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基础建设阶段（1970~1973年）。这一阶段的任务是改善农村生产和生活环境，口号是“自助、自立、协作”。从1970年11月起的8个月里，韩国政府为全国每个村庄免费提供300袋水泥，用于村里公共事业，如修筑村级公路、修建桥梁、公共浴池、修筑河堤、改善饮水条件等。1972年口号改为“勤奋、自助、合作”，活动事项也扩大到改善农村的发展条件、精神教养和增加收入三个方面，但重点仍是改善生产和生活环境。由韩国中央内务部直接领导和组织实施，建立了全国性组织-“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网络，同时建立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培养大批新村指导员。农民人均收入从1970年的257美元增加到1973年的375美元。
（2）拓展阶段（1974~1976年）。
新村运动进入以增加收入为主的全面发展阶段：政府推出增加农、渔民收入计划，支持农村调整农业结构，推广良种和先进技术，鼓励发展农业的专业化经营和组织合作生产，积极寻求农业以外的收入来源等。同时新村建设的重点从改善农民居住生活条件转变为改善和提高农村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农村社区的自立能力，如修建村民会馆和自来水设施，以及生产公用设施，建设农用道路，新建住房，发展多种经营。政府对新村指导员、国家各级公务员、社会各界负责人分批进行了新村教育；对卓有成就的农村提供贷款，并在各方面提供优惠政策；动员理工科大学和科研院所的教师、科技人员轮流到农村巡回讲授和推广科技文化知识和技术。农民人均收入从1974年的402美元增加到1976年的765美元。
（3）充实和提高阶段（1977~1979年）。这一期间政府推进新村运动的工作重点放在鼓励发展专业化经营和组织合作生产、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和特产农业，积极推动农村保险业的发展。同时，政府不断推动乡村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为广大农村提供各种建材，支援农村的文化住宅和农工开发区建设。期间因国内政局动荡，新村运动受到种种批评和责难。经过调整，新村运动从政府主导的“下乡式运动”转变为民间自发，更加注重活动内涵、发展规律和社会实效的群众活动。农民人均收入从1977年的966美元增加到1979年的1394美元。
（4）转变为国民自发运动阶段（1980~1989年）。
在这一阶段，政府大幅度调整新村运动的政策与措施，建立和完善全国性新村运动民间组织，培训和宣传工作改由民间组织承担。政府只是通过制定规划、协调、服务，以及提供一些财政、物质、技术和服务等支持，着重调整农业结构，进一步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农村金融业、流通业，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继续提高农民收入等。农民人均收入从1980年的1507美元增加到1989年的4934美元。
（5）自我发展阶段（1990以后）。
随着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繁荣气象从城市开始逐步向四周农村扩散，新村运动也带有鲜明的社区文明建设与经济开发特征。政府倡导全体公民自觉抵制各种社会不良现象，并致力于国民伦理道德建设、共同体意识教育和民主与法制教育。同时，积极推动城乡流通业的发展。
新村运动在新时期也有了新的解释：新是革新，村是社会共同体，新村运动就是韩国社会共同体与时俱进的创业与革新。
二、新村运动的主要内容
新村运动初期，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改善生活环境上，通过一系列实实在在的项目开发和建设工程，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改变了农村面貌。具体实施的主要内容有：
1.改善农村公路。当时的韩国农村，交通十分不便。新村运动初期，全国大部分农村都组织实施了修建桥梁、改善公路的工程。1971~1975年间，全国农村共新架设了65万多座桥梁，各村都修筑了宽35米、长2~4公里的进村公路。到70年代后期，除了个别极为偏僻的农村外，全国实现了村村通车。村民们又自发起来，修筑了许多政府还没有顾及到的大小河堤。不少农民无偿让出了自己的土地，供村里修路。妇女活动在新村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改善住房条件。1971年，在全国250多万农户中，约有80%住在苫有稻草的茅草屋里，但到1977年，全国所有农民都住进了换成瓦片或铁片房顶的房屋，使农村面貌焕然一新。政府也积极给予贷款，支援农民改善居住条件和环境。
3.农村电气化。20世纪60年代末，在韩国农村只有20%的农户有电灯，到1978年，全国98%的农户都装上了电灯，90年代全国已实现了电气化。随着新村运动的深入开展，农村电气化得到迅速发展。农民的生活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家电得到了普及，农民为了购买彩电、冰箱、洗衣机就要储蓄，这又促进了农村储蓄业的迅速发展。
4.农民用上自来水。自古以来，韩国农民一直饮用井水。新村运动开始时，村民们自觉地动员起来，把山上的水引到村里的蓄水池后用水管接到每家每户。因地势高，不宜引水的村庄，通过深挖饮用水井，再用水管接到每家厨房，用抽水泵取水。80年代，普及使用汲取地下水的井管挖掘机，农村的饮水条件进一步得到改善，农村环境卫生条件也明显得到改善。
5.推广高产水稻品种。新村运动初期，政府开始推广“统一系”的水稻高产新品种，使韩国的水稻生产跨入划时代发展阶段。1970~1977年，水稻的每公顷单产从35吨增加到49吨。水土条件相近的10至30户农民，在掌握先进耕种技术的班组长的带领下，共同选种、育苗、插秧、施肥、灌水，直到收获。这种共同协作的“集团栽培”，使得水稻高产品种在极短时间内推广到各地农户，提高了全国农民的水稻栽培水平。
6.增加农民收入。在韩国，农户收入由种植业为主的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两部分组成。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逐步向农村地区扩散，农户收入中的非农收入所占比重逐步增加，韩国农民收入的明显提高是从70年代开始的。1970年，农户年平均收入为824美元，按每户6口人算，人均收入137美元；1978年农户年平均收入为3893美元，人均649美元，即使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农户的实际收入也大大提高。
7.农协组织的迅速发展。20世纪70年代的新村运动，对于韩国农协，尤其是基层农协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60年代中期，由农协提供的生产资金中，70%来自政府的财政资金或金融资金，而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一比重下降到25%。农协的信用资金主要来源于农民的储蓄，农协的金融组织在农村金融业中占据重要的位置。
除了金融业外，在流通方面，农协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农民在种植水稻高产新品种的过程中，施用了大量的化肥和农药等农用物资，此外农用建材、家电等也都由农协来组织供应。基层农协在当时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8.兴建村民会馆。新村运动一般在冬季农闲期间开展，但在当时很难找到村民能集中讨论活动的场所。所以，从新村运动的省了村民的购物时间。村民会馆收集了包括农业生产统计资料和农业收入统计资料在内的各种统计资料。村民会馆还经常向村民展示本村发展计划和蓝图。在村民会馆组织的各种活动中，农民不是只通过书本，而是在各种实况展示和社会实践中亲身体会到了民主决策和管理的真谛，也学会了与各级政府同心协力，共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进而加快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实践能力。
印度农村建设与发展的实践
一、印度农村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印度开展一定规模的农村建设大约始于20世纪80年代。从印度经济总体情况看，1980年以后印度经济从经济危机中逐渐走向复苏，1981~1991年印度GDP年均增长率为57%，大大快于1970~1981年GDP年均32%的增长率。从印度重大政策出台情况看，继1978年执政党人民党首次提出把发展农业作为重点后，1980年新执政党国大党在“六五”计划（1980~1985年）中进一步提出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就业机会，尤其是增加乡村地区和非组织部门的就业机会等有利于农业和贫困农民的计划。同年政府提出新的农村发展计划，进一步实施了反贫困计划。印度在农村发展中面临着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1.农村贫困问题严重。印度独立后虽然试图通过实行土地改革、推广合作制和乡村发展计划来促进农业发展，改变农村贫穷和落后面貌，但是效果不大，贫困问题逐渐突出。具体表现为：土地改革不彻底，无地农民大量存在；合作社往往为农村富有阶级所掌握，合作制所带来的好处也被他们所获得，而广大贫困农民从这种制度中得到的好处极少；乡村发展计划由于财政拨款数量有限，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同时村评议会基本上由高级种姓的地主和富农所控制，乡村发展计划带来的某些利益往往也被他们独占。因此广大农民依然处于贫困状态中，贫困问题成为印度农村最主要的问题。1979~1980年印度人口中有484%，也就是317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中26亿人生活在农村，5700万人生活在城市，农村贫困人口占贫困人口总数的82%。
2.就业状况恶化。印度人口迅速膨胀，劳动力人数增加。1951~1990年印度人口以年均213%的速度增长，而城乡劳动力的增长速度更是高于人口的增长速度，年均增长率达234%。很多妇女、儿童和老人加入到劳动力大军。但由于人均农业资源有限，加之生产经营手段落后，大批农业劳动力实际上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
此外，印度的农村劳动力缺少流动的积极性。由于受种姓制度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农村中大量劳动力宁愿处于艰难的失业、半失业状态，也不愿离乡寻找工作。据统计，“一五”（1951～1956年）计划结束时失业人数为530万人，1980年失业人数已达2070万人，占劳动力总数的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