，自今禁止之。”
开宝四年（971），宋太祖论及后唐庄宗赏赐禁军，“上抚髀叹曰：‘二十年夹河战争，取得天下，不能用军法约束此辈，纵其无厌之求，以兹临御，诚为儿戏。朕今抚养士卒，固不吝惜爵赏，若犯吾法，惟有剑耳。’”这里表达出宋太祖对训练士兵既不吝惜财物，又法令严明，不致使其产生贪惰心理。正是“器甲精坚，日课其艺而无怠惰者矣。选为教首，严其军号，精其服饰，而骄锐出矣。”
雍熙元年（984），宋太宗亲自拣选士兵，选拔将官，所依据的就是日常训练中的表现。
宋真宗也注重对军训中表现优异者的赏赐与升迁，大中祥符四年（1011），宋真宗“幸殿前班，召从臣观骑士习武艺，赐物有差”。次年，真宗命令殿前马步军司拣选禁军，从训练中表现优异者中选取。
（三）灵活多样的训练措施
宋太祖对于各地军事训练并没有制定出统一标准，给予将领充分自由，乾德元年（963），宋太祖派遣往郭进军中的士兵因为临阵脱逃，被郭进处以军法十余人，太祖听闻后，虽然表示：“御马直，千百人中始得一二人，少违节度，郭进遽杀之。诚如此，垄种健儿亦不足供矣。”但私下还是对郭进的做法表示赞同，“恃其宿卫亲近，骄居不禀令，戮之是也。”侧面肯定了郭进训练方法。
宋真宗不单单对中央禁军训练很关心，还派遣使臣前往各地检查训练情况，“遣御前忠佐八人分往京东、西路教阅诸军。”命令各地将训练良好的士兵调入京城禁军：
令河北、河东路部署等巡视军中，其阅习士卒，有材勇愿隶在京诸军者，听其自陈，州给装钱部送阙下；疲老不胜铠甲者，具名以闻。时河北骁健军士因防护至京，引对便殿，上询之，有愿留补禁旅者。上以两河就粮军多劲勇士，因广搜择焉。
不但中央禁军日常训练有专职将领负责。地方驻军定时检阅训练也坚持进行，咸平三年（1000）成都王均之乱，就是由于检阅时两军服装的差异而导致。宋真宗还认为应该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制定训练方法。“战阵之事，量山川形势教以兵法，临阵而用之，各禀主帅之命，若与京师同法，似非便也。”地方将领也可以依据实战情况，加强某一方面训练强度，“景德初，契丹犯河北，王钦若镇魏府，有兵十万余……（孙）全照素教蓄无地分弩手，皆执朱漆弩，射人马洞彻重甲，随所指麾，应用无常。”
因此咸平六年（1003）真宗观看禁军战阵后，“睹行伍整肃，甚喜”，评价道：“昨日村民，皆为精锐矣。”
三、水军训练由盛到衰
后周世宗继位后，一直有意于统一全国，其鉴于南唐偏安江南，以长江为天险，不建立强大的水军部队，不足以支撑其攻伐南唐的作战计划。显德四年（957）后周世宗征伐淮南，在京师开封制造战船，用俘虏的南方士兵教授水战方法，加强训练，结果取得很大成功：
初，帝之渡淮也，比无水战之备，每遇贼之战棹，无如之何，敌人亦以此自恃，有轻我之意。帝即于京师大集工徒，修成艛舰，逾岁得数百艘，兼得江、淮舟船，遂令所获南军教北人习水战出没之势，未几，舟师大备。至是水陆皆捷，故江南大震。
北宋建立之初，继承了世宗遗志的宋太祖依旧重视水军建设与训练。建隆元年（960），宋太祖平定李重进叛乱后，驻跸扬州，于长江上观看水军训练，借此威慑南唐。“上使诸军习战舰于迎銮，唐主惧甚。”
随后宋太祖在乾德元年（963）“出内府钱，募诸军子弟数千人，凿池于朱明门外，引蔡水注之。造楼船百艘，选卒，号水虎捷，习战池中。命右神武统军陈承昭董其役。”将水军训练场所移至宫苑附近，以便能够经常检阅训练。“命镇国节度使宋延幄帅禁旅数千习战于新池，上数临观焉。”继续经常视察水军训练，“居常多幸讲武池，临流观习水战。”“是后观习水战者二十有八。”
开宝二年（969），由于宋太祖训练水军噪声过大，“上一日教战后池，鼓噪之声彻于外”，此时任殿前都虞候的杨信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不测其故，遽入至苑门”，急忙带兵前去查看，宋太祖向杨氏解释“吾教水战，因使其噪耳。”并直夸“此真忠臣也。”这则史料间接说明水军训练声势很大，以至于宫外的杨信都能听到噪声。
开宝七年（974）十月正式发兵讨伐南唐，出征之前，宋太祖“幸迎春苑，登汴堤，发战舰东下。丙戌，复幸迎春苑，登汴堤，观诸军习战，遂幸东水门，发战棹东下。”水军与陆军协同作战，共同承担灭南唐军事任务，可见宋太祖的水军训练成果还是比较理想。次年，当南方讨灭南唐的战事如火如荼之时，宋太祖仍旧“幸都亭驿，临汴观飞江兵乘刀鱼船习战。”
雍熙元年（984），宋太宗在检阅完毕水军训练后，表示：“水战，南方之事也。今其地已定，不复施用，时习之，示不忘武功耳。”显示了对于水军训练的重视，也从侧面表达了对于和平时期荒废军事训练的担心。“太宗北伐，高琼为楼船战棹都指挥使，部船千艘趋雄州。”在河北地区对辽战争中使用水军，恐怕实战意义不大，更多的只是显示北宋水军强盛以及负责后勤补给。
随着南方地区相继平定，水军地位有所下降，咸平三年（1000），宋真宗“幸金明池观水戏，扬旗鸣鼓，分左右翼，植木系彩，以为标识，方舟疾进，先至者赐之。”大中祥符元年（1008），真宗对于请求毁掉旧船，重造新船的奏折，表示：“金明池所习水战船，盖每岁春夏，都人游赏，朕亦为观之，止欲颁赉诸司及习水戏兵士，此船何须改作？可速指挥省司押令赴阙，勿使改造。”自后周世宗以来水军训练沦落为达官贵人观赏的娱乐项目，说明此时水军地位已经大不如前，至于训练就可想而知了。
尽管大中祥符六年（1013）宋真宗下令选择熟悉水性的士兵编为水虎翼军，并且江淮一带均仿照此法，但也只是“初，太祖立神卫水军，及江淮平定，不复振举，上以兵备不可废，故复置焉。”这样的诏令只是对太祖的一种追思，不具有太大实际意义。
四、军事训练的弊端
经过多年苦心经营，应该说北宋军队战斗力在宋初还比较强大。宋军对南方割据势力的战争不但屡战屡捷，即使面对北方强辽，北宋军队也毫不示弱。开宝三年（970），田钦祚以兵三千对抗契丹六万骑兵，虽不能说是大胜，至少也没有吃亏多少。但是其中也存在不少隐患及不足，端拱二年（989）张洎的奏折中提到涿州之败，“……臣顷闻涿州之战，敌人未至，万弩齐张，敌骑既还，箭如山积。乃知戈戟刀剑，其用皆然，是驱天下奋空弮而劫勍敌也。《军志》曰：‘三军耳目，在吾旗鼓。’臣顷闻涿州之战，阵场既布，或取索兵仗，或廷移部队，万口传叫，嚣声沸腾，乃至辙乱尘惊，莫知攸往……臣顷闻涿州之战，王师雾集，声詟戎敌，然而矢石未交，奇正先乱。”从侧面反映出北宋军事训练已经出现一些问题。
（一）武将素质的逐渐降低
北宋建立后，鉴于唐末五代以来武人跋扈，军队疏于管理，“唐末失御，外方将帅臣窥衅辄发，籍土地，聚货财，招倈慓勇士，务刺击争斗以为强。甚者格弛天子法令，专逐帅臣，蹈有其众，患日寖长。”从宋太祖朝始即着手对军队系统进行整肃，但当时出于统一战争以及国防需要，有限改革并没有影响到军事训练层面。
宋太宗朝后，随着“崇文抑武”政策逐渐深入推行，大批不懂军事的文官占据国家军政主导地位，加上大批良将相继谢世，后续将领素质下降，在军事训练中组训者一环出现问题，而这也是困扰两宋军事训练重要难题之一。
咸平元年（998）柳开谈道：
今兵革虽众，不及太祖之时人人练习，谋臣猛将则又悬殊，是以比年西北屡遭侵扰，养育则月费甚广，征战则军捷未闻。诚愿训练禁戢，使如往日，士伍必求于勇敢，指顾无纵于后先，失律者悉诛，获功者必赏，偏裨主将不威严者去之，听断之暇，亲临殿廷，更召貔虎，使其击刺驰骤，以彰神武之盛。
朱台符也持类似看法，“国家养兵百万，士马精强，器甲坚利，可谓无敌于天下矣。然自拒马失律以还，夏廷逆命之后，军声不振，庙胜无闻，一纪于兹，蒙耻未雪。何者？将帅弗用命而委任不专也，卒既骄惰而不习知边事也，有以见军政之不修也。”
尽管中央政府重视军事训练，但是在地方主要依靠当地将领执行，这些人往往决定了当地军队训练开展良好与否，尤其在河北宋辽前线更为重要。咸平三年（1000），何承矩上书宋真宗，“今缘边守将多非其才，不悦诗书，不习礼乐，不守疆界，制御无方，动误国家，虽提貔虎之师，莫遏犬羊之众。”军事训练逐渐呈现弱化趋势。而武将素质问题也成为一直困扰两宋军事训练的难题之一。
（二）军训开展不平衡性
自宋太宗灭亡北汉，统一中原以来，北宋的国防压力主要来自北方的辽，广大内地由于没有战争威胁，军队很少进行军事训练，加上北宋初年收精兵政策，导致州郡士兵战斗力不强，咸平六年（1003）“先是，自京师发禁旅戍河东，数不足，则取州兵材勇者补之，十不得四三。又行伍弗整，校长冗多。”
景德和议之后，河北地区军队的训练也逐渐趋于松弛，蔡抗在河北“见河朔军籍世家相承，狃于姑息，前人至垦阅场，取蓏蔬之利。”
南方地区军事训练情况尤其不容乐观，景德元年（1004），“夔州路转运使薛颜等言，川峡戍兵等素不阅习，内夔、旅最近蛮境，请各付戎器，时加练训，从之。”南方禁兵大都没有兵器，也不进行训练：
知广州马亮言夏热，欲停诸军教阅。上曰：“朕记国朝以来，广南、西川，以遐远之地，屯泊军士未尝给兵器，习武艺。亮遽行此事，恐非便。”乃诏枢密院检原降指挥及近例密谕亮，令遵守之。
总体来说，宋初三朝的军事训练整体情况不错，虽然自宋真宗后期开始相比之前有所退步，但是由于战争刚刚结束，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阴影还未最终解除，加上部分头脑清醒将领对军事训练的坚持实施，军队训练状况尚差强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