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散文名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有个“三味书屋”，它在绍兴城内鲁迅故居的附近，是鲁迅先生少年时读书的地方。何为“三味”？原来取自“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如肴馔，读诸子百家，味如醯醢”的古语。
其大意是：读四书五经之类味如吃米面，是食之本；读经典史记味如吃喝佳肴美酒；而读诺子百家学说，则味如酱醋，好比烹调中的佐料。“三味书屋”
的横匾是清代乾嘉年间的着名书法家梁山舟书写的。当时，匾的两旁还悬挂着一幅木刻对联：“至乐无声唯孝悌；太羹有味是读书。”
“三味”，还有一义指“劝学”，即“再三体味”——反复钻研、体会、思考。
与“三味”音形近似的词有“三昧”。“三昧”本为佛教用语，是古印度梵文的音译，意为“定”、“正受”或“等待”，即止息杂虑，心专注于一境，正受所观之法，能平等保持不昏沉，不散乱的状态，为佛教重要修行方法之一。后来洋为中用，引申为事物的诀要或精义，如称在某方面造诣深湛为“得其三昧”。
“汗牛”与“汗马”
成语中有“汗牛充栋”和“汗马功劳”两条。“汗牛充栋”是形容书籍极多，“汗马功劳”则指战功。
“汗牛充栋”语出唐朝，唐代着名文学家柳宗元给死去的好友陆文通写墓志铭，说到陆文通学识渊博，读书多、藏书多，“处则充栋字，出则汗牛马。”意思是书多得堆满屋，往外运时牛马累得出汗。亦作“充栋汗牛”。
“汗马功劳”本出于《韩非子》一书，本作“汗马之劳”。古代作战多骑马，马在战场上奔驰冲杀，往往累得汗流浃背。在于指这一特定环境，所以这个成语就特指战功。后泛指工作成绩。
“汗牛、汗马”是“使牛出汗、使马出汗”的意思。此外，还有“汗颜”，是羞愧得脸上出汗的意思，“汗简”，是把竹简烧出扦写成史书。
“男子汉”的历史
男子称“汉”，始于西汉武帝时。当时因汉朝将士作战勇猛，匈奴兵将称汉兵为“汉儿”和好汉。
南北朝时有称男子为“汉子”的。北齐文宣帝要任命魏恺为青州长史，魏坚辞不就。帝对人说：“何物汉子，我与官，不肯就。”
“好汉”，后来指男子中的“佳士”，唐武则天时，狄仁杰奉旨推荐“一好汉任长史”，他推荐荆州张柬之。《新唐书》称张柬之为奇男子。苏轼也有诗曰：“人间二好汉，谁似张长史。”
宋元后，“好汉”常被用来称誉“仗义疏财，扶危济困”之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汉子”、“好汉”与“男子”相混合，构成了“男子汉”一词。
“不倒翁”的来历
今人把“不倒翁”一词作贬义来解，殊不知“不倒翁”一词的本意是个褒义词。
在春秋时候，楚国的卞和一次游荆州的荆山，采得一块玉璞，外表看来是石，却有美玉包藏其中。卞和两次将这块玉璞呈献给楚王，楚王见是顽石，又听信谗言，便先后剁去了卞和的两足，逐出官门。卞和叹息而去。楚文王接位后，卞和见无人识室，怀抱玉璞，哭于荆山之下，楚文王得知后，觉得卞和哭之有因，便召来玉匠开凿这块玉璞。果然，凿开石头，中有美玉，命制成玉璧，命名为“和氏璧”。楚文王见卞和失去双足仍坚持真见，不禁赞叹道：“真是个扳不倒之翁也！”后来就流传为“不倒老翁”之说。
由此可见，今人所称云“不倒翁”，其实是“易倒翁”，东来东倒，西来西倒；只有那些坚持真理的人才是真正的“不倒翁”。
“摇钱树”的传说
旧时传说一种树会结金钱，摇落之，可再生。西南地区汉墓出土的明器中，有摇钱树。又据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树记·摇钱树》记载，我国北方民间有这样一个传统习俗，人们在神位前设瓶，里面插上松柏枝条，上面再系上古钱、元宝、石榴花等物，称摇钱树，以求财源广进。后人便把赖以挣钱的人或技术、物件喻为摇钱树。
“东道主”
东道主指东道上的主人。这个词出在《左传-僖公三十年》。鲁僖公三十年(公元前630年)，晋、秦两国围攻郑国。郑文公吓得手足无措，急忙派烛之武去劝说秦穆公退兵。烛之武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看出秦、晋两国都要争霸天下，秦穆公不会眼看着晋国吞并郑国，造成对它的威胁。烛之武掌握了秦穆公这个心理，机智巧妙地说服秦穆公退了兵，这就是有名的“烛之武退秦师”的故事。烛之武对秦穆公说，郑国在晋国的东边，秦国在晋国的西边，秦郑之间隔着晋国，泰国即便打败了郑国，能够越过晋国来占领郑国的土地吗？郑国灭亡了，郑国土地自然被晋国占领，这样，晋国的力量就要比秦国大了，替别人打仗争土地，增强了别人，削弱了自己，聪明人是不会这样干的。烛之武又说：“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如果保留下郑国，以后贵国有事派使者到东方来，让它在东路上的主人，负责供应他们缺少的东西，对君王也没有什么害处)。”这就是“东道主”一词的出处。
后来，也有把“主”字省掉，以“东道”作主人的代称的。《元曲选·荐福碑一》：“兄弟，请你那东道出来，我和他厮见。”这里的东道，就指主人。
千夫指·孺子牛
鲁迅《自嘲》中有着名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长期以来，对“横眉冷对千夫指”的解释，已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说法：‘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引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千夫”，本指众多的人。《周礼·地官》说：“掌邦之野，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吴子·论将》
说：“十夫所守，千夫不过。”白居易的《紫藤》诗说：“岂知缠树木，千夫力不如。”苏东坡在《送刘景文钤辖》诗中说：“路人不识呼尚书，但见凛凛雄千夫。”由以上所引可知，“千夫”一词历来是指众多的人或多数人，而绝对不是指独夫民贼。“横眉冷对千夫指”，是说“千夫所指的人”，即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指斥的人，与广大人民群众为敌的人。由于旧体诗词受字数和格律的限制，其所用词语往往有所省略，如苏东坡《水调歌头》词里“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一句，其中“无眠”是指“无眠之人”，而不是“无眠”本身。又如毛泽东《送瘟神》一诗里的“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其中“六亿神州”是说有六亿人口的神州大地上，而不是说有六亿个神州：弄清楚上述道理，也就不难理解鲁迅的这一着名诗句了。
不过，有人认为，通读鲁迅写给李秉中的原信(1931．2.4)就可知道所谓的“千夫”，大致包括了上海的“文坛小丑”、“通讯社员”、“小报记者”
等等。如果以上分析能成立，那么“孺子”在原诗中本意则指海婴，而“千夫”在原诗中本意指一切曾和鲁迅对立的人。这里面当然包括在政治上迫害鲁迅的人，也包括那些在不同时期内，虽非敌人却曾无理攻击、斥骂、嘲笑和讽刺鲁迅的为数不少的人，如单为揭露、抨击一小撮敌人，实不必以“目嘲”、“打油”的形式出之，而且，“千夫指”也就完全失去了“自嘲”、“打油”的意味。
关于“孺子牛”，有一个典故：齐景公晚年，非常宠爱小儿子荼。有一天荼撒娇，硬要景公装条牛给他牵着玩。景公拗不过他，只好衔了一条绳子让他牵看到处走，连连发出牛的叫声。由于年岁大了，没有走多久就眼花缭乱，一头栽在地上，磕掉了一瓣门牙。于是“孺子牛”的典故就出来了。
“孺子牛”本来只用于表示父母对子女的过分溺爱，经鲁迅引用，“孺子牛”
就变成了鞠躬尽瘁为人民的意思了。
同志
早在春秋时期，左丘明就对“同志”一词作了解释：“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东汉人郑玄更明确地说，同志就是朋友。王充《论衡》中也用了“好友同志”的说法。可见在古代就已使用“同志”一词了。
随着时代的发展，政党出现了。为了表达政党内部政治理想的一致，“同志”便成了政党内部的称呼。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国民党内部就称同志。孙中山先生在1918年曾发表《告海内外同志书》。1920年，毛泽东、罗学瓒等人在通信中也开始引用“同志”这个词。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在“一大”党纲中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都可以接受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这是我党正式文件中最早使用“同志”
一词。并对“同志”一词赋予了新的含义，表明党员之间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大目标下的一种新型关系。
全国解放后，“同志”这个称呼就成为全国各族人民亲切尊敬的互相称呼。
中国人民
先秦时代还没有“中国人民”这个词，当时“中国”、“人民”只是单独使用，而且词义有同于今天：“中国”本意是指京城，《诗经》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也指中原地区。“人民”是个复台词，因为“人”与“民”
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说文解字》上说：“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民，众萌也”。那么，“中国人民”作为一个完整独立的最小语言单位，是什么时候才开始出现的呢？查了西汉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找到了它的最早出处，文中有一句说山西、山东、江南、塞北所出的特产，“皆中国人民所喜爱”，这里的“中国人民”一词虽与先秦时期的意义并无大差别。但因为它第一次将二者联在一起，构成偏正词组，所以说是司马迁最早创造了这一词汇。
“国是”与“国事”
“国是”和“国事”两个词不时在报上出现，例如“共商国是”、“国事访问”等。这两个词意义相近实有差别。“国是”，指国家大计，出自刘问《新序》：“楚庄王问孙叔敖曰：寡人未得国是”。现在多作书面语言用。“国事”，即事情有关于国，如“国事在身”。此词出自《周礼》：“辨其能而可任于国事者”。
“革命”一词溯源
“革命”一词的含义是实施变革以应天命。古时认为帝王受命于天，因称朝代更替为革命。
现代意义的“革命”一词，是孙中山先生倡议采用的。在这之前，从太平天国到兴中会，都把自己的行动称之为“造反”、“起义”或“光复”，向来不用“革命”二字。1895年9月，孙中山、陈少白、郑弼臣三人自香港东渡日本，舟过神户时，三人登岸买日本报纸看，报上登有一则标题为《支那革命党领袖孙逸仙抵日》的新闻。看了这条新闻，孙中山对陈少白说：“‘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从此，革命党人自豪地把自己的行动称作“革命”。“革命”一词遂赋于了新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