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爽当年离开上海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几经辗转，到了延安。起初，她被安排在中共中央社会保卫部工作，负责处理日常机要事务，社会保卫部副部长是曾经长期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老领导李克农。李也是她父亲的老战友。当年，倪爽的父母赴赣苏区时，就是他一手安排的。现在，对于已经成为孤儿的老战友的女儿，李克农或许出于某种歉疚和“还债”的心理，特意将倪爽安排在自己身边工作，并且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般，从各方面都对她关怀备至。而倪爽刚从备受压抑的白区来到向往已久的红都，如同一只飞出樊笼的小鸟，对延安的一切都充满了新鲜感，她近乎贪婪地呼吸着这里的空气，恨不得天天歌唱和舞蹈。她喜欢延安的一草一木和每一道阳光，喜欢跟身边的每一个人打交道。她甚至觉得，连延河的水都是甜的。是啊，这里的人际关系那么协调、坦诚，如同亲兄妹一样，丝毫不用像在白区做地下工作时那样处处防范，让人整天提心吊胆，连睡觉也不踏实。虽然她从事的工作是保卫党中央的安全，经常也要接触各种敌特情报和让人不安和紧张的消息，可她每天毕竟和自己的同志在一起。这使倪爽有一种真正回到了家里的感觉。
那时，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在逐步形成，由于中共中央旗帜鲜明的抗日决心，延安几乎一夜间成为了全国瞩目的救亡宣传中心，许多青年纷纷从上海、北平等地蜂拥而来，使这座曾几何时还那么荒凉和鲜为人知的陕北古城充满了青春的朝气。几乎每天都有形式各样的群众性集会和歌咏游行活动，将抗战救亡的声浪一波一波地传递出去，连平静的延河水似乎也受到了感染，比往日流淌得更为欢畅。尤其是当时刚刚由红军大学改名的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和延安鲁艺等学校，聚集了整个红都的政治军事和文化精英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气氛更是热烈。这对作为青年人的倪爽显然具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她也经常参加他们的一些活动，包括舞会。有一次，鲁艺举办一个诗歌朗诵会，她也去了。柯仲平、何其芳和艾青等几位名诗人被邀请当场朗诵他们的新作。柯仲平留着一部大胡子，无论诗歌还是气质都颇为粗犷；艾青则有点腼腆，一口带着浓重浙江方言的国语很生硬，几乎让人听不大懂；何其芳是鲁艺文学系的主任，他个子瘦小，貌不惊人，可他用四川话朗诵的一首《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使在场的许多人热血沸腾，赢来了满场的掌声和欢呼声，倪爽本来就具有文艺天赋，此时也完全被融进这股充满浪漫气息的氛围当中去了。不久，她作为中央机关的代表，被遴选出来，参加了由著名音乐家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的排练。合唱在鲁艺会堂公演时，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也前往观摩。那是倪爽第一次见到毛泽东，虽然只是在舞台上远远地一瞥，可仍然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毛泽东那一头茂盛的长发和女性气的面庞，让她有些惊异，觉得一点不像个传奇式的红军领袖，倒像一位教书先生或浪漫派诗人。
就在那次《黄河大合唱》演出后不久，李克农把倪爽叫到了办公室。起先，倪爽还以为他找自己有什么公事，可闲聊了两句，李克农就以长辈的口吻说：“倪爽，你已经二十四了吧？大姑娘啦，该考虑个人问题了么。”
自从父母牺牲后，还是第一次有人关心自己的私事。正不知怎样回答时，李克农便开门见山地说：“你上次演唱收获不小啊，我的一位老战友看上了你，点名让我做媒了！”
话题太突然，倪爽一时愣怔住了。
李克农又说：“你别紧张，我这位老战友可是个大英雄，长征途中出生入死，在飞夺泸定桥时立过大功，毛主席还亲口赞扬过他呢。他现在是八路军的副旅长，你肯定也见过他。马上就要开赴抗日前线，四十岁的人了，还光棍一条，所以争取离开延安之前把家成了。怎么样，现在就等你表态了，人家可是对我发誓非你不娶呢！”
可倪爽心里毫无准备，又怎么好马上“表态”呢？她才到延安不久，刚刚开始适应这种全新的生活，对个人问题连想都没有想过。毕竟，倪爽是在上海长大和念过大学的，受过西方式的罗曼蒂克风尚的熏陶，从骨子里憧憬那种自由恋爱的方式，也不习惯这种“拉郎配”的古老方式。她脑子里甚至浮现出甄垠年的影子来。可只是一瞬间，她又回到了眼前的现实中。长期的地下工作经历，已经使她能够时刻清醒地约束自己内心深处涌动的个人情绪了。
“你是不是嫌人家年龄大了些？”李克农见她不吱声，像做政治思想工作那样耐心地开导说，“毛主席比江青同志大了近二十岁，朱老总也比康克清同志大好多呢。大十几岁怕什么，会心疼人嘛。你是不是觉得经人介绍这种方式有点封建？现在不是有许多女学生嫁给了咱们的那些老红军吗？自古美人配英雄，这也是咱们延安的新风气嘛！”
的确，那段时间，倪爽也经常听说某位从北平上海来的女学生嫁给了哪个红军干部，甚至还参加过他们的婚礼。但事情一旦降临到自己头上，她还是觉得有些转不过弯来。可转念一想，自己当初毅然斩断和甄垠年的关系，离开上海，不也是组织的安排么？现在李克农这样苦口婆心，尽管是以长辈的身份和口吻，但仍然带有“组织”的色彩。既然组织能够让她中止自己过去的感情生活，现在又代她作出婚姻安排又有何不可？作为一名党员，难道存在违背组织意愿，擅自选择个人生活的自由吗？
倪爽最终同意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倪爽与那位八路军副旅长只见了一面，就结婚了。一切都是按照组织的安排进行的。从婚礼筹备到新居的布置，都由组织派人张罗。所谓新居，其实只不过从原来三四个人住的集体宿舍，搬到了副旅长住的单门窑洞，只是临时粉刷了一下。参加的人都是双方的同事和领导，并未邀请更多人。抗战时期，一切皆行俭朴，这符合延安的革命风尚。李克农亲自为他们主持了婚礼，还以证婚人的身份讲了话。
结婚以后，倪爽和副旅长在一起生活了不到一个月时间，连蜜月都没过完，副旅长就带兵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了。
可那是怎样的蜜月呢？倪爽丝毫没有体会到做新娘的甜蜜感觉。倪爽不是那种热衷于小资产阶级生活趣味的人，可她实在不适应副旅长的生活习惯，从饮食起居到夫妻生活的各种细节，包括副旅长嘴里的烟臭味和满屋子吐痰的习惯，以及没完没了的性要求，都让她无所适从，甚至难以忍受。她觉得对副旅长有的仅是尊敬，始终难以产生夫妻间应有的那种亲近感。相处了一段日子后，连尊敬也似乎消失了，并且逐渐生出一些厌倦的情绪。但她拼命地克制着自己，提醒自己，不让自己的情绪流露半分。这竟使倪爽仿佛又回到了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那种感觉：即便多么不愿意，可为了工作，她也必须忍受下去！因此，当副旅长离开延安时，倪爽不仅没有觉得依依难舍，反而像完成了一项重大任务似的，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
此后的几年里，倪爽一个人在延安生活得比刚结婚那会儿自在许多。其间，虽然经受了审干、整风等一系列运动，但红色家族的背景和八路军副旅长妻子的身份，每一次都帮助她顺利过关了。随着抗战形势的日趋严峻，陕甘宁边区、八路军的生活军备和给养也越来越困难，中共中央决定秘密派遣一批干部深入国统区，以争取和组织西南大后方的工商企业团体和社会力量的支援。倪爽便作为秘密派遣干部，离开了延安。
那天，甄垠年很晚才回到招待所。
代表团的成员们参加完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谈，也已经回来了。甄垠年回窑洞之前，先去了一趟父亲甄超然那儿。甄超然和两位年长的民主人士住一间窑洞，其中一位是民盟领导人，此次代表团的团长，号称美髯公的张澜先生。几个人正在表情凝重地低声交谈什么，见甄垠年进去，便不约而同地住了口。看情形，会谈似乎不大乐观。甄垠年见自己来的不是时候，正进退两难时，父亲板着面孔问他到哪儿去了。甄垠年含糊地说到外面散步去了。“这么冷的天散什么步？”父亲蹙着眉头说，“你不是代表团成员，不要到处乱转，省得别人怀疑。”他嗯唔了一声，便转身退出去了。
云少游和甄垠年同住一间窑洞，他以记者的身份旁听了会谈。甄垠年回去时，他正趴在炕沿上做笔记。甄垠年说：“会谈结果怎样？”
云少游扔下笔记本，说：“情况不大妙啊！”他一边说，一边搓着双手，还吸了下鼻子，大概有点感冒了。看来，他的光头在这天寒地冻的陕北要让他吃苦头了，虽然动身前买了一顶卷筒棉帽戴着，看上去像个印第安人，可仍然抵不住这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冻得脸色都有些发青了。
云少游说：“对于代表团的到来，中共方面倒是挺重视，除了毛泽东，洛甫、董必武和叶剑英等在延安的几位主要军政领导人都出席了，但张澜等老先生的劝说刚一开始，他们的态度就变得异常强硬。叶剑英说，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时，已经做出了最大的让步，如果蒋委员长撕毁协定，执意进犯八路军，则挑起内战的一切责任在蒋，我们也将奉陪到底。他还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叶剑英是八路军参谋长，他这样说肯定是奉了毛泽东的指示。话说到这个份上，若劝中共再做妥协，显然是不切实际了。”
甄垠年说：“那么这一趟岂不是白折腾了？”
云少游说：“事情也不至于这么糟糕吧。中共对这些老先生还是很给面子的，会谈结束时，董必武表态，他们将根据代表团提交的建议书，拟定一份议和备忘录，估计虽然不可能有实质上的让步，但总会给代表团回重庆多少有个交待。”言毕，他见甄垠年身上落满了雪花，便问了一句：“你到哪儿去了？”
“噢，我到外面散步，碰见了一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啊，有这等巧事？”云少游饶有兴趣地说，“我有两个好友早些年就来延安了，我怎么就没碰见他们呢！”
“延安就这么大点地方，你可以去打听一下么。”甄垠年漫不经心地说。
云少游咕哝道：“国共关系这么紧张，以我目前的身份，胡乱打听，恐怕不仅给自己，也会给他们带来麻烦呢！”
甄垠年一想也是，就在炕上坐下，拉过被子盖到腿上。在外面待了这么久，他也觉得浑身有些发冷了。过了一会儿，他问云少游：“你估摸代表团在延安还要待几天？”
“我也说不准，但不会马上离开吧。今天中共方面说，这两天要安排代表团到延安各处参观。而且，毛泽东还要私下会晤张澜等老先生哩。”云少游说着，瞥了甄垠年一眼，“怎么，想早点去西安履新么？”
甄垠年支吾了一下。他心里其实希望代表团多待几天，自己可以找机会跟倪爽多处一处。云少游自然不会明白他的真实想法，反而劝慰道：“既来之则安之。延安的气氛的确跟重庆大为不同，以前只是在报纸上听说过，现在却身临其境，耳闻不如一见，你我何不利用这个机会好好观摩一番呢？”
这个少游兄真够书呆子气了，甄垠年想着，遂调侃了一句：“少游兄，你就不怕回重庆后有人说你被赤化么？”
云少游摘下帽子，拍了拍光溜溜的头皮，说：“我本来就不属于任何党派，再说了，包括令尊在内，此行的都是国民党外的资深民主人士，他们尚且不怕，我又何惧之有耶？”
一番话，说得两人都大笑起来。
第二天早晨，天放晴了。
云少游没有参加代表团的参观活动，而是拉上甄垠年，想一起出去自由逛逛。“跟一大帮人在一起，像旅游似的，得到的只是一种集体观感，远不如闲逛来得自在，至少能够用自己的眼光和脑子独立判断事物。”云少游说。不愧是搞哲学的，做什么都能找到一套理论依据。甄垠年想，不过这正合他意，集体观光总给人像赶鸭子的感觉，实在没什么意思。
他们走出招待所，向城里走去。山间的空气比较稀薄，但异常清新。附近山顶渐渐升上一轮硕大鲜艳的红日。四周的土塬都是光秃秃的，连雪都难以驻足，看上去像一头头蹲伏着的野兽；山沟的两侧巉岩峭立，沟底却是铺满白雪的农田。黄土高坡上到处都是窑洞，星罗棋布、纵横交错。
崎岖的黄土路上被冻得硬邦邦的，脚底下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四周黄蒙蒙的，风刮到耳边时像刀子一般。头上是蓝得发亮的天空，两只老鹰不畏寒冷，轻轻地掠过岩石嶙峋的陡坡，猝然飞落进了附近的峡谷里。峡谷两边长满了丛丛荆棘和低矮灌木，与路旁结满冰凌的高大洋槐衬托在一起，显示出一股苍凉的生机。
走了一段，他们就来到了延河边。这条发源于白玉山支脉的河流此时冰雪覆盖，完全变成了一条静止的冰川，许多地方同乱石遍布的坡地连接在一起，分辨不清河床的走向了。不久，他们就来到了宝塔山下。从山脚下望去，宝塔的轮廓有些模糊不清，但城墙附近的小山上的主塔仍然清晰可见。通往城墙的小路十分陡峭，此时也被冻得无法行走了。云少游本想登上宝塔山去看看，可刚试着走了两步，就接连摔了两个大跟头，只好望而却步了。
经过枣园时，他们特意停下来观望了一会儿。此地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驻地，地势较高，几孔普普通通的窑洞前面长着一排高大的枣树和洋槐，仿佛一道天然的屏障。在窑洞顶上和树木间，隐约可以见到荷枪实弹的哨兵，枪刺在阳光的照耀下反射出刺眼的冷光，让人想象得到这儿戒备森严的程度。
快到延河桥时，迎面走过来几个穿着破旧军装的八路军士兵，他们推着一辆同样破旧不堪的木轮车，一路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在雪地上压出两道深深的辙印，车上面堆放着许多横幅标语和几幅大概是刚制作完成的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的画像，看样子是为了欢迎某个外国代表团准备的。云少游上前一打听，果然是美国军调处的谢伟斯等人过两天要访问延安。
延安其实算不上一座城市。紧傍着河边稀稀拉拉地分布着一些低矮破败的房屋，也许由于1940年遭受过日本飞机轰炸的缘故，残壁断垣随处可见，比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的描写还要荒凉。甄垠年和云少游在行人稀少、冷冷清清的街道上走了一会儿，除了几家小吃店和叫卖大枣和烤红薯的摊贩，竟没看见几家商店在开门营业。这与他们在中共机关驻地见到的那种生机勃勃的景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果不是偶尔碰见几个身穿时髦服装的青年男女和佩枪的军人，他们很难相信，这就是领导八路军在日军围困中坚持了八年之久的红都延安。
“看来，战争使共产党和这里老百姓的生存环境，达到了常人所能承受的极限啊……”云少游感叹了一句。
次日，毛泽东在杨家岭设宴款待代表团一行。
甄垠年本来想趁这个机会去找倪爽，但还是经不住云少游生拉硬拽，跟着一起去赴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