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小史
远古时代，不同的人类共同体就产生了各自的原始语言。后来，语言随着社会的瓦解而分化，又随着社会的统一而融合，在氏族不断迁移和分散的情况下，语言分化过程占优势，阶级和国家出现后，分化过程和融合过程交叉进行。这样就形成了现在的多种语言。
在社会大动荡大分化时，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会随之分化为独立的语言，而新的国家政治力量又把这种分化结果固定下来。例如：在罗马帝国解体后，古拉丁语也随之衰亡了，而从6世纪到9世纪，在民间拉丁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意大利语、法语、罗马尼亚等等罗曼系语言。
语言的统一过程，除了不同方言集中为民族共同语之外，还有异族语言的交融。例如，在11世纪，不列颠岛被法国的诺曼族征服，很长时间内英国贵族讲法语。在中古英语时期，英语和法语都在交融。结果是英语取得胜利，1362年，英王规定英语为英国统一的语言。但在现代英语中留下很多法语的措词，这就是交融的痕迹。
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形成，也是语言交融和统一的过程。汉族在历史上曾多次受少数民族的统治。近1000年来，北京先后成为辽、金、元、明、清五个朝代的首都，其中有四个朝代是由少数民族(契丹、女真、蒙古、满)统治的。但是由于汉族人口众多，有高度发展的文化，在语言交融过程中汉语终于成为胜利者。而且，由于政权长期统一的作用，吴语、闽语、粤语等等方言都没有分化为独立的语言。
汉语是智慧的语言
汉语，在国外也有人称之为华语。美国语言学家盖利·吉宁斯在他的《世界语言》(英文版)一书中提到汉语时说：西方语言学家们经过长期多次交流看法之后，认为“汉语是智慧的语言”。
这是令人满意和自豪的。世界上还有什么比“智慧”更为宝贵的东西呢？
在讴歌汉语优势或优越性方面最值得一提的人物是鲁道夫·弗莱奇博士。
他在一本谈英文写作技巧的书中，十分详尽地讲了汉语的优越性。他说：约在50年前，全部语言学家几乎都认为中国语是人类的“婴儿语”——可是大家都错了：原来中国语(指汉语)是世界上最成熟的语言。几千年来，中国人不停地简化着自己的语言，才得以出现现在的样子。
他还特别强调说：幸亏语言学家们做过研究，我们现已查明，原来几千年前的中国语也有格位词尾、动词词形变化和烦人的语法；也和许多别的语言一样又噜苏，又不规则，又麻烦。但是，经过一代代中国人的“琢磨”，它却成了圆润而流畅的意念表达“机器”了。这岂止是一种语言，简直可以说是一部精心设计的最新式，因而也是最巧妙的机器，没有任何一种拼音化的语言能像它这样：提前把语言的预制件生产出来……从弗莱奇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汉语的简洁性、准确性、严密性、先进性以及它的科学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从根本上否定了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强加给“中国语”的荒谬论点。他的论断可贵之处还在于：他说明了我们中华民族(以汉语为代表)的语言文字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是落伍者、不是掉队者、没有因循守旧；它是在历经沧桑，不断地自我完善的过程中，把那些语法复杂、词法复杂的陈旧语言远远地抛在了后面。他反复强调，正是中国人的“几千年的努力”才把“西文语法书里的种种麻烦抛个精光”，最后“只留下几千个单字和若干条效率极高的排字规则”。
对这些话当然不能迷信，但也不能充耳不闻。如果是自己说自己好，那叫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而别人说我们好，又不是出于某种偏见或有意吹捧，那么，我们就不能不认真思索一下了。
“汉语”和“中文”
“汉语”和“中文”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汉语”是汉族语言的简称。我国是多民族国家除汉语以外，尚有满、蒙、藏、朝鲜、维吾尔等兄弟民族语言，通常说的汉语，不包括其他民族的语言，但包括使用汉语地区的方言。由于汉族人数众多，使用汉语的地区广阔，汉族文化历史久远，汉语自然成为我国的主要语种，也是历代的官方语言。
“中文”是中国语文的简称，它与“汉语”的区别严格来说，汉语是指口讲、耳听的语言，“中文”还包括阅读和书写的问题。
“语文”名称的来历
清末废科举、兴“新学”时，有一门功课叫“国文”，教的是文言文。
“五四”运动以后，白话文兴起，小学“国文”改称“国语”，侧重白话文，提倡教学接近群众实行语言；中学仍称“国文”，侧重文言，但加入一定白话文。1949年6月大陆大部解放，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在研究全国范围使用的教材时，确定中小学都应以学白话文为主，中学逐渐加点文言文，作文则一律写白话文，并要求学生在口头上和书面上能掌握接近生活实际、切合日常应用的语言。同时，采纳了叶圣陶的建议，不再用“国文”和“国语”两个名称，一律称为“语文”。
官话·国语·普通话
官话、国语、普通话这三个名词是在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对中华民族共同语的不同称谓。然而，这三种称谓在英文中都对应同一个单词-Mandarin。经查词典，Mandarin的汉语释义是：
(中国)官话，指：旧中国宫廷和官僚阶层所讲的北方话；(中国)国语。(《英汉大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旧用法)清朝高级官吏；(标准)中国国语(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使用)。
(《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牛津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加拿大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本英文词典(Gage-CanadianDic-tionary，1983)中，Mandarin的英文解释译成汉语为：
1．(历史上)中国宫廷内、政府官员和其他受过教育的人使用的语言。
2.现代中国人使用的、以北京话为标准的语言。
Mandarin一词之所以有以上释义，与它的来历有关。据说该词是英国人乔治·马嘎尔尼(GeorgeMacartney)创造的。马嘎尔尼是英国派往清政府的第一个使节。他于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曾两次谒见乾隆皇帝。他发现清朝朝廷官员以及一些知识分子所用的语言不同于各地方老百姓说的方言，而这种官场用语，地方上称之为“官话”。于是他把英文中mandate(命令，委任)一词加上(“人”的谐音)构成Mandarin，表示这是朝廷委任的官员们所使用的语言。他于1794年回英国，此词也就随之进入英文词典。暂且不论此传说是否属实，总之MaMmin一词的释义就是指中国旧时的官话、现时的普通话(或国语)。
“官话”一词早在马嘎尔尼来华之前就已产生了。明代何良俊所着《四友斋丛说》卷十五中有文：“雅宜不喜作乡语，每发口必官话。”可见明清时代“官话”已是上层社会的时髦用语了。然而“官话”的根基不过是议语中通行较广的北方话。
辛亥革命以后，“官话”一词废弃，改称“国语”。在《现代汉语词典》
中，“官话”和“国语”有一个共同的义项，即“汉语普通话的旧称”。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语”一词不用，改称“普通话”，而在台湾和海外华人中仍然保留“国语”之称。不论使用哪种称谓，海峡两岸在推广中华民族的“共同语”上，可谓异曲同工。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批学子出国留学，普通话随之席卷海外，“普通话”一词也自然为广大海外华人和港澳同胞所认同。可以说现在海外华人及港澳台同胞都知道“普通话”所指的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语，即他们所谓的“国语”，而不是别的什么语。既然如此，继续沿用“普通话”这一名词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曾经有媒体说：“普通话”一词将逐渐改用“通用语”(《咬文嚼字》
1996年第2辑)，并认为这样做“在国际上也能接轨”等等。也许“通用语”
一词比“普通话”在概念上更贴切，但是，在“普通话”一词已被广泛认同的情况下，将其改称“通用语”，势必让海内外同胞再经历一个过渡时期(或“接轨”阶段)。况且，即使改称“通用语”，它的内涵仍然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着作为语法规范。”(《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普通话”条)在英语世界里，它依然是对应Man-darin。
如此看来，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继续沿用“普通话”称谓不会影响到“与国际接轨”。问题不在于使用哪个称谓，关键是如何大力推广普通话，在“推广”上下工夫，尽快“使十三亿人都懂得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这样才能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从而“有助于提高汉语在国际上的地位”。
我国古今的通用语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就是同一民族也有许多语言分支。那么，我国古代是怎样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思想交流呢？据《辞海·雅言》载：“雅言，古时指‘共同语’，同‘方言’对称。”
这就是说，雅言是我国古代的通用语，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据说，孔夫子在山东讲学，他的三千弟子来自四面八方，他就是靠雅言来讲学的。
我国古代的雅言又是以什么语言为基础呢？据有关资料的记载，我国最早的雅言是以周朝地方语言为基础。约在公元前10年，周武王打败商纣，周朝建立。在这以后的800年周朝历史上，周地理所当然地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周朝的国都丰镐(今陕西省西安西北)地区的语言就成了全国的雅言。由此可见，我国古代最早的通用语是以陕西地方语言，特别是西安一带的语言为雅言的标准音及基础方言。以后，各朝随着国都的迁移，雅言的基础方言也随之修正。
汉代有一种叫“通语”的共同语，直到宋代还在使用。苏轼贬居海南时，即同友人设馆教书，以通语执教。唐宋以后，把官场中通用的话叫“官话”。
元代以后，京城都在北京，北京语言很快就成为全国通用的“雅言”
了。
在清代，读书的人都要说官话，官员办公时不说官话，就要被免除职务。后把北方话诸方言系统称为“官话”。“普通话”之名由清末学者朱文熊首先提出，他在1906年所着《江苏新字母》中，把汉语分三类，其一即为“普通话”，解释为“各省通用之话”。民国初定名为“国语”，被当时教育部规定为法定教学语言。“官话”、“普通话”、“国语”的发展，规范日渐明确，影响日益扩大，为今天普通话的推广提供了历史的基础。
解放后新中国宪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今天的普通话的科学含义是：现代汉语的标准语，是以北京语言为标准音，以北京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着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由于国家的重视，民族的空前统一以及《汉语拼音方案》的实行，普通话得到迅速的推广与发展。
清末白话文运动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逐渐沦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压迫下，缓慢增长，他们开始要求在政治上有更多的发言权，对于清王朝与列强勾结起来继续维持旧秩序更是表示强烈不满。为了制造上台的舆论，宣传自己的主张，他们深感原有的、与时代相脱离的文言文愈来愈不能适应自己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要求了。一些改良派人士首先起来抨击文言文，要求推广白话文。
1898年春，江苏无锡举人裘廷梁在上海《苏报》上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明确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接着他马上创办了中国第一份白话报——《无锡白话报》，为变法摇旗呐喊。在变法浪潮推动下，戊戌变法前后中国出现了白话报热。《无锡白话报》率先改名为《中国官音白话报》；林獬先后创办《杭州白话报》、《中国白话报》；陈独秀在家乡创办《安徽俗话报》。此外全国各地，办有《宁波白话报》、《启蒙通俗报》、《苏州白话报》、《伊犁白话报》、《智群白话报》、《白话》等不下十几种。还有采用白话文撰写各类文章的报刊更是不计其数。
在裘廷梁看来，推广白话文，废除文言文是变法的首要条件。他在《无锡白话报》序文中说，要变法就得“开通民智”，而要“民智大启”就必须废除文言文，而推广白话文的最佳途径又是从白话报开始。裘廷粱把推广白话文作为变法的根本，这与康、梁主张变法之本在于实行君主立宪制、兴产业相去甚远，显得本末倒置，是远远不及康、梁斗争水平的。但是，康、梁要求废除八股文并不意味着也要求废除文言文，而裘廷梁则明确要求“崇白话而废文言”，从这方面讲，裘廷梁又比康、梁高出一筹。
戊戌变法的失败，宣告了改良主义在中国的破产。一大批资产阶级革命家开始意识到不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是无法拯救国家和民族的。白话文运动的积极鼓吹者们也开始把天赋人权、人类平等诸种学说演成白话，用资产阶级民主理论宣传反帝爱国思想，给清末白话运动注进了新的内容。
林獬用“白话道人”、“宣樊子”笔名在《中国白话报》上发表了61篇文章。他愤怒谴责清政府对外屈膝投降，出卖主权，“把我们中国的土地，也不晓得丢了多少”。他说，不打倒清王朝丽要使中国独立富强仅仅是一种幻想。《中国白话报》最后直截了当地喊道：“我们中国这样腐败，现在还不革命，真是没救了。”
被誉为革命党大文豪的陈天华，在自己短暂的一生中，用白话文写下了众多的宣传品。1903年，他写成了脍炙人口的《猛回头》、《警世钟》。陈天华抓住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这一主要矛盾，把20世纪初年中国人民面临的生死存亡这一根本问题摆到大家面前，他说，帝国主义列强“把我们十八省都划在那各国势力圈内，丝毫也不准我们自由；中国的官府好像他的奴隶一般，中国的百姓，好像他的牛马一样”，若再这样继续下去，“亡国亡种，就在眼前。”如果亡国亡种，中国的百姓“连鸟兽都当不得了”。因此，中国人民只有起来革命，才会有光明的前途。
另一位资产阶级革命家秋瑾在《白话》、《中国女报》上发表许多白话文章，要求妇女们关心政治，投身革命，去“灿祖国文明之花，为庄严国民之母。”孙中山先生的战友陈少白更在香港组织白话剧团，所演白话剧，时人评为均属唤醒国魂，解放专制之作。此外，陶成章、蔡元培等也写了不少白话文章，宣传革命真理。
清末白话文运动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洪流，冲击着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引起了清吏的极大恐慌。龙华会一成员困宣传《猛回头》而惨遭杀害，官府还“复出告示，严禁逆书《猛回头》，阅者杀不赦”。然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以《猛回头》为例，该书不但没有被查禁住，反而观此书人益众，乡人多辗转向上海购阅。武昌革命团体“日知会”以白话文作军歌三首，一时风行全国。
清末白话文运动为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作了大量舆论工作，传播了反帝爱国思想，这无疑是进步的。当然，白话文运动的胜利还有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普通话：传统与现代化
方言——交际的樊篱语言在传播和交际的过程中，却常常遇到一层层樊篱和关卡，难以畅通。这关卡和樊篱就包括方言。不仅不同方言难以沟通，即使是同一方言区内，甚至一省、一县之内，人们的口语交际也会发生困难。
方言任何语种都有，汉语的方言则格外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