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概述
概括：治国治军之经典
作者：诸葛亮
年代：三国
入选理由
《便宜十六策》是我国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诸葛亮著的一部重要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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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便宜十六策》中，诸葛亮除了论述军事，还有大量关于治国之道及日常生活之道的论述。全书共十六篇，约六千字，从十六个方面，论述了治国治军等方面的道理。
该书的第一至八策，主要论述了君主治国所要注意的各个方面：要建立伦常，确立治国之本；要处理好君臣关系，使君仁臣忠；要广听博闻，善于纳谏；要教化百姓，使百姓走向正道；要举用贤人，远离小人；要严格官吏升迁制度；等等。
该书的第九、十三、十四三策，则主要涉及军事方面的内容。如《教令第十三》讲的是上级对部下的指导教化，该策强调教令实施的关键是上级领导要以身作则；《斩断第十四》则论述了在军队中对不遵教令的人的处罚办法。斩断，即处斩，该策认为，为使教令得以实施，必须实施严格的处斩制度，并列举了七种必须处斩的行为，它们是：轻军、慢军、盗军、欺军、背军、乱军、误军。至于《治军第九》，则包罗内容极广，诸凡人君应该如何择将，如何选择时机兴兵，以及战争中的种种规则，为将者应如何引兵打仗等，可谓应有尽有。
该书的第十、十一、十二策，则涉及治国治军的一般通则。如《赏罚第十》强调了赏善罚恶的重要性及具体做法；《喜怒第十一》说明了为上者该如何喜、如何怒，切忌喜怒无常；《治乱第十二》讲述了治理乱政乱军的方法，首先是要防微杜渐，其次是必须正纲纪，等等。
该书的最后两策，则不仅是治国治军必须注意的规则，同时也可以看作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规则。如《思虑第十五》强调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一定要从正反两个方面去思考事物，通篇充满了辩证的思想，如说“欲思其利，必虑其害；欲思其成，必虑其败”，说“夫危生于安，亡生于存，乱生于治”，等等。《阴察第十六》更是列举了大量日常生活中的常识、道理与规律，以引导人们去把握事物的根本。
《将苑》导读中提到，《将苑》又称《诸葛亮将苑》，然而，关于《将苑》是否是诸葛亮本人所撰，却一直存在很大的分歧。至于《便宜十六策》，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将苑》与《便宜十六策》的作者之所以会成为问题，起因在于西晋的陈寿在编《诸葛亮集》时，并没有收入《将苑》与《便宜十六策》两篇，但同时又说他自己在编《诸葛亮集》时“辄删除重复，随类相从”。
陈寿是西晋时人，可以说与诸葛亮几乎处同一时代，所以他的话无疑是最具权威性的，然而争议也恰恰来自这种权威性。
一种观点认为陈寿的《诸葛亮集》中既然没有《将苑》与《便宜十六策》，这两种作品绝对不会是诸葛亮所作。此外，这种观点还有三个方面的理由支持己说：一是《将苑》最早行世已是南宋时期，见于尤袤的《遂初堂书目》；《便宜十六策》最早行世也在隋代，收录于《隋书？经籍志》中，它很可能是南北朝时人托名而作。二是《将苑》中的许多内容来自隋、唐著录。三是由于长期以来，诸葛亮已成为智慧之化身，所以历来著述托名诸葛亮的很多，《将苑》与《便宜十六策》就属这种情形。
认为《将苑》与《便宜十六策》为诸葛亮所著的人则主要凭借两条理由，一条是认为陈寿说过“删除重复，随类相从”，则《将苑》与《便宜十六策》很有可能是被陈寿“删除”的，更何况《诸葛亮集》并非“诸葛亮全集”；另一条是认为《将苑》和《便宜十六策》与诸葛亮的经历、思想、性格、文风极相吻合，所以该两书为诸葛亮所撰，不应有疑问。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将苑》与《便宜十六策》两书只能暂定为由诸葛亮所撰。
关于《便宜十六策》与《将苑》两书的版本流传，《便宜十六策》在《隋书？经籍志》中收录后，以后的许多兵法类书都将之收入。《将苑》的版本则大致可分为三个系统：《诸葛亮集》系统、丛书本系统和单行本系统。《诸葛亮集》系统较有代表的有明王士骐的《诸葛亮集》和中华书局1974年版的《诸葛亮集》；丛书本系统较有代表性的有：广汉魏丛书本、增订汉魏丛书本、子书百家本、增订汉魏六朝别解本、唐宋丛书本、学海类编本、说郛本等；单行本系统主要有：明正德十三年韩袭芳铜活字印本、明万历三十三年书林郑少斋刻本、明黄邦彦刻本、民国年间石印本等。
作品快读
虽然不少兵法类书都收有《便宜十六策》，但是，《便宜十六策》并不是一部纯粹意义上的兵书，因为该书集中讲军事的只有第九、十三、十四三策，其它各策都只是不同程度地涉及到军事或与军事相关的道理。相反，关于治国的道理则占了该书很大的篇幅，所以学者们一般都笼统地称该书为“治国治军的经典”。
关于治国道理的论述，确实是《便宜十六策》的重点，因为书中对于治国的根本、君臣关系、选用贤才、善于纳谏等与治国有关的问题，几乎无一遗漏地都讲到了，但是，从其内容来看，我们认为并无多少新意，最多不过是把前人关于治国的论述转述和概括罢了。
该书有价值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于军事的论述，一方面则是关于日常生活智慧的论述。
关于军事的论述，《便宜十六策》既有继承前人成果的地方，又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如书中特别重视“谋”的作用：“用兵之道，先定其谋，然后乃施其事。”这与孙武强调的“庙算”和“上兵伐谋”，孙膑主张的“事备而后动”，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它事实上反映的是战争的普遍准则，我们现代人所说的“不打无准备之仗”，说的也是这个道理。《便宜十六策》中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把“心战”放在很重要的位置：“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这是反映一般战争的通则的。
此外，值得我们重视的还有《便宜十六策》中对“教令”的强调。该书的第十三、十四策主要说的就是教令的内容、教令的实施以及如何确保教令的实施。作者认为，要使教令得以实施，关键在于将领们必须以身作则：“先正其身，然后乃行其令。”对于不遵教令的行为，则必须处以斩刑：“斩断之政，谓不从教令之法也。”无数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一支军队要有战斗力，就必须有严明的军纪和严格的赏罚，孙武斩吴王美姬以立威，司马穰苴斩监军以明军法，都是这方面的成功先例。
告诉人们大量的日常生活智慧，这是《便宜十六策》中引人入胜的地方。书中大量的警句、充满哲理的语言，反映了作者日常生活经验的丰富。如《思虑第十五》中说：“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欲思其成，必虑其败”，“夫危生于安，亡生于存，乱生于治”。《阴察第十六》中讲述的道理则更是通俗易懂、耐人寻味：“不辨黑白，弃土取石，虎羊同群”，“洗不必江河，要之却垢；马不必骐骥，要之疾足；贤不必圣人，要之智通”，等等，无一不是千古至理，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片段精读
治国
治国之政，其犹治家。治家者，务立其本，本立则末正矣。夫本者，倡始也；末者，应和也。倡始者，天地也；应和者，万物也。万物之事，非天不生，非地不长，非人不成。故人君举措应天，若北辰为之主，台辅为之臣佐，列宿为之官属，众星为之人民。是以北辰不可变改，台辅不可失度，列宿不可错缪，此天之象也。故立台榭以观天文，郊祀、逆气以配神灵，所以务天之本也；耕农、社稷、山林、川泽，祀祠祈福，所以务地之本也；庠序之礼，八佾之乐，明堂辟雍，高墙宗庙，所以务人之本也。故本者，经常之法，规矩之要。圆凿不可以方枘，铅刀不可以砍伐，此非常用之事不能成其功，非常用之器不可成其巧。故天失其常，则有逆气；地失其常，则有枯败；人失其常，则有患害。《经》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此之谓也。
君臣
君臣之政，其犹天地之象，天地之象明，则君臣之道具矣。君以施下为仁，臣以事上为义。两心不可以事君，疑政不可以授臣。上下好礼，则民易使；上下和顺，则君臣之道具矣。君以礼使臣，臣以忠事君。君谋其政，臣谋其事。政者，正名也；事者，劝功也。君劝其政，臣劝其事，则功名之道俱立矣。是故，君南面向阳，着其声响；臣北面向阴，见其形景。声响者，教令也；形景者，功效也。教令得中则功立，功立则万物蒙其福。是以三纲六纪有上中下。上者为君臣，中者为父子，下者为夫妇，各修其道，福祚至矣。君臣上下，以礼为本；父子上下，以恩为亲；夫妇上下，以和为安。上不可以不正，下不可以不端。上枉下曲，上乱下逆。故君惟其政，臣惟其事，是以明君之政修，则忠臣之事举。学者思明师，仕者思明君。故设官职之全，序爵禄之位，陈璇玑之政，建台辅之佐；私不乱公，邪不干正，此治国之道具矣。
视听
视听之政，谓视微形，听细声。形微而不可见，声细而不可闻，故明君视微之几，听细之大，以内和外，以外和内。故为政之道，务于多闻，是以听察采纳众下之言，谋及庶士，则万物当其目，众音佐其耳。故《经》云：‘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目为心视，口为心言，耳为心听，身为心安。故身之有心，若国之有君，以内和外，万物昭然。观日月之形，不足以为明；闻雷霆之声，不足以为听，故人君以多见为智，多闻为神。夫五音不闻，无以别宫商；五色不见，无以别玄黄。盖闻明君者，常若昼夜，昼则公事行，夜则私事兴。或有吁嗟之怨而不得闻，或有进善之忠而不得信。怨声不闻，则枉者不得伸；进善不纳，则忠者不得信，邪者容其奸。故《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
延伸阅读
链接：《三国志？诸葛亮传》节选
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人也。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父圭，字君贡，汉末为太山都丞。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高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
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因屏人日：“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大，而智太短浅，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先主曰：“善！”于是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
刘表长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后妻之言，爱少子琮，不悦于琦。琦每欲与亮谋自安之术，亮辄拒塞，未与处画。琦乃将亮游观后园，共上高楼，饮宴之间，令人去梯，因谓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于吾耳，可以言不？”亮答曰：“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字乎？”琦意感悟，阴规出计。会黄祖死，得出，遂为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闻曹公来征，遣使请降。先主在樊闻之，率其众南行，亮与徐庶并从，为曹公所追破，获庶母。庶辞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与将军共图霸之业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乱矣，无益于事，请从此别。”遂诣曹公。
先主至于夏口，亮曰：“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时权拥军在柴桑，观望成败，亮说权曰：“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今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权曰：“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仰慕，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权勃然曰：“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亮曰：“豫州军虽败于长坂，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弊，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馀里，此所谓‘强驽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权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曹公败于赤壁，引军归邺。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