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湖北方言，闺女叫“坛子”，弟弟叫“老老”，姐姐叫“哥哥”，而爱人则从“姑娘”一直叫到“妈妈”；广州人说政治，别人会听成“经济”，客家人说欢迎，会被外人所作“怀疑”……如果将操各种方言的人聚在一起，如此这般地“言语”一番，那真是“一塌糊涂”了。而像福建省，其方言的纷繁、复杂更是令人咋舌。全国七大方言系，福建就占两个：闽方言和客家方言；闽方言又分为五个次方言；客家方言又分作闽西客话和闽北客话。方言调查表明，该省有十七、八种互不相通的地方话，有的县就兼有几种方言。如大田县就有5种主要方言，有的地方一山、一河之隔，口语交际就发生困难。解放初期，在福建工作的北方干部下乡都要带上“翻译”，有的甚至要带两三个“翻译”才能工作。
至于因方言不通闹出的笑话、误会，可以编成厚厚一部“古今笑集”。
有人在上海，就曾因问路闹出了听到“廿(“撵”)三路”，便去急迫三路车的笑话。1989年3月15日《广州日报》登了一则因语言误会酿成人命案的消息：山东农民邬基有兄弟俩到武汉探亲，路遇两个武汉青年对他俩说：
“来武汉啥？”两兄弟忙哀求说：“俺们都是好人，别杀了我们！”有人见他俩这般模样，又凑过来说：“干啥？”两兄弟又听作了“该杀！”于是气急败坏地各自抄起根粗树枝，见人就打，结果打死一人，打伤一人。这桩几近天方夜谭式的闹剧若不是登在报上，谁个能信。当然，信不信由你，而方言的误事，确是无疑的。
因方言障碍误大事也屡见不鲜。1907年5月22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潮州起义，原拟2月19日举行，并决定聚集饶平、揭阳、浮山等处的会党合攻潮州，后因浮山一路将“4时齐兵”误听为“10时齐兵”，未能按时集合，起义未成。几天后，浮山一路召集人薛全福等人被清吏捕杀。“4”“10”
不分因之误了大事！
雅言·官话·普通话
用共同语进行交际，我国向有传统。春秋战国时期的“雅言”，就是一种共伺语。大教育家孔子号称弟子三千，他的学生来自“五湖四海”，方言的隔阂可想而知。孔子用什么语言进行教学呢？“雅言”。
《论语》上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西汉末年扬雄的名着《方言》，记录了2000年前汉朝方言纷呈的状况，但当时也有一种“通语”，作为人们交际和传递信息的共同工具。不过，“雅言”也好，“通语”
也好，都是在知识分子中间流行，与大众无缘。这种限于某一阶层人使用的语言，从语言的局限性方面说，依然是“方言”，远非“国语”，亦非“民族共同语”。
共同语的产生是以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为前提的。在“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山川阻隔、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人们很难脱离本土的环境里，方言的隔阂尚未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严重问题。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人们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往来日益频繁，方言便成为人们交际的严重障碍。人们越来越需要有一种全民族、全国通行的共同语，即规范化的语言，在全国推广，以利交际。
据元代的文献记载，元朝已是“四海同音，上自晋绅讲论治道……下至讼庭理民，莫非中原之音”。可见当时“中原音”已成为政府理政、处理民事等的工作语言，即所谓“官话”。但如果“官话”只在大小官员之中“话”，百姓一窍不通，仍难开“话”。还需在民众中推广。据考证，当时元朝政府已有学校要教“天下通语”——中原音的规定，即使蒙族儿童在学校也必须讲中原音，否则就要打板子，说一回蒙语打一板，说两回打两板，依此递增。
到了明朝，“官话”的推广已有官定的语音标准——政府敕令编纂的《洪武正韵》(此韵书以北京看作语音规范)，并规定人们作文、说话必须合乎《洪武正韵》。《杯麓堂诗话》中记有这样一个故事：“某人写了几首描写宫廷生活的诗，被告发，太祖朱元璋闻之龙颜大怒。但拿过诗来一看，立刻又转怒为喜。因为其诗用韵全合《洪武正韵》的规定。于是看在其拥护朝廷推广“标准语”的份上，宽赦了他。此事是否确有其事，已无从考究。但从中不难看出，当时朝野之间对推广“官话”已有了相当广泛的共识。
清朝的推广“官话”就更严格了。当时已有“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的规定。好家伙，“不准送试”，那么升级呀、提干呀、调薪呀皆成泡影。看来，清王朝推广“官话”，颇得要领。
从汉语发展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股潮流：一是上面提到的明清以来，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官话”影响日益扩大，并最终确立了在口语中的主导地位；一是宋元以来，以北方话为基础的“白话”文学的兴起与发展，并通过一批文学巨匠如罗贯中、关汉卿、曹雪芹等的创作，逐步确立了北方话在书面语言中的地位。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统一国音”逐步走上了科学的轨道。1913年召开的“读音统一会”议定了汉字的国语定音，制订了汉语“注音字母”。
但“读音统一会”搞了十几年，成效甚微。主要原因是“统一会”对汉语读音标准是采取投票表决的方式确定的。那时，一个省有一个投票权，某个汉字读什么音，以得票多寡来定。结果整个读音方案南腔北调，五音杂陈，成了一种“蓝青官话”。蓝青者，亦蓝且青，糊里糊涂也。
通过实践，人们才认识到，标准音不是可以随意创造的，必须以一种比较通行的方言作基础来确定。1926年召开的“统一国语大会”明确提出了“北京的方言就是标准的方言，就是中华民国的公共语言，就是用来统一全国的标准国语。”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空前统一，为语言的统一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1955年，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决定将汉民族的共同语称作“普通话”，并给普通话议定了一个科学的定义：“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似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现代白话文看作为语法规范。”
现代化与普通话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语言通用化的要求更加急切、更加严格了。甚至可以说，没有语言的通用化，难以实现国家完全的现代化。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被世界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证明了的。已故着名语言学家、文字改革活动家倪海曙先生说得最为透辟。他曾把推广普通话喻为“建立全国性的精神运输网络”，并说，工业化的社会，“不仅需要全国性的物质交通运输网来大规模地交流人员物资，而且需要全国性的精神交通运输网来大规模地传递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信息”。
特别是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以计算机为中心的新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生产、经营、管理、科研都在朝着信息化的方向迅猛发展。这更加要求语言必须有一个共同遵循的标准，才能使语言所载负的信息为全社会接受。
随着计算机语言识别技术的发展，人机对话——实现“自然语言接口”的时代已经到来。语言已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而且成了人与机器之间的交际工具。这对全社会语言的规范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982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宪法第19条写上了：“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的条款，就反映了新时期人们对推广普通话的共识。
当然，提倡普及普通话，将普通话作为举国通用语，绝非消灭方言(更不是要消灭少数民族的语言)。但是，作为现代人，只会方言尚难称得上是一个健全的人。还必须掌握一种更高级的民族共同语——普通话，才能“左右逢源”、“混乱不当”。
我们不是常说要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吗？这个文化素质中就包括要会说规范的普通话。
在西方许多发达国家，不会讲标准话的人不能参加各级竞选；国会开会，南腔北调是不允许的，必须“打官腔”——说“官话”——标准语；法庭上，法官不讲标准语，犯人有权以听不懂法官的话为由，不回答法官的提问等等。可见，标准语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了。
普通话是人们的第二语言、高层次的文化语言，必须通过教学才能真正推广。只有把学校这一环抓好了，才能保证我们子孙后代都能学会普通话，才能保证全社会逐步普及普通话。儿童少年是学习语言的最佳时期，推广普通话从娃娃抓起事半功倍。幼儿园、小学在推广普通话工作中，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要学生学普通话，先要教师能说会教普通话，而且是标准的普通话才行。为此，国家教委明确规定：师范毕业生要能教汉语拼音，能用普通话进行教学，毕业时普通话不合格要补考，补考合格后再发毕业证书。这就意味着，不能用普通话进行教学的教师、不能算作完全合格的教师。各级各类学校推广普通话的工作面临着十分紧迫的任务。国家教委、国家语委提出，在本世纪末，乡中心小学以上各类学校都要普及普通话，要使普通话成为校园语言，并进一步提高师生语言规范化的程度。
现在东南亚操华语的国家如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港澳地区正在兴起一个推广普通话的热潮。我们不是更该加快推广普通话的步伐吗？让我们以更加卓有成效的工作来迎接中华民族“语同音”的伟大时代的到来！
汉语拼音方案
汉字用拉丁字母注音，已有370多年的历史。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后来，法国传教士金尼阉又用25个字母给汉字注音。目的都是为了方便西方人学习和掌握汉语汉文。以后，又陆续出现过多种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汉语拼音方案，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威妥玛式”，它是鸦片战争后曾任驻华公使等职的英国人威妥玛所拟。1892年，近代拼音文字提倡者卢戆章，仿照拉丁字母笔形自造了一种“切音新字”。
1926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制定了“国语罗马字”。1931年，教育家吴玉章等人又制定了“拉丁化新文字”，为以后的“汉语拼音方案”的逐步完善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58年，在周总理的直接倡导下，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颁布了《汉语拼音方案》。1977年，在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上，通过了按照《汉语拼音方案》来拼写中国地名的决议。从此我国自定的《汉语拼音方案》登上国际舞台。
汉语声调
在汉语中，声调变化具有区别词义的作用。
古汉语分平、上、去、入四声，诗人们把四声分为平仄两大类，平声轻盈悠扬，仄声(上去、去声、入声)凝重短促，平仄交错才能韵律和谐。
《说文解字》云：“凡草曰零，本曰落。”《庄子·逍遥游》成玄英疏云：“散为尘，腻为垢。”又云：“熔金曰铸，范上曰陶。”在这种连文异义中，不难发现，含“轻”意者为平声，含“重”意者为仄声。“草”比“术”轻，所以“零”为平声，“落”为仄声(入声)；“尘”比“垢”轻，所以“尘”为平声，“垢”为仄声(上声)；“土”比“金”轻，所以“陶”为平声，“铸”为仄声(去声)。由此可见，汉语的声调对词义具有象征性。
汉语声调对词义的象征性，熔铸了一个古老民族对宇宙发生的原始直觉。古人认为，“天地混沌如鸡子”(《三五历纪》)，后来，“元气初分”(《说文解字·地》)，“清轻者上为天，重浊者下为地”(《列子·天瑞》)。汉语声调的分配法很可能受这种原始直觉的影响，而不是人们粗暴地把“轻”、“清”、“天”乱点为平声，把“重”(去声)、“浊”(入声)、“地”(去声)乱点为仄声，而是这些音自己决定了它们的命运，因为它们对其所代表的意义有一种象征关系。推而广之，飘、扬、漂、浮、飞、翱、翔、翩、悠、升等词为平声，降、坠、堕、破、碎、废、渍(以上去声)、绝、裂、折(以上人声)等词为仄声，也体现了音义的象征关系。《孟子·梁惠王上》云：“天油然作云，沛然而雨。”言兴“云”则曰“油(平声)然”，言降“雨”则曰“沛(去声)然”，其中声调对语义的描摹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常说“欣(平声)然接受”、“安(平声)然无恙”，又说“断(去声)然拒绝”。“怅(去声)然若失”、“怆(去声)然涕下”，而不说断然接受，怅然无恙，这虽是词义的不同，但也是声调的不同象征性。
汉语有很多多音字随着词义的加重，字音由平声变为去声，这也可以体现出声调对词义的象征性。例如“闷”的词义比“闷”轻，“横”的词义比“横”轻，而词义轻者为平声，词义重者为去声。又如“难”指困难，而“难”则指苦难、灾难，是加倍的困难了；“纹”可以指花纹、皱纹，但当指陶瓷器具上的裂痕时，读音由平声变成了去声；同样，说话的“说”，但当“说”的目的性加强，而变成劝说别人，使别人听从自己的意见时，奔跑的“奔”，但当“奔”的目的性加强时，哄堂大笑、哄动、乱哄哄的“哄”，其偏重于对情状的客观描写，但是，如果说“起哄”的时候，因为在这里含故意吵闹的意思。目的性被强调了。如此等等。
国外有些语言学家认为汉语是典型的不可论证性的语言，这是错误的。
从书写符号来看，任何一个汉字都具有可理解性，都可以分析论证。而汉语声调对词义的象征性表明，汉语的音义之间也存在着可理解性和可论证性，而不是完全任意的，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对于我们迅速掌握汉语，甚至对我们的语言启蒙教学，是非常重要的。
俗语佛源
佛教自东汉传入我国以后，2000年来绵延不绝，中国哲学、文学、艺术、风俗……无不受其影响。甚至，我们的日常口语，也有许多是从佛教里来的。
天花乱坠由佛经故事“天女散花”衍变而成。“佛告文殊师利、汝诣维摩诘问病时，维摩室有一天女，见诸大人，闻所说法，便现其身，以天花散诸菩萨大弟子上，而为供养”(《维摩经》)。后来形容讲经说法，感动神天，天花纷纷坠落。如《心地观经·序品》：“六欲诸天来供养，天华(花)乱坠遍虚空。”后多指言谈虚妄，动听而不切实际。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
卷十五：“聚徒一千二千，说法如云如雨，讲得天华(花)乱坠，只成个邪说争竟是非。”
一尘不染尘，在佛教中有二义，一是梵语ra-jas的意译，是极微小的物质，也译作“微尘”，是原子的意思。二是梵语visaya的意译，可译为“境”、“境界”，即感官认识和意识的对象，名为六尘，例如色、声、香、味等等。佛教认为这些“尘”或“境”对认识的主体能产生“染”(污染)的作用。这些对象(尘)的各种组合构成不同的烦恼和世间现象，佛教往往把它们喻为尘劳、尘世等。不为尘世等现象所荇染，叫作一尘不染。后多用以形容清净纯洁，或不受坏习气的沾染，引申为清高廉洁。
世界梵语谓路迦驮都(Lokadhatu)，原意为日月照临的范围，即佛教中以须弥山为中心的四大洲，名为一小世界(亦含有地狱、天上等领域)。又泛指宇宙，如三千大千世界和华藏世界。世含流迁意，指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界含方位意，指十方(东西南北、四维、上下)的空间。《楞严经》：“世为迁流，界为方位。妆今当知，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现在常用时一般指地球上所有的地方。
一丝不挂佛教用来比喻不受尘世的丝毫牵累。原作“寸丝不挂”。《景德传灯录》卷八，池州南泉普愿禅师与陆亘问答：“陆异日又谓师曰：‘弟子亦薄会佛法。’师便问：‘大夫十二时中作么生？’陆云：‘寸丝不挂。’师云：
‘犹是阶下汉。’”黄庭坚《寄航禅师诗》：“一丝不挂鱼脱渊，万古同归蚁旋磨。”后亦形容赤身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