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时期由于对西夏战争不利，自宋真宗后期以来在军事训练中的种种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兵闲四十年，士不识金革。”军队长期没有军事任务，日常训练得不到有效保障，战斗力降低。“宝元、庆历之间，天下承平日久，边防之备大率皆弛，将不知兵，而兵不习战。”“国家太平日久，将不知兵，兵不习战，而致不利也。非中国事力不敌四夷，非今之军士不逮古者，盖太平忘战之弊尔。”“内外弛武三十余年”。
庆历元年（1041）陕西签书经略安抚判官田况在上书中谈到宋军在西北的一次军事行动，面对的仅仅是数百人的敌方部队，“诸将奔走骇乱，几不自免，部队前后，不复整齐，兵甲械用，大为攘夺。”几日后好水川之战，宋夏双方列阵相对，“（桑）怿驰犯其锋，（任）福阵未成列，贼纵铁骑冲突，自辰至午，阵动，众傅山，欲据胜地，贼发伏自山背下击，士卒多堕崖堑相覆压，（桑）怿、（刘）肃战死。”而武英、朱观一路，不断发起对西夏军阵的冲锋，但是“坚不可破”，失败原因很大程度是“（任）福所统皆非素抚循之师，临敌受命，法制不立，既又分出趋利，故至甚败。”
而且边境地区的非正规军战斗力远强于中央禁军：
今世之强兵，莫如沿边之土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内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廪愈厚。其廪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边用兵，禁军不堪其役，死者不可胜计。羌人毎出，闻多禁军，辄举手相贺；闻多土兵，辄相戒不敢轻犯。以实较之，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当禁军三人。禁军一人，其廪给足以赡土兵三人。使禁军万人在边，其用不能当三千人，而常耗三万人之畜。边郡之储，比于内郡，其价不啻数倍。以此权之，则土兵可益，禁军可捐，虽三尺童子知其无疑也。陛下诚聴臣之谋，臣请使禁军之在内郡者，勿复以戍边。因其老死与亡，而勿复补，使足以为内郡之备而止。去之以渐，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去矣。
一、军事训练的诸多问题
（一）讲武活动的形式化
前文已经讲到宋初三朝君主非常重视讲武活动，而宋仁宗自少年伊始就效仿先祖不断检阅军队训练，天圣五年（1027），其在宫内观看禁军“骑射、战阵”，天圣九年（1031），又观看禁军射箭、击剑、斗槊，次年“召虎翼武骑二军习阵于崇政殿庭，分步骑为四阵，召辅臣观焉。”景祐二年（1035）“幸安肃门砲场观诸军放砲，又令诸军习战，其击刺骑射之精者，悉选补之，遂燕从臣于幄殿。”次年检阅端州刺史赵振献的阵图，并且观看了赵振儿子们的武艺表演，“皆左右驰射，括双箭，蹶强弩，击剑盘槊，凡二十七技。”
但是这相比宋太祖等朝已经逐渐形式化，天圣年间宋仁宗不过是一名少年，观看军事训练场景只是对祖先的一种追忆与继承。对于一位从未经历过军旅之事，一直生活在深宫内的天子，检阅军事训练更多是为了表达帝王“安不忘战”的思想，对军训开展没有太大实际意义。
（二）法令不严，赏罚不均
宋太祖、宋太宗等之所以能够训练出精锐之师，严格法令与丰厚赏赐的作用不可忽视。但是宋仁宗年间的军事训练中，这两方面措施开展不甚理想。
赵抃调查了陕西军队的训练情况，发现由于军训法令不严格，导致士兵被私役现象严重，无法进行正常军事训练：
臣近过陕西，体问得诸州军禁旅虽多，训练盖寡。其间至有匠氏、乐工、组绣、书画、机巧，百端名目，多是主帅并以次官员占留手下，或五七百人，或千余人，并不预逐日教阅之数，上下顾避，递相因循。万一缓急寇警，用之御捍，何异驱市人而战！
由于没有严格法令约束，士兵难以忍受艰苦训练生活，极易造成兵变等一系列事件。苏颂针对王伦兵变，指出：
诸处兵士，以久不练习戎战，类多罢软骄惰之辈。近来虽有训练之程，而未闻习服之效。伍符尺籍之禁，既约束之不行；鼓旗耳目之令，亦进退之亡节。若即加督责，稍或劳苦，往往群辈相语，构诽辞，出怨言，以动摇众心。
（三）训练方法不当
而面对战争带来的紧张国防形势，众多臣子上书提出加紧训练军队以提高战斗力，但多是一些高谈阔论，实际意义不大。苏舜钦就认为：“臣窃见自西寇逆节，天下言兵者不可胜计，大抵不过训练兵卒、积聚刍粟而已。其言泛杂，无所操总，又陈烂使人耳厌其闻而笑忽之。”
主管训练的将官对士兵不加以拣选，又不知道该怎么练兵，因此迫切需要改良训练，制定符合实际的训练方法。欧阳修曾言：
数年以来，点兵不绝，诸路之民半为兵矣，其间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胜数，兵额空多，所用者少，是有点兵之虚名，而无得兵之实数也。新集之兵，所在教习，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将领之材，所教者无旗鼓之节，往来州县，愁叹嗷嗷，既多是老病小怯之人，又无训齐精练之法。此有教兵之虚名，而无训兵之实艺也……今沿边之兵不下七八十万，可谓多矣。然训练不精，又有老弱虚数，则十人不当一人，是七八十万之兵，不当七八万人之用。加又军无统制，分散支离，分多为寡，兵法所忌。此所谓不善用兵者虽多而愈少，故常战而常败也。
不过尽管当时军事训练存在诸多问题，但是宋军也并非不堪一击，宋夏战争初期宋军的几次大败，从战场上表现分析，原因是多方面的。正如庆历三年（1043）宋祁上疏：
其出师也无鼓旗，则号令不行矣；其战也无行阵，则败走不救矣。其止无营堑自守，其行无辎重自随，烽候不明，间谍不设。不量人事，不察地形。将不抚士，士不识将。迁代纷纷，未始暂宁，而有司据例换移，习不为怪。是以贼小入则小胜，大入则大胜，亦未尝闻朝廷求所以败、所以胜之由，彼所长、我所短之要。
宋军战败因素包括了指挥系统迟滞，对地形、敌情判断不明等诸多因素，军事训练只是其中之一，并非根本因素。
二、军训改良措施
面对战场上拙劣表现，当时众多大臣以及将领都提出解决之道，北宋政府对军事训练着手进行改良，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一）中央政府大力加强军训力度
战争中的惨痛教训令中央政府当然重视军事训练，驻扎在开封周围的中央禁军应该每日早上均有检阅之制，同时宋廷也下令河北前线不要忽视士兵日常训练。
政府也力求将经过系统训练的军队派往前线，“诏陕西都部署司，边兵未经教阅者，权移近里州军，俟训练精熟，乃遣戍边。”并将经过严格训练的士兵分等级，推行“精兵”思想，“诏诸路部署司，所募兵已教阅经年，其以武技精强及怯弱不能战斗者，分三等以闻。”尤其是在西北前线，“诏陕西、河东经略司：‘西人虽纳款称臣，然其心诡谲难信。恐诸路乘罢兵之后，渐弛边备，其益务练士卒，完城壁，常若寇至。有不如诏者，亟以名闻。’”庆历五年（1045）“枢密院言京东就粮诸军，自罢戍陕西，其所习武艺，渐见弛堕，欲选尝在边使臣、御前忠佐各二人，分往训练，从之。”庆历七年（1047）“诏枢密院，陕西用兵时，环庆、鄜延两路相援，今夏人请和，恐因而弛备，其严戒两路，常讲习如故。”军事训练一直保持比较紧张状态，不敢有丝毫懈怠。
（二）严格法令、注重实效
“强兵战胜，在于教之有法，御之得道。”其中严格法纪和加大训练奖惩力度是重点所在，这其实都是宋太祖时期军事训练重要的组成方面，“太祖训齐诸军，法制甚严。”只是后来有所忽视。庆历七年（1047）张孜任侍卫副都指挥使，就制定了非常严格训练法令：“公为军严而不苛，视其劳逸而均使之，至有犯，立决而不可夺，吏士乐其平而畏法。虎翼兵阅习不中程，本部指挥使问状，倨立不肯置对。是夕，十余辈大噪趋指挥使，将害之。公擒获，即断手斩于军中，然后以闻。朝廷称美，以为有将帅之风。”宽严得当，才能使士兵乐于参加训练。
贯彻“练精兵”原则：
兵虽少壮，而训练不得其术，与不教同……防边兵卒，老弱病患，先须拣选。若在边鄙，不惟虚费粮储，兼亦不堪战斗。千兵若有百人老弱，遇敌而先奔，即是千人皆废。如此为患，须至选拣。马有不堪入阵者，而为患与老弱之兵同。陕西、河东，方今无事时，若先选拣，不惟训练精熟，仓卒有备，大可减省粮草，以宽国用。
对士兵进行拣选，剔除老弱之辈，加强青壮年士兵训练，使之真正能够成为精锐之师。下令将经过严格训练的士兵分等级，推行“精兵”思想，“诏诸路部署司，所募兵已教阅经年，其以武技精强及怯弱不能战斗者，分三等以闻。”而训练中表现良好的厢军也可以升为禁军。
（三）因地制宜的训练方法
当时北宋军队中战马比之宋初已经大为减少，骑兵的建设与训练遭遇困境，“今天下马军，大率十人无一二人有马。”再加上训练骑兵花费时间与金钱远高于步兵，北宋遂将训练重心转到步兵上来，“中国之马，驵骏既少，骑士或非精习。战阵之际，步兵整顿，骑士驰突，多或蹀乱。诚宜损其驽下，存其精锐，以增步兵。”精简骑兵，增加步兵份量。同时命令骑兵也要学习步兵技能，以备不时之需。
自北宋统一南方以来，宋人对南方士卒比较歧视，认为其作战能力不行，“坐食者南卒，骄与子弟俱。负甲则俯偻，荷戈不能趋。嘈然金鼓鸣，气骇失所图。固无一技良，徒有七尺躯”。而且对于南方地区武备松弛情况更为严重，“国家自消除僭伪，东南遂无事，偃兵弛备者六十余年矣，而岭外尤甚。”
李觏则认为应该实事求是，充分考虑到地区差异导致的士兵类型不同，在训练中加以注意，扬长避短：
然以今日之士言之，则习有所多，技有所长，亦不可不察也。若夫沙平草浅，千里在目，土不成丘，水不成谷，马肥人轻，来往电骇，双带两鞬，左右驰射，此非南军之所长也。山陵险阨，草木蓊蔚，江流吞天，巨浪时起，行人疑惑，飞鸟不度，徒步相搏，短兵相击，此亦非北军之所长也。北征而用南军，众则笑之矣；南征而用北军，未有言其不可者，窃所未谕也。
（四）地方官员或将领加强本地军队训练
如前所述，将领素质关系到军事训练开展的优劣与否，如果统兵将领能够充分重视军事训练的重要性，情况就会有较大改善。康定元年（1040），任职西北的张亢短期内对以往失于训练的士兵强化军训，情况很快有所不同：
国家承平日久，失于训练，今每指挥艺精者不过百余人，其馀皆疲弱不可用。且官军所恃者，步人、弩手尔。臣知渭州日，见广勇指挥弩手三百五十人，其弩力及一石二斗者才九十余枝，其余止及七八斗，止欲阅习时易为力尔。臣以跳镫弩试之，皆不能张，阅习十余日，仅得百余人。又教以小坐法，亦十余日，又教以带甲小坐法，五十余日，始能服熟。若安前弊而应新敌，其有必胜之理乎？
明镐在西北前线，“尝阅同州厢军，得材武者三百人，教以强弩，奏为清边军，最骁勇。”庆历六年（1046）郑戬知并州，兼并代泽潞麟府岚石沿边经略安抚使、兵马都部署，对麾下军队进行强化训练：
时甲马隶麾下者凡十二部，部将有贵门，有寒族，所部之兵及所给铠仗，其间精怯不等。公虑怯者遇敌，势必先败，败则牵沮大军，非便。于是均配强弱，合置十将，自往训励。并无武锋精兵，复阅厢军，精勇者得三千人，迁补清边。声其数为十万，以夸戎人，潜遣戍兵还京师者数万，众获休息……秋冬阅材官、乡义二十余万，号令明、赏罚信、旌旗钲鼓，风行电照，故太原遂为天下劲兵之首。
韩琦、范仲淹等在西北军事训练中推行由将领“专任其责”，力求改变“将不识兵，兵不识将”的局面，使得主帅能够对士卒训练状况有深刻了解，以便实战中指挥调度。
庆历年间宋辽关系一度比较紧张，河北军队训练更加受到重视。庆历四年（1044）韩琦、范仲淹上书建议在河北前线应加强正规军和民兵军事训练，防备契丹军事进攻：
……四，急于教战者，于陕西四路抽取曾押战队使臣十数人，更授以新议八阵之法，遣往河北阅习诸军，使各知奇正循环之术，应敌无穷。五，训练义勇者，今河北所籍义勇，虽约唐之府兵法制，三时务农，一时教战。然未建府卫之官，而法制不行，号令不一。须别选知州、知县、拥令可治兵者，许增置将校，使人人各知军中之法，应敌可用，斯则强兵制胜之本矣……
而王德用不失时机在河北进行阅兵活动，借以威慑契丹：
（王）德用至定州，日教士卒习战，顷之，皆可用。契丹使人来觇，或请捕杀之。德用曰：“彼得其实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战也。”明日，大阅于郊，提桴鼓誓师，进退坐作，终日不戮一人。乃下令，具糗粮，听吾鼓声，视吾旗所乡。觇者归告契丹，谓汉兵将大入，既而议和，兵乃解。
皇祐年间又在南方地区增加驻守军队，派武将专管训练事宜，加强南方的军备力量。
皇祐二年，川峡增置宁远。五年，江、淮、荆湖置教阅忠节，州一营，大州五百人，小州三百人。于是宣毅浸废不复补，而荆湖、广南益募雄略。至和二年，广、桂、邕州置有马雄略。明年，并万胜为十营。其后，议者谓东南虽无事，不宜驰备。嘉祐四年，乃诏荆南、江宁府、扬、庐、洪、潭、福、越州募就粮军，号威果，各营于本州；又益遣禁军驻泊，长吏兼本路兵马钤辖，选武臣为都监，专主训练。于是东南稍有备矣。
譬如西北地区弓箭手经过严格训练，战斗力就比较强，皇祐三年（1051），泾原路经略使夏安期就说：“选弓箭万三千人，分隶东西路都巡检下，属岁丰稔，召至州大阅，投击精强，且言可当正兵五七万”。
王陶在听说了西北弓箭手之事后，赋诗夸奖：
君不见镇戎德顺弓箭手，耕种官田自防守。相团置堡御蕃军，下视贼庭殊不有。杀羊取骨燃艾炙，试卜贼兵知入寇。都校招呼入堡居，堡外重围百里余。墙低城小不难破，贼箭如棚城上过。堡中不及数十人，且斗且骂且欣欣。登陴斫门谓平取，应弦死伤已无数。窗间走箭射酋豪，一箭已闻哭声举。争将锦囊裹贼尸，鸣金收众惟恐迟。不惟城堡依然固，吾众不伤毫与厘。自从干戈动四鄙，覆军杀将曽无耻。朝廷未省遗边功，何事此勲不闻纪。安得天兵百万众，尽如此辈坚且勇。
欧阳修写道：“家世为边户，年年常备胡。儿僮习鞍马，妇女能弯弧。胡尘朝夕起，敌骑蔑如无。邂逅辄相射，杀伤两常俱。自从澶州盟，南北结欢娱。虽云免战斗，两地供赋租。将吏戒生事，庙堂为远图。身居界河上，不敢界河渔。”清楚表明在边境地区由于保家卫国需要，广大人民均能够以比较饱满的情绪投入军事训练中。
三、军训改良的不足之处
当然宋仁宗年间的军训改良也存在诸多问题，西北、河北地区由于地处边境，当地的军事训练很受重视，反之驻扎于京师周围的禁军由于经历战争较少，训练情况不容乐观，张方平关于京东西两路的禁军情况上言：
间虽阅习，乃同儿戏，无益军国，坐竭官私，不征不役，居惟念乱，傥乘衅隙，必有应响之势，此其乱阶一也。初点定强壮，已屡经教阅，枪刀弓弩各尝习学。及后招刺之时，既佣人充代，而其强壮本身并有身力，例各不绍农业，遂乐惰游，搅挠里闾，侵凌细弱，趋坑冶以逐末，贩茶盐而冒禁。
正如尹源在《叙兵》中指出：
兵主于外则勇，主于内则骄，勇生于劳，骄生于逸。夫外兵所习尚皆疆场战斗劳苦之事，死生之命制之于将，故勇，勇而使之战则多利；内兵居京师，日享安逸，加之以赏赉，未尝服甲胄、荷戈戟，不知将帅号令之严，故骄，骄而劳之则怨，以之战则多钝。若唐之失，失于诸侯之不制，非失于外兵之强，故有骄将，罕闻有骄兵。今之失，失于将太轻，而外兵不足以应敌，内兵鲜得其用，故有骄兵，不闻有骄将。
对于南方来说，情况更为严重，“国家自消除僭伪，东南遂无事，偃兵弛备者六十余年矣，而岭外尤甚。”而这些弊端都是宋真宗以来多年积淀形成，想在短期内改变难度较大。
总体来说，宋仁宗朝前期训练松弛是整个国家国防思维偏差所致，如王安石所说“顾以为天下学士以执兵为耻，而亦未有能骑射行阵之事者，则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严其教、高其选，则士之以执兵为耻，而未尝有能骑射行阵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经过宋夏战争刺激，使训练有很大改观，尤其是在西北、河北前线，经过韩琦、范仲淹、张亢等人的努力，再加上实战演练，这两处区域内训练效果很明显。相比较而言，广大内地军队的训练情况就不太乐观了，这种状况要到宋神宗年间对军事训练全面重视之后才产生较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