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纪实中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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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小说(16)

翌日一大早,我便乘车去拜会杨五一,到她家附近的公用电话亭给她家里打电话,竟然没人接,我以为她在住宅区大门口等我,小跑着到了大门口,旋转着身体寻找,但就是没她的踪影,径自往里走的时候,被门房的老头拦住,我说自己找二十八号的住户,他让我先在门口等着,用传呼器联系了一回,告诉我家里没人。

“让我进去看看吧,或许还没起床,没听见,进去有下马上就出来。”

“肯定没人在,进去也是白搭,再说前些天发生盗窃事件,公司规定不得随意放人进去。”老头很是倔强。

“就进去十分钟,十分钟就出来,算是求你了。”

老头见我态度诚恳,又是一副学生模样,上下打量一番,就拿出登记册,诸项登记,写上身份证号码,就差按手印了。

我徜徉在宽敞笔直的通道上,很快就来到二十八号,按了很长时间门铃,果然没人在,我有些懊恼,明明约定上午十点,怎么会爽约呢?事已至此,我只能站在门口守株待兔。

一个小时后,杨五一站在二楼卧室的窗户前喊我的名字,并且挥手不已。

我心里不太高兴,但面上依旧淡淡的,走进院子,站在院内的草坪旁望着她。

“生气了?睡忘了,没听见,上来吧。”

进到一楼的客厅,杨五一趿着拖鞋从二楼下来,一副家庭主妇的形象,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就扑在我怀里。

“怎么了,没出什么事吧?”我这么问一句,刚才的怨气已烟消云散。

“没怎么。”她老半天松开手臂,用手指拭泪。

“都哭了还说没怎么?”

“哪儿有的事。”她不停地擦拭眼泪,越是掩饰,眼泪越是汹涌而出。

我捧住她的脸,静静地望着她,我明白语言是不能阻止河水的流淌的。

终于雨过天晴,我用目光询问着原因,两人在沙发上坐下来。

“告诉你也没什么,这几天有意识不见面,就是想让我的眼泪流成河。”

“为什么?”我惊讶地问道。

“傻瓜,就是想一个星期不见你,看我对你的思念有多深。”

“就这样?”我问。

“嗯。”她很温柔地对我点点头。

“哦……”我由不安、惊讶转而感动万分,差点也挤出眼泪来,至少我知道自己的眼圈红了。

与杨五一在沙发上静静的相拥而坐,让我感到人生真是不可思议,它的反常让人措手不及。

晚上,与表姨和杨五一在她家里共进晚餐,喝着法兰西红葡萄酒,吃着表姨拿手的川味大菜,我感到自己已经成了她家不折不扣的上门女婿。

两日后,出版社的编辑谢女士给我回了邮件,言说小说出版已经通过,发行有一定的市场,只是在版税兑付方面,可否以五百册成书来抵付,我便二话没说就表示同意。

紧接着,我给她打了电话,一个三十出头语调优雅的年轻编辑,她的大体意思是说,我的小说语言受现代文学的影响较深,结构上受当代某作家的影响较大,明眼人一看便知道它本身洋溢着哪个作家的气息,我心里暗自发笑。

小说首印五千册,每册定价十五元,五百册价值七千五百元,这等于是按百分之十的版税兑付的,这一点我还是高兴的,虽然不比直接拿到现金划算,但自己发行五百册图书也非难事,可以在校园里搞签售,情况好的话用不了几天就可以处理完的。

小说出版事宜在秘密进行当中,说是秘密似乎有点过了,但我的确没有向任何人透露此事,包括杨五一和家里的两个姐姐在内。

收到一式两份出版合同后,我便毫不犹豫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并以航空快件寄出,合同上讲,原则上三个月内出版,但鉴于小说的基本成熟,大概两月后就可发行上市。两个月后,大约就是十一月初的意思。

我负责书稿的第三次校对,同时把自己的封面设计作了详细说明,谢女士便来邮件,希望封面由我本人设计,毕竟,她认为这属于我的“私人性质”的小说,可以给我提供诸多方便,以利于小说的顺利发行。

于是,我否定了最初关于封面设计的构想,从抽屉里取出牡蛎的那张照片,端详片刻,封面清样很快浮现在眼前,由于新的封面过于简单而使我有点难以承受,是的,实在难以承受。

书名印在照片的正上方,字体可略有差别,而后再印上我的名字缀以着字即可,至于书面上的宣传语,想了很久拿不定主意,暑假结束的前几天,我去拜访康德,从系里的通讯簿上找到他家里的电话,拨通之后,很长时间才有人懒洋洋地接起电话,简单说明来意之后,康德欣然应允。

康德家在学校建于八十年代初期的老居民区,从外观上一看便知,窗户不是铝合金推拉式的,而是旧式的铁质窗户,可以用竹竿撑起来的那种,此居住区被学生誉为西伯利亚,个中原因很是牵强,西伯利亚以寒冷着称,这里显然是向阳地带,但据说这里居住的教授对学生过于严厉,尤其表现在结业考试方面,于是此地便被冠以西伯利亚的美名。革命史教授也住这里。

我自己倒不以为然,这里距离教学区较远,正是颐养天年的所在,对于乐于科学研究的教授们来说,无疑是一块风水宝地。

一条幽静的小道在绿荫中延伸,这便是哲学史上津津乐道的“康德小道”吗?

伊曼努尔·康德,公元1724年生于东普鲁士的格尼斯堡,自小在教会办的学校受教育,1740年进入格尼斯堡大学神学院,1745年毕业后当了九年的家庭教师,从1755年开始,康德一直在格尼斯堡大学任教,当了多年的编外讲师,1770年才晋升为教授。

他一生没有离开格尼斯堡,每天生活极有规律。每天下午都要在一条街道上散步,他准时到这种程度,以至当地的居民按照他出来的时间校正手表。但是,他那刻板和平静的表面生活与他丰富多彩而又充满着革命思想的内心世界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在普鲁士这个边远小城,注视着世界的最新发展,讨论着时代的前沿问题。他在创造了深刻反应启蒙精神的批判哲学之后,又明确地提出了“什么是启蒙运动”这一至今还吸引着哲学家的问题;他一生只有一次离家到一个一百公里外的城市旅行的经历,但他却像一个阅历丰富的旅行家那样,在人类学着作中对各国风土人情做了详细而生动的描写……如此不一而足。

彼康德乃神人也。

我从课堂上听到将要去拜访的康德对死于1804年的康德的讲述,两个康德或许真有某些神似,此康德真实姓名被人遗忘就是最好的说明。

走上五楼,房门已经打开,康德端着热水杯在门口迎候我。

进门坐下,我得以环顾四周,除了两只老式单人沙发和一张茶几外,几乎再无像样的陈设,地上倒是质量较好的地毯,墙角处放一个大大的抱枕,阳台内放一个偌大的鱼缸,里面假山占去大半,仔细一看,只有一条金鱼在里面孤独自在地游来游去。

阳台上晾晒着康德的衣物。

我内心深处不禁感叹:难道搞哲学的都是这样的吗?

康德从厨房里提出暖水瓶,用纸杯给我倒了杯开水,问要不要茶,我说不用。

“打扰了。”等他坐下后,我说。

“没什么,今天有时间。”他坐在另一只沙发上,赤脚,并不忌讳什么。

“每天读书不下四个钟头,教学时也不例外,家里顾不得,见笑了。”他说着,露出孩子般的笑容。

“挺好的,师母不在啊?”我问。

“离婚六年了。”

“哦……对不起。”

“结婚是为敷衍我母亲,三十岁的时候硬着头皮成了家,八年之后离婚,有一个女儿,她带走了,娘家人很喜欢那孩子,起初我不答应,要求孩子归我,但法院将孩子判给了她,原因是以我的情况根本就不能给孩子好的生活环境。”

“哦……”我不住地点着头,杯子放在嘴边,一口水也没有喝下去。

“都过去了,就当故事听好了。”

“嗯,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最好。”

“是的,她没有办法适应我的生活方式,所以就提出离婚,她获得了解脱,我又何尝不是。”

说话中,他已经为自己添了三次水。

我开始给康德讲我的小说的基本情况,讲述时有意识地模仿他在课堂上的情形,而康德本人对此毫不在意,只是不停地点着头,间或陷入沉思。

“总之,”讲到最后我说,“想以一句话来点题,放在封面上,好多天定不下来,还得请你帮忙,在此表示我的感谢之意。”

康德没有说话,又喝完一杯水,去了躺卫生间出来,坐下来又喝水。

半小时后,他就小说的立意、情节向我提了几个问题,我逐一做答,回答时有点忐忑不安。

“这样行吗?留下你的电子邮箱,晚上我给你发邮件说明好吗?”

我站起来,点头答应,再与他握手道别。

下午回到家,坐在电脑前翻阅书稿,不知不觉就到了晚上,听见二姐在厨房里叮叮当当地忙活不已,邮箱一直开着,七点一刻,显示一封新邮件,我连忙打开,里面只有一句话:

昨天之所以区别于今天,是因为昨天的感觉依然存在。

落款是一个陌生的名字,我知道那是康德的本名。

回了邮件表示感谢,更重要的是对他表示满意和钦佩之情。

紧接着,我将这句宣传语发给谢女士,到此为止,我就只等小说的发行了。

大姐已经和她的未婚夫准备起了他们的新居,母亲明天中午回来,所以与吴越见面自然安排在晚上,因为国庆结婚已经很是紧迫。

母亲回来的时候,大姐驾驶着吴越从学校借来的公车一直到机场去接母亲,从飞机上下来的母亲显得风尘仆仆,艺术家的韵味增添了不少,吴越将康乃馨送给母亲的时候,我发现母亲表现出少有的温情,在这个时候,母亲才好像摆正了自己的角色。

可以看出母亲是满意的,虽然初次见面,但有吴越的殷勤,那满意是全部写在脸上的。

晚上,在学校附近的家和大酒店,吴越的父母和他的一个舅舅同时出席了订婚仪式,两家的客气从始至终,他的父母均是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应酬方面远远胜过母亲。

饭局开始之前,大姐和吴越交换了戒指,我发现母亲有拭泪的动作,那是高兴的眼泪吧,此外就是母亲对女儿的不舍之情。

婚礼定在国庆节的那一天,双方没有异议,祝福了一大堆的话,大姐羞涩中又显得沾沾自喜,当然,作为即将成为人妻的女孩子,甜蜜是自然的。

二姐依旧我行我素,对大姐的出阁表现得平平静静,从状态上看还没有我的热情的二分之一,反而比原来俏皮了许多。

母亲当晚便给父亲挂长途电话,通话过程中将我们姐弟三人统统撵回自己的卧室,直到通话结束后才在客厅里叫我们出来。

“他原则上同意,到时候会回来的。”母亲将我们的爸爸称作他而已。

母亲淡淡地这么一句,三人谁也没敢表态,只是点头而已。

与父亲阔别多年,想念自然是有的,因为时至今日,我们都没有感到过父亲的不是,甚至觉得他是一个得意而无辜的角色,因为作为他的子女,没有受过他的一点害处。

第四学年一开学,时间已是九月,出版社的谢女士发来邮件,对封面和宣传语大加赞赏,并说它们超过了文本自身的质量。

我搬回了自己的集体宿舍,希望能给大姐出阁前一个好的空间,更多的原因是这样一来与杨五一的约会可以随时进行。

课程相对减少,其实哲学系的课程设置在所有系里是较简单的,本学期开设四门课,大多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后一学期则只开设实习课和毕业论文,很多人已经着手准备年末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另外如我者则选择就业,更有甚者,为了能和自己的女朋友长长久久地呆在一起,便不择手段地与能动用的关系进行着形式不一的交易,校园里流传出这样一种传言,即长相还好的女生为了留校或者成为某某教授的研究生弟子而不惜与对方进行友好的床第交易。

这一切的一切都使我感到肮脏而无奈,在一九九九年下半年,我被充斥在这样的环境中难以自拔,就如同杨五一一次对我说的那样,去泰国旅游的时候,看见了人妖,导致她想吐一星期,但我却无论如何也吐不出来,反倒使我明白了生而为人的委屈和无奈。

就在许多人为未来迷茫的时候,校园里接连发生了两件让人瞠目结舌的大事,虽然学校和警方一直低调而认真地处理着事情,但消息还是不胫而走,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传言在这个国度里是最为猛烈的信息通道,如此一来很多故事才得以成形。

首先是外语系的一个三年级女生因为失恋而坠楼的事实。

开学不久,那个女生在外语系主楼上坐了大概五分钟,这是杨五一亲眼目睹的,那天下午上化学实验课,她几乎没有多少兴致听讲台上的老太婆的絮絮叨叨,脑袋一直偏在窗户外面,课程进行到中间,她发现外语系的楼顶上出现一个女生的身影,她一身白色运动服,与湛蓝的天空形成鲜明的对比,风吹动她的秀发,她甚至张开双臂与秋天的凉爽的风作了一回拥抱,教室里有好几个人都注意到了,连老师也不例外,她甚至停下手中的工作站在讲台上看了一眼楼顶上的那个女生,而后又继续她的演示,有好几个学生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楼顶,杨五一也不例外,不知是谁说了句“敢不是要坠楼吧”,几秒钟之后,那个身着白色运动服的女学生像跳往游泳池一样纵身从楼顶坠下,到半空中的时候明显不是原来的舒展双臂,而如同卧在软软的沙发上曲起双腿的姿态,教室里的目击者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那女学生已经踏踏实实地坠在了两幢楼的过道上。

过道上没有行人,这是两幢教学主楼背后的通道,除了晚上在这里亲昵的恋人之外没有过往的人,女学生坠地后发出相当短暂而清脆的声响,使得杨五一所在教室里的人全部“呼啦”一下子弹出自己的座位。

事后从她的衣服里发现一封遗书,说明自己殉情,没有透露出对方的名字,并希望所有人都不要追究此事,也没有给父母留下只言片语,父母即在所有人之列。

当天晚上,瑟瑟发抖的杨五一在校园里的一个亭子里抱住我,许久没有说话,直到晚上将她送回公寓的时候,她还一个劲地抓住我的手不放,生来至此,没有间接地见识过死亡的女孩子,心情自然是沉重而恐惧的,看着她进了公寓的门口,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她又从门口折回来,紧紧抱住我。

“没事的,都会过去的。”我安慰道。

“生命真的那么脆弱吗?”

“或许吧,但也不是,原本是坚强的,一个人死了,新的生命还在不断地延续着。”

“别骗我,是真的吗?”

“没有骗你,安心回去睡吧。”

她顺从地回去了。

回到宿舍后,脑子里一团乱麻,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和杨五一一样,我没有间接地见识过何为死亡,死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压根就觉得它和自己没什么关系,但当生命不在的时候,我还有这样的勇气吗?

学生于校园自杀在师大数十载春秋史上是没有过的,上级部门在全市召开紧急会议,师大的主要负责人受到相应的处分,谁知与此同时,另一件大事秘而不宣,几个装修工将美术系的一个女生轮奸了。

我突然想吐一星期,我相信自己这段时间的心情比杨五一看见人妖时的难受还要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