宴会结束后返回招待所时，大家的情绪都有些沉重。代表团此行无功而返，已在许多人的预料之中，导致大家心情骤变的原因，显然是毛泽东宣布的那条惊人消息。如果国军很快向延安发动军事进攻，别说和平，就连他们自身的安全也成为问题了。这显然是他们事先未曾料到的。“妈的，我们又上蒋某人当了，一面调兵遣将，一面还同意我们来延安说和，这不是明摆着把我们往火坑里推么！”一位民进的代表气愤地骂了一句。
甄垠年回到窑洞，发现一个陌生人正在跟云少游交谈。从那种欣喜的神色，两人像是多年未见的老友。果然，云少游对他介绍道：“垠年兄，认识一下吧，这是我的同乡和校友侯岩，现在《解放日报》做编辑。”然后又介绍道，“垠年兄是留美博士，年轻有为的水利学家，我们在回国的邮船上一见如故。”
两人随即握了握手。甄垠年打量着侯岩，他穿着一套延安的共产党干部常见的灰布制服，上衣兜里插着一只派克钢笔，显示出他的文化人身份。几天来碰见的都是一些工农干部，此刻一见此人，甄垠年觉得有点新奇，暗想，看外表，这倒像是个有个性的人。
侯岩礼貌地说：“甄先生幸会。我大学时学的也是水利，咱们算得上半个同行呢。”
云少游插话道：“我这位同乡可是能文能武，写得一手好文章啊。”
侯岩笑笑：“别笑话我喽，我这些年猫在山沟沟里，都快变成土包子了，哪里能跟你这位肚子里灌满洋墨水的大哲学家相比呀！”
云少游说：“土包子里也出大哲学家呢，你们的毛主席不也是大哲学家吗？他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在西方也有不少人推崇备至。”
“瞧瞧，少游，你还是那么能言善辩，我说不过你。”侯岩转脸对甄垠年道，“甄先生，你知道么，念大学时，我们都叫他云铁嘴！”随后，他把话题转向今天的招待会，表情有些凝重：“胡宗南的两个旅已经逼近保安了，战争一触即发，你们还是尽快离开为好。再不走就迟了。”
甄垠年和云少游一听，脸上的笑容旋即消失不见了。
尽管代表团离开延安很仓促，但甄垠年还是找机会跟倪爽又见了一面。地点是在距军政大学不远的一座清真寺门口。
清真寺门前有一棵大洋槐树，树冠呈伞状，高高耸立着，撑起一大片天空，树枝上裹着一簇簇棉花样的白雪，风一吹就掉下一团，落到地上炸裂开来，溅起片片雪花。甄垠年在洋槐树下等了一会儿，倪爽才到。
看得出，倪爽对这次赴约有些犹豫。以她目前的身份和所处的环境，来这种地方和甄垠年约会，实在需要一点勇气的。尽管一年多以前，就在倪爽从国统区回到延安不久，她那位副旅长丈夫已经在同日军的最后一战中牺牲了，丈夫牺牲前的职务是冀中某军分区的司令员。倪爽又回到了从前的单身生活，但她作为八路军将领的遗孀和革命者的身份并未有丝毫改变，也永远不可能改变。在对待个人感情上，她甚至比以前在上海时更不能随心所欲了。也正是因为这种顾虑，倪爽没有把自己的寡居身份透露给甄垠年。她担心因此传递出让甄垠年产生误会的信息。
但倪爽还是来赴约了。当她从哨兵手中接过那张小纸条时，内心里充满了矛盾，甚至有些害怕。一刹那间，倪爽意识到，多年以前在她和甄垠年之间发生过的那场朦胧的感情纠缠，仍然残存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并且随时有死灰复燃的可能。由于大军压境，学校正在进行战前动员，大部分学员即将分赴各战斗部队，学校乃至整个中央机关说不定也要转移，气氛颇为紧张。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她怎么能允许自己的脑子开小差，尤其是跟一个来自国统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约会呢？她几乎想把纸条撕掉，扔到某个角落里去，可她最终还是没这么做。她舍不得。“我只是想再见你一面，没有别的目的。”甄垠年似乎揣摸到了她的心思，在纸条上特别强调了一句。这似乎使倪爽找不到更有力的理由拒绝了。
甄垠年看见倪爽身上的军服穿戴得很整齐，不仅戴了军帽，还扎了武装带，看上去一点不像跟异性约会，倒像是奔赴战场之前的告别。惟一让甄垠年觉得眼睛一亮的是她脖子上围着一条红色的羊毛围巾，把她的大半个脸都遮住了，只露出一双分外明亮的眼睛。甄垠年记得，当年在上海，他们一起散步时，倪爽脖子上也经常围着一条围巾，只不过不是红色，而是颇有浪漫气息的紫色。甄垠年心里动了一下。
“你们怎么还没有走？”两个人刚一见面，倪爽就带点焦虑地说，“形势已经到了这一步，你们留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呢？”
“马上就要走了。”甄垠年尽量用平静的语气说，“可即使枪子儿快飞到头上，我还是想见见你。今天一别，以后谁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面呢。”说着，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倪爽。
“是呀，我也这么想。”倪爽说，不自觉地躲开甄垠年的目光。看得出，她在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不过，我相信这场战争不会持续太久，最终必定会以我们的胜利结束，所以，你我见面的那一天也不会太远呢。”
甄垠年觉得，倪爽的话跟毛泽东简直如出一辙。这让他感到很不可思议，就说：“你这么乐观？”
“你不信？那就等着瞧吧！”倪爽扬起头笑了一下，微微侧过脸来，斜睨着甄垠年，半开玩笑，半是认真地说：“甄同学，我倒希望你认清形势，别站到国民党反动派那一边去，多做点有益于人民的工作，等战争胜利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需要你这样的栋梁之才呀！”
她倒做起我的统战工作来了。甄垠年暗想，觉得有些啼笑皆非。但倪爽对自己信仰的事业始终保持着坚定的信心，这也许正是她的可爱之处。在共产党的干部中，像这样的女革命者也许不少吧？甄垠年觉得，她们身上有一种与大都会的摩登女性截然不同的气质和魅力。这种“魅力”既让人着迷，又有些令人生畏。难道自己就是因为这种“魅力”而始终对倪爽保持着那份难以释怀的感情么？甄垠年说不清楚。实际上，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始终都没有想清楚过。
“还记得以前我抄给你的那首小诗《等待》么？”甄垠年忽然问。不等倪爽回答，他就轻轻吟诵道：“在我们未生之前，/天上的星星，海里的水/都抱着千里万年的心/在那儿等待你。”
倪爽的脸不由一红，红得跟那条红围巾一样，但很快就恢复了常态。真不愧是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的少爷，都什么时候了，还这样罗曼蒂克？倪爽暗自有些好笑。可看着甄垠年一脸沉迷的神情，又实在不忍破坏他的心情，便只好沉默着，任由那些诗句在脑子里停留，殊不料这一停留，竟使她心头也涌起了一股久违的情愫……
当天下午，甄垠年就随着代表团匆匆离开了延安。在洛川，他与代表团分了手，告别云少游和父亲甄超然，只身一人前往西安赴任去了。
§§§第七节
沈如月呱呱坠地那一刻，正是月明星稀的中秋之夜。当时，甄超然和程氏都在医院里。甄超然对这个一睁开眼睛就露出两片柳叶儿般的双眼皮的外孙女颇为喜爱，抱在怀里高兴得合不拢嘴来。躺在床上的甄可昕见此情景，就对父亲说：“爸，福天不在家，你就给她取个名儿吧？”甄超然望着窗户外面当空一轮皎洁的明月，思忖了一下说：“这孩儿脸蛋真是比月亮还圆，就叫如月，如何？”甄可昕转脸问程氏：“姆妈，你看爹地取的这名儿咋样？”程氏说：“你和你两个哥哥的名字都是你爸取的，还能有不好？”
甄可昕带着女儿在父母家住满了一个月，才回到豆芽儿胡同自己的家里。
沈福天是在国庆节过去好几天后，回到北京的，而这时候，女儿如月已经快满三个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