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林生
所谓门阀制度，本来是指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规定的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等级制度。
但实际上，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中，由于特权横行，封建官僚的门阀化现象都是难以避免的。在朝代更迭的动乱中，特别是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旧有的封建门阀不断被摧毁，但另一个封建王朝建立之后，新的官僚又沿着贵族化、门阀化的老路走下去，计财产、论门第、查血统、比出身，自高自贵。这种现象对造成历代政治的腐败，对阻碍社会的进步发展，影响极大，因此，今天在肃清林彪“四人帮” 余毒、在清算封建主义残余的斗争中，研究特权在封建官僚“遗传工程学” 上的作用，揭露腐朽的封建门阀化现象的实质，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一
封建官僚的门阀化，首先是同他们的经济特权紧密相关的。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常说，在中世纪，权力、自由和社会存在的每一种形式都表现为一种特权，一种脱离常规的例外。在这里不能不指出这样一个经验事实，就是这些特权都是以私有财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种官僚和特权、官僚和私利紧密相连的现象，虽然指的是中世纪的欧洲，其实，封建专制时代的中国也并不例外。
封建官僚的特权，最根本的是经济特权。不管他们担任何种官职，不管其职务多大，都往往要把职权变成特权，变成私利。尽管他们口头上常常表示要“躬勤政事”、“清廉自守”、“爱民如子” 之类，但都掩盖不了升官发财这个根本目的。宋朝时，赵匡胤手下有个名将叫曹彬，他直言不讳地说：“好官不过多得钱耳”。清朝时，很多官僚则更是如市侩一般，计财受任：接到委任状后，首先要计算这个职位“出息” 若干，花费若干，人情应酬若干等等，如果认为大有油水可捞，才能领凭上任。不难看出，为发财而当官，把权力变金钱，正是封建官僚们的主要目标。
在封建社会中，土地是主要的生财之道。因此，封建官僚们首先是利用特权，兼并土地。西汉张禹，“家以田为业”，显然，作为地主阶级的一分子，总是要霸占土地的，但是，“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径、渭灌概，极膏臾上贾”。这里，“买” 只不过是史学家们的饰词，“富贵” 之后，他才能霸占大量田产，这倒是事实。东汉的“跋扈将军” 梁冀，“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达河、淇；包含山薮，远带丘荒，周旋封域，殆将千里”。梁冀作为总揽朝政，大权在握，又身兼皇亲国戚的官僚，侵夺如此巨幅田产，更就非一般官僚可比了。到清朝，权臣和珅占地八千余顷，两个家人也依仗他的权势，占地六百余顷；大官僚琦善强占土地竟达二百五十六万多亩。李鸿章兄弟六人，在合肥县每人平均有十万亩土地，占合肥东乡土地的三分之二。
从这种土地大量集中在封建官僚手中的现象，人们不难看出官僚们特权的严重。当然，历史上也屡有所谓“循吏” “清官” 之类，他们也确实要好一些，但实际上，他们的“好一些”，只不过是侵夺数量有差、程度有别而已。史称清廉，自称“不自治生” 的蜀汉丞相诸葛亮，在成都也还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这样，也便能称作“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盈财”，似乎很清苦了。
封建官僚除兼并土地之外，还要利用特权，聚敛金钱。贿赂则是常见的一种形式。首先，因为上宪掌握着下僚的考察、荐举、去留等大权，他们便要利用这种权力层层受贿。
“地方官吏，谄媚上官，总督、巡抚、司道又转而馈送在京大臣”。这种“馈送” 花样百出，名目繁多，不去细说了。其次，官僚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可以利用手中的任何一种权力受贿。吏部掌握官员考核、升降，迁徙之权，可以卖官；礼部握有科举考试、简拔人才之权，可以鬻爵；刑部则可用断狱、决人生死之权卖法；兵部也可用练兵、发饷之权，甚至用战争之机大发横财，如此等等。清季有人揭露说：“今中国大小衙门，上下官属，于贿赂一事，既已视之理之所当然，分之所应得，一人如此，人人如此，无复敢以受贿相讥。”当时有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的民谣，绝非偶然。
封建官僚们为了发财致富，可以不择手段。他们在广大百姓面前，是“父母官”，是主宰，他们更可以利用权力，敲诈勒索，鱼肉百姓，这也是他们的金钱、他们万贯家财的最终来源。明人有散曲一首刻画得非常深刻，其辞曰：“夺泥燕口，削铁针头，刮金佛面细搜求，无中觅有。鹌鹑肚内寻豌豆，鹭鸶腿上劈精肉，蚊子腹中刳脂油，亏老先生下手。”这里的“老先生” 虽然是指的地主阶级的总头目皇帝，但封建官僚作为皇帝的爪牙，作为搜刮的具体执行者，这首散曲无疑也揭示了他们无孔不入进行搜刮的实际情况。
这类实例本文不准备多叙述了。上述只在于说明封建官僚利用特权聚敛金钱的事实。这在整个封建社会中都是司空见惯的。
封建官僚们利用特权，聚敛金钱，兼并土地的结果，从根本上导致了封建官僚的门阀化。一方面，他们田连阡陌、家累万金，朱门华堂，荣耀乡里，自是高人一等，同时，他们田产的大小、金钱的多少，也就成了他们门第高下的标志。清朝江左季氏、山西平阳亢氏，“俱以富闻天下”。怀柔郝氏，“膏腴万顷”，纯庙（乾隆皇帝） 常驻跸其家”，招待皇帝及其随从，“一日之餐，费至十余万”。历代总有很多官僚或为“一县首富”，或称“富甲一方”。至若上述三家，则是“富闻天下”，连皇帝都要时常光顾的，自是无比荣耀。不难明白，官僚们的门阀与财产的对应关系。另一方面，官僚们霸占大片田地、大肆聚敛金钱的结果，必然使广大农民丧失土地、倾家荡产。一般来讲，这些农民就沦为他们的佃户、庄客、僮仆。官僚们占有依附民、僮仆又成了他们权势、富贵的象征。北魏高阳王元雍，官至丞相，第宅匹于皇宫，家有僮仆六千，妓女五百。历代各朝，很多大官僚还豢养着大批的家丁、部曲，平时可以壮声威、霸乡里，乱世可以称雄一隅，割据一方。
所有这一切都成了他们声势显赫、门庭高贵的资本，这样的豪门大户，在一般人眼里，自是高不可攀。即使在官僚之间，交友往来、婚丧嫁娶也苟且不得，而必须论财产、看地位，力求门当户对。五代时，侯景请婚于王谢，梁武帝说：“王谢门高，可于朱张以下求之。”不难窥见，官僚之间门阀的高下，竟是何等严格。
二
封建官僚政治、文化教育方面的特权也是通往贵族化、门阀化的阶梯。
封建地主阶级之间之所以会形成高下各别的门第，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封建官僚能够利用政治、文化教育方面的特权，造成官位世袭或变相世袭的现象。不管各封建王朝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来选拔官员，这种现象都难以避免。
在历代封建王朝任用官员采取征辟、荐举的条件下，由于官僚们掌握着荐举的大权，自不免“爱憎决于心，情伪由于已”，甚至“所疏则削其所长，所亲则饰其所短”，他们的子孙、亲属当然就会首先被荐举做官。即使某些官僚主观上想举荐贤能，但由于他们“分高位崇，与下民隔绝，虽有奇杰异能之士，安得而知？何从而友？日夕所接者，下僚狎客而已”，“所亲者私亲密友而已”。这样，他们的“私亲密友”、“门生故吏” 自然就可以首当其选。官僚世代相继的现象也就是自然的了。汉时，除极个别的例子之外，“贤良、方正、茂材、真言多举现任官”，“大抵从布衣举者甚少”。这绝不是偶然现象。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行九品中正制，名为荐举，而实际上“有司选举，必稽谱牒”，首先是查出身、问家世，这样，就造成了“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途之昆弟”、“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 的现象。这几乎同贵族政治下的世卿世禄制并无差别了。其后各朝，虽然废除了九品中正制，但荐举官员方面的情况也大抵如此。
当然，除了政治特权之外，官僚们掌握着文化教育方面的特权，也使官僚及其子孙们具有首先被荐举的特殊条件。他们优越的条件决定，生活上不用为温饱操劳，教育方面不需要为延师求教奔走。而且，由于他们所处的特殊环境，“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使他们自然就对官场熟悉，对封建礼节了解详备。荐举时，就使他们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东汉时，“刘昆少习礼容，子轶，传昆业，稍迁中正，卒官。遂世掌中正焉”。孔子的后代，孔霸的七世孙孔昱，“少习家学，征拜议郎，自霸至昱，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优氏自伏生以后，世传经学……此一家历两汉四百年”。这些例子无疑揭示了官僚们文化教育方面的特权同官爵相传、官僚门阀化、贵族化的关系。
在采用科举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下，官僚子孙世代为官也同样是难以避免的，某些有权有势的官僚或则直接充任主考大员，或者委员代任，他们也往往利用这种特权，首先录取自己的子孙、亲友、上司及同僚子弟。这里只需讲一个笑话便足以说明问题：五代时，崔棁知贡举，有举子孔英者，素有丑行，宰相桑维翰谓棁曰：“‘孔英来矣’。棁不喻其意，反疑维翰属之，乃考孔英及第。”
在那种特权猖獗，势利熏天的时代，某些权大势盛的官僚一颦一笑、片言只语便可以决定弃取，其子孙中试得官，易如反掌。这类例子历代各王朝都屡见不鲜。宋真宗时，“三司使刘师道以弟几道举进士，属考官陈尧咨，时已糊各考校，乃于卷中为识号，遂擢第”。清康熙朝，徐干学任礼部尚书，荐其表亲杨某任主考，徐则开列数十人的名单送杨录取。历史上披露出来的这类“科场舞弊案” 只不过是极少的几起，更多的却被封建官僚们的权势掩盖着。
即使是正常的“公正” 的考试，由于前面讲到的生活、教育等方面的特殊条件，能够“皇榜及第” 的自然首先也是他们。在“学而优则仕” 的条件下，官僚们自然可以世世代代常通仕进之路，清末大官僚张之洞，九岁便能博通四书五经，二十六岁高中进士，这与他出生在一个“三世为州县官” 的官僚家庭是分不开的。
至于某些封建王朝推行的捐官，买官之制，更就为官僚子弟的仕进独开了方便之门。
官僚们搜刮的大量金钱，当然又可以用来买官。东汉时，“悬爵而卖之，犹列肆也；争津者买之，犹市人也。有直者，无分而径进；空拳者，望途而收迹。其货多者，其官贵；其财少者，其职卑。
南明王朝也曾公开将官爵定价出售，清朝行捐纳制度，也是公开的官爵买卖。每个官位、爵位都是成百上千两的高价。对一般寒士来说，固然无权问津，即使封建地主阶级内部、官僚子弟之间必然也要根据财产多少，出身根底来捐买相应的官爵。
这样，自然就区分出了门第的高下，出身的尊卑。清朝有人写诗说：“厮养功名何足异，衣冠都作金银气。” 这一针见血地揭露了金钱和官爵、功名的相互关系。
封建官僚们利用特权，世代为官，就造成了他们的特殊的门阀。在一般人看来，他们世世代代“入则高坐，出则舆马，堂上一呼，阶下百应”，自非寻常可比。他们荣华富贵、门第显赫姑且不论，似乎血统也是高贵的。他们自己也因此而自重自贵，自命不凡。东汉袁绍，就常常以“四世三公” 而自豪；历代也总有很多人以“世受国恩” 而自尊。某些气焰烛天的官僚甚至用自己的官爵、姓氏以及自我标榜的“德行” 等等来改定乡里名称，据史书记载，诸如什么“太尉乡”、“司徒里”、“衣锦乡”、“拥族乡”、“孝行里”、“表节坊” 等等各色名目，无非是用以表示他们高贵荣宠，当然，也显示其门第非同一般。晋朝时，还根据官僚们官位高低、出身好坏等等明确规定了阀阅等级，诸如北方王谢袁肖、江南顾陆朱张，山东崔卢李郑等豪姓就成了凌然不可侵犯的神圣家族，成了互相往还时不可逾越的铁门限。诚如鲁迅先生所说：他们“发狂似的讲究阀阅，区别等第，守护极严”。
甚至连皇帝也要另眼相看。直到唐文宗时，虽然法律规定的门阀制度早已废除，但想把两个公主嫁给崔卢两家，还感到为难。连唐文宗也感慨地说：“我家二百年天子，反不若崔卢耶？”
其后，经唐五代之乱，旧有的门阀基本上被摧毁了，但新官僚仍然不断地趋于贵族化、门阀化。清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满洲贵族的门阀化现象姑且不说，在汉族官僚中，也出现类似的情况，如清季大官僚李鸿章，其兄、子、侄多人显贵，官至督抚之类，门第显赫一时。
封建官僚的门阀化，当然是有很多因素造成的。如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家族观念以及天道观等等，都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但是，官僚们凭借特权，由贵而富、由富而贵，互助作用，乃是官僚门阀化的最根本的原因。各封建王朝官僚之间实际存在的阀阅等第，正是建立在大小有别的特权基础之上的。
三
封建官僚的门阀化造成了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腐败，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一个不容讳言的事实是：封建官僚的门阀化也导致了统治阶级本身的衰亡。近代有人说：“国家之败，其端不一，莫不由于官府之邪。”这句话是颇有道理的。
如前所说，封建官僚门阀化的过程，必然是大肆兼并、聚敛无度、巧取豪夺的过程，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吏治大坏、政治腐败、国穷民困的局面。
从政治上看，封建官僚为了挣得或保住他们长享富贵、世代荣宠的贵族地位，为了建立或维护他们的高贵门第，他们或则排斥异己，植党营私；或则杀逐无辜、威福自专，这必然要造成政治的混乱和社会的黑暗。从这种意义上看，历代的“外戚专权”、“宦官乱政”、“朋党之争” 等等，都不过是与封建官僚门阀化俱生的现象。东汉时，“宦官子弟亲戚，并荷荣任；凶校无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势沽宠之辈，渔食百姓，穷破天下，空竭小人”。在他们营建高门华阀的同时，对社会来讲，无疑是一场浩劫。唐朝时，牛李党争，互相倾轧。庙堂之上，争权夺利。得势时呼朋引类，固权保位；下野时图谋再起，乃至交结宦官，走宫廷的“后门”，真可谓不择手段，其时政事混乱，可想而知。其后，宦官专政，废皇帝如同儿戏：自穆宗之后八帝，有七个为宦官所立。他们专擅朝政，为所欲为，杀戮于喜怒之间，斥逐于是非之外。遂至社会一片黑暗。明朝时更甚，以严嵩父子为首的一帮大官僚，“遍引私人居要地”，戕害人以成其私”，前后弹劾他们父子的，几十人“皆被谴”，“他所不悦，假迁除考察以斥者至众”，真可谓虎狼当道。历代各朝都有这类现象。官僚们为了个人贵不可言的地位，为了子孙的功名永久不衰，这种结党争权的活动便越是剧烈，社会也便越来越混乱、越黑暗。清朝时，同样也党争频仍，诸如鳌拜之党、徐干学之党、明珠之党、和珅之党等等，明争暗斗，剑拔弩张，与清王朝相始终。
这样的结果，无疑也直接引起了清王朝越来越混乱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