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笑着回答：“鹏飞万里，其志岂群鸟能识哉？”以大鹏自比，志在万里；将群儒比做群鸟，胸无大志。接下去运用比喻论证的方法，指出人染沉疴，当用和药、糜粥，而不可用猛药厚味，说明刘备取胜尚需时日。又进一步用事实论证，说明自己的观点；“夫以甲兵不完，城郭不固，军不经练，粮不继日，然而博望烧屯，白河用水，使夏侯、曹仁辈心惊胆裂：窃谓管仲、乐毅之用兵，未必过此。”
此段诸葛亮以充分的事实为论据，对“自比管仲乐毅”之说予以论证，在凿凿事实面前，张昭的非难不攻自破。诸葛亮将刘备的暂时之败归于三个原因：一是刘备仁义，不忍夺同宗基业，不忍舍弃赴义之民，甘与同败；二是刘琮孱弱，听信妄言，暗自投降；三是刘备兵不满千，将止关、张、赵云，“寡不敌众，胜负乃其常事”，之后引用汉高祖数败于项羽，而垓下一战成功作比较，说明刘备失利是暂时的，而取得最后的胜利是必然的。进而归纳出汉高祖的最终胜利靠的是韩信之良谋，突出自己在刘备兴复汉室大业中的重要作用。此段回答张昭“刘备得先生反不如初”之问，水来土掩，滴水不漏。以上皆为防守之举。
接着诸葛亮话锋一转，将矛头直指东吴群儒：“非比夸辩之徒，虚誉欺人：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诚为天下笑耳！”
步骘指出诸葛亮欲效张仪、苏秦的游说之举，诸葛亮却淡化张仪、苏秦二人的辩士身份，而突出其豪杰的本色，强调二人“皆有匡扶人国之谋”，点出儒者们无勇无谋，只知巧言论辩，实则贪生怕死的本质。
诸葛亮避开某些辩士为一已之利而游说的目的，在突出其“匡扶人国”大志的同时，也为自己表白，我为匡扶人国而来，你们却为葬送人国而辩，孰高孰低，一目了然。
陆绩以曹操是相国曹参之后，刘备出身无可稽考相诘，“眼见只是织席贩屦之夫耳，何足与曹操抗衡哉！”诸葛亮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轻蔑地一笑，“公非袁术座间怀橘之陆郎乎？”诸葛亮此处提及此事，表面看来似为闲笔，实则颇有深意。怀橘之事本为尽心事孝之典范，然而毕竟是小儿所为，怀橘小儿之论必是小儿之见，自然“不足与高士共语”。
由于张昭是东吴重臣、第一谋士，诸葛亮采取擒贼先擒王的策略，娓娓道来，严密防守之后大举进攻，使张昭无一言可对。对张昭的反驳洋洋洒洒、周密细致、丝丝入扣，而对以下诸儒则多以简洁明快的对答迅速结束战斗，不与其过多纠缠。
在整个过程中，诸葛亮的论辩艺术发挥得酣畅淋漓，他面对群儒潮水般涌来的诘难，沉着应战，或引经据典、或转换论题、或厉声责问、或反唇相讥，可谓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如以韩信之谋，扬雄之死来作为论据帮助申明观点。对步骘的“孔明欲效仪、秦之舌，游说东吴耶？”之论弃之不理，而从苏、张二人豪杰本色入手，转守为攻。对薛综则厉声责问：“薛敬文安得出此无父无君之言乎！”诸葛亮抓住儒者鼓吹忠孝为本的特点，以“君父”两个正大堂皇的字眼驳倒薛综，实在是击到了对手的致命之处，薛综自然“满面羞惭”。对陆绩，诸葛亮以不温不火的语调反唇相讥，指出其以出身论英雄的荒诞不经，使陆绩语塞。
而对严的“治何经典”之问，诸葛亮只以三句话回应，首先认为“寻章摘句”者为“世之腐儒”，并不能“兴邦立事”；进而举例，伊尹、姜子牙、张良、陈平“皆有匡扶宇宙之才”，而并未死钻书本；最后总括为“舞文弄墨”只是书生所为。短短数语，有理有据，在一连串的古圣今贤的列举中反衬出书生的无用，从而使以治经典为荣的严低头丧气。
详略的不同、论辩方法的不同显示出诸葛亮的机动灵活。详答老辣者，略对浅薄者，挥挥洒洒、左右逢源、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着实令人叹服。
综观舌战群儒的整个过程，诸葛亮在东吴诸儒的诘问中从容应答、侃侃而谈、纵横捭阖、游刃有余，江东群儒无言以对。真可谓三寸之舌能抵百万之兵。其娴熟的论辩技巧令人折服，堪称经典。
以身作则的表率
诸葛亮治蜀是刑法和德化并用。他能够以身作则。他的高风亮节同他的能力一样受到人们的尊重和景仰。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诸葛亮工作勤谨，如《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说：“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又《三国志·杨戏传》注引《襄阳记》载诸葛亮主簿杨称诸葛亮“自校簿书，流汗竟日”。诸葛亮处理政务这样勤谨细致，一则可以使部属不易作弊和玩忽职守；二则可以了解下情，及时准确地处理政务。
第二，持身廉洁，如《三国志·诸葛亮传》言：“亮自表后主曰……‘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第三，处事公正，《三国志·张裔传》：“常称曰：‘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又《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诸葛亮集》：“亮与兄瑾书曰：‘乔（瑾次子，出继于亮）本当还成都，今诸将子弟，皆得传运，思惟宜同荣辱，今使乔督五六百兵，与诸子弟传于谷中。’”
第四，不受谄谀，如《三国志·李严传》注引《诸葛亮集》：“严与亮书，劝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亮答书曰：‘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
第五，虚心纳谏，如《三国志·董和传》载：“亮后为丞相，教与群下曰：‘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若远小嫌，难相违覆，旷阙损矣。违覆而得中，犹弃弊而获珠玉。然人心苦不能尽，惟徐元直处兹不惑。又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国，则亮可少过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前参事于幼宰，每言则尽，后从事于伟度，数有谏止；虽姿性鄙暗，不能悉纳，然与此四子终始好合，亦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
诸葛亮的这些品行，无疑在政治上产生了极好的作用和影响，有利于他对蜀汉的治理。
对蜀汉的成功治理
诸葛亮治理蜀汉，首先是从建立法制开始的。在刘璋统治益州时期，地方豪强肆意妄为，使得国家政令无法实行下去。面对这种情况，诸葛亮厉行法规，赏罚分明，不久就改变了刘璋统治时期政治腐败的局面，使社会秩序恢复正常。
为了恢复国力，进一步安定人民生活，诸葛亮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实行发展生产、安定民生的方针政策，使得蜀汉的经济力量得到很大增强。他重视农业生产，重视水利建设，对原有的水利工程加强保护及利用，以求减少旱涝所造成的损失。为了保护著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诸葛亮设立了堰官，并派一千二百名士兵对都江堰进行保护。
诸葛亮实行“务农值谷，闭关休民”等一系列措施，他劝告人民要丰歉互补，做到“丰年不奢，凶年不俭”，“秋有余粮，以给不足”，只有如此，才能达到“富国安家”（《诸葛亮集·文集·治人》）的目的。
治下的蜀汉民殷国富，甚至到诸葛亮死后，蜀汉破亡之时，朝廷粮仓里仍存粮四十万斛。诸葛亮对官吏要求严格，他任人唯贤，提拔了一批德才兼备的人到各级机关中任职。诸葛亮任命蒋琬为东曹掾，费、董允为黄门侍郎，王连为屯骑校尉并兼任丞相长史，拜陈震为尚书；并任命当时有声望的名流大儒为各类官官。
而对于那些贪污不法之徒则毫不留情地进行罢免和惩办，以树立廉洁公正的风气。诸葛亮自己则做出表率，以影响周围的人。
诸葛亮生活非常节俭，他曾在给刘禅的奏疏中说过他自己在成都有八百棵桑树、十五顷田地，从中生产的东西足够其家人的生活之用，他自己的一切费用，都是由官府供给，因此，不需要别的产业。诸葛亮责任感极强，做丞相的时候，不管什么时间，都是亲自批阅公文，十分认真仔细，即使劳累，也不肯轻易休息。他勤恳认真的做法，给蜀汉官员树立了榜样。
诸葛亮因为任重事繁，担心有关军国大计的措施不能保证全部正确。因此，他再三鼓励左右及部下随时指正自己的错误，他曾说：“要管理好国家，必须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他的部下参事董和，有一次因为对诸葛亮处理事情不满意，先后与诸葛亮争论了十次，诸葛亮不但没有责备董和，反而加以表扬。诸葛亮之所以能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与他这种谦逊踏实的品格是密切相关的。
联吴伐魏是诸葛亮的一贯政策，在刘禅继位后，诸葛亮就考虑如何打破吴蜀之间的僵局，重新修好，这样才能解除后顾之忧，集中力量平定南中。为此，诸葛亮派邓芝出使孙吴。
双方经过谈判，孙权断绝了同曹魏的关系，重新和蜀汉结成联盟。此后，吴蜀双方使臣往来不断，蜀汉解除了后顾之忧。
在民族关系上，诸葛亮虽然是以武力平定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叛乱，但是他坚持攻心为上、心战为主。公元225年春，在作了充分准备后，诸葛亮兵分三路，向南中展开进攻。出兵不久，南中地区叛乱首领雍被部下杀死，随后，孟获成了南中地区的首领。于是诸葛亮七擒孟获，七次将他活捉，又七次将他释放，使孟获心悦诚服地归降蜀汉。这样，南中各地少数民族完全归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