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自从倪爽护送包括甄超然、甄垠年父子在内的那帮民主人士赴京之后，甄垠年和她之间一直没有任何联系，他甚至很长时间都不知道倪爽的具体下落。但治淮工地上的意外“邂逅”，尽管两个人连照面都没打，却还是让甄垠年心头仿佛一堆冬日的枯草被火柴点着了似的，又死灰复燃起来。
甄垠年已经三十多岁了。即便在知识分子中间，在这个年纪大多已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了，连云少游刚到北京不到半年，就认识了《中国青年报》一位叫东方萱的女记者，并且很快结了婚，唯独甄垠年还是跟过去那样优哉游哉地过着自己的单身生活。有一次，云少游很是纳闷地问起此事：“垠年兄，像你这样风度翩翩的清华教授，找一个才貌双全的太太应该是易如反掌，为何还是一个人过呢？是不是你太挑剔，曲高和寡啊，要不要我让东方萱在她们报社替你物色一个？”甄垠年淡然一笑：“一个人过日子自在呀，成家有什么好，老婆孩子扯不清的麻烦！”云少游半信半疑地盯着他的脸：“这是你的真心话？”甄垠年耸耸肩，讳莫如深地一笑。
这当然只是甄垠年的一种托词。但他又的确很少将爱情同家庭甚至生儿育女牵扯在一起。在他的意识深处，早年形成的那种罗曼蒂克情结，始终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他骨子里认为，爱情是两颗心的相撞，只有如同燧石那样在漆黑的天空划出美丽耀眼的光芒，才能让人的生命焕发出奇妙的异彩。如果仅仅为了得到一个家庭或者生儿育女去同一个异性结成伴侣，该是何等的悲哀！反之，倘使一个人内心里有爱，即使不能跟所爱的人生活在一起，心底也是幸福的。然而像这种近乎梦呓的想法，能说给人去听么？不说别人，就连云少游这样满腹经纶的人也不见得会理解。这使甄垠年常常陷入一种孤独的心境中。好在他这么多年我行我素地生活习惯了，也不在乎他人是否理解，因此反倒有一种自得其乐的平静和淡泊。
但现在，甄垠年这种平静的心境似乎被打破了。
回到北京不久，甄垠年便给倪爽写了一封信。但信寄出后如石沉大海，好长时间杳无音讯。他又像多年以前初识倪爽时那样，开始了漫长的等待。这次等待更加渺茫、遥遥无期。同从前相比，还多了一份苦涩和不安。他甚至怀疑自己的举动会不会引起倪爽的误解。毕竟，治淮工地乃至全中国正处在一种如火如荼的建设时期，即使是私人场合，人们嘴里谈论的都是经天纬地的国家大事，连少男少女和大学生们也是如此，平日里集会也总是高唱那些豪迈的革命歌曲，连播放的舞曲也一样，充满了战斗的豪情，仿佛整个中国都变成了一个大战场似的。倪爽是一位职业革命者，现在又在火热的治淮工地上担任着领导职务，她也许根本无暇顾及自己的私人生活。而他仍然沉浸在自己的私人感情里，倪爽会不会觉得他跟时代的激流太不合拍呢？甄垠年不无惶恐地想。而且治淮工地上那么繁忙，上至领导人，下至普通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连吃饭和睡觉都顾不过来，比打仗还要紧张，也许，倪爽压根儿就没收到他的信？这样一想，甄垠年越发觉得自己的举动有些不合时宜了，他甚至开始后悔不该写那封信了。
大约过了半年，甄垠年差不多把写信的事淡忘了。可就在这时，他突然收到了倪爽的一封信，因此，在拆开那封寄信人地址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的牛皮纸信封时，他感到有些意外和紧张。
倪爽的回信写得很简短，也很平淡，大意是信在工地上滞留很久才看到，一直抽不出空来，直到回北京后才有时间坐下来写信。在信中，倪爽称他“垠年同志”，这让甄垠年觉得有些怪异。倪爽似乎是不经意地提到了他那次去治淮工地：“我在专家验收组名册上见到了你的名字，但会上人太多，没看见你，也不知道你跟在延安见面时有了什么变化。你现在终于参加到新中国的建设中来了，我心里很高兴。愿你为祖国的水利事业做出贡献！”最后那一句，既像领导，又像老朋友，使甄垠年仔细体味了好半天。
他很快又给倪爽写了封信。他也鹦鹉学舌地称她“倪爽同志”。也许是从上封信中受到了某种鼓舞，他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可以见一面吗？”这次，倪爽不到一个星期就回信了。她说：“我们是老朋友了，当然可以啊，我一直想找机会到清华走走，你住在校园里么？等哪天有空，我去看看你吧。”倪爽的态度出乎甄垠年的意料。
他们约好了下周末见面。
见面那天，甄垠年一大早就起床了。往常，他起床后总是要带着一本法文书，在宿舍楼附近的操场上跑两圈，再散步到小河边，朗读半个小时的法文，然后回到宿舍早餐，生活颇有规律。这是他在美多年养成的习惯。从美国回来后，甄垠年就开始学习法文，除了在陕西那段时间外，很少中断过。但今天早上，他破例没有出门。他像一个初次赴女朋友约会的小伙子，心情有几分激动。洗漱过后，他又把头发认真梳理了一遍，还用了平时很少用的发油，对着镜子反复端详时，发现自己的面部仍然光滑紧凑，并未出现松弛衰老的迹象。是啊，三十多岁的男人介于青年和中年之间，距老年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呢！这样想着，甄垠年觉得体内充满了年轻人的活力，他做了几个扩胸动作，开始给自己准备早餐。他每天早餐都是自己做：一杯牛奶，一个鸡蛋，两片面包，再加上一小碟腐乳，典型的西式早点。回国这些年，他一直保持着在国外形成的饮食习惯。他对面包的质量颇为讲究，为了买到满意的面包，他总是要跑好几家面包店，尤其是货真价实的黄油，在北京城里几乎很难买到，有一次跟父亲说起来，父亲还委婉地批评了他一顿，说他太西化了。不过批评归批评，父亲还是为他提供了一条线索，政协俱乐部附近有一家起士林西餐厅，那儿的黄油是一位在英国待过多年的面包师调制的，味道十分地道。甄超然经常去政协开会，一次还顺便带了两瓶送给他。甄垠年仔细一品，果然不错。从那以后，他总是穿过半个北京城，去南河沿大街的起士林西餐厅买黄油，有时还附带买一些烤得格外可口的面包回来。他见过那位面包师，还用英语跟他聊过几句。那一口听起来十分纯正的伦敦英语令甄垠年惊讶不已，难怪他调制的黄油那么地道呢。
吃过早餐，甄垠年看了看手腕上那块劳力士表，离约定的时间还差一个多小时。他就开始收拾出门的行装。他在衣橱里翻来翻去，一时也不知道穿哪套衣服合适。衣橱内的衣服大都是他从美国带回来的，回国后几乎没添置过几件。后来，他总算选定了一套咖啡色的西装。这套西装是他临回国前在斯坦福买下的，回国后没穿过几次，看上去还像新的一样，现在穿到身上，显得稍稍小了点。这说明他的身材有些发福了。不过，当他扎好领带，穿上大衣后，就看不出来了，一切都显得那么合身、熨帖。甄垠年对着穿衣镜又审视了一遍，这才满意地步出自己的房间。
甄垠年在约定时间半小时之前到了清华园西门口。由于是周末，校门口进进出出的人很多，大多是学生，但都步履匆匆，很少有人注意到他。时令已到阳春，但因前几天刚刚下过一场春雪，气温骤然下降了好几度，天气仍然有些寒冷，风飕飕地地直往脖子里灌，甄垠年站立了一会儿，脚底就冻得有些发麻了。他只好竖起大衣领子，并且来回不停地走动着。
尽管如此，当倪爽从一辆人力车上下来，往校门口走来时，甄垠年还是一眼就看到了。他下意识地瞧了瞧表，正好是约定的时间，九点半钟。不愧是长期从事过地下工作的人。他想。
甄垠年放下大衣领子，向正在左顾右盼的倪爽迎过去。当倪爽看见他时，甄垠年已经走到她面前了。“甄同学，你好！让你久等了吧？”她微笑着伸出一只手来。她没有像在信里那样称呼“同志”，而是用从前的习惯称呼他。甄垠年觉得很亲切，于是，原本还有点儿紧张的心情不由放松下来。“没关系，毕竟是春天了嘛！”他说，也伸出手去。当他握住倪爽的手时，觉得她的手掌有点硬，似乎长了茧。他已经不记得他们在延安见面那次是不是握过手，但在上海时他是握过倪爽的手的，那是一双纤细、柔软，只有处于豆蔻年华的女大学生才有的一双手。什么时候，她的手变得像劳动人民的手了呢？尽管这个念头只是在甄垠年脑子里一晃而过，但还是让他意识到了倪爽目前的身份。这使甄垠年重新变得拘谨下来。他不声不响地打量着眼前的倪爽：身穿一件灰色列宁装，黑色哔叽长裤，脚蹬平底布鞋，像在延安时那样留着齐耳短发，显得朴素庄重，典型的女干部装束。尽管如此，甄垠年还是能够从倪爽的眉眼里找到从前那种妩媚、洒脱的韵致来。“你真的是第一次到清华来？我陪你在校园里走走吧。”他说。“是呀，说起来，我跟清华还有点特殊的感情。”倪爽说，“我母亲在清华念过书，不过她没毕业，就跟着我父亲去上海从事工人运动了。”甄垠年哦了一声。他这是第一次听倪爽跟自己说起父母的事。
清华园素来以精致、古朴著称。校园内的建筑虽然零散，却参差错落、分布有致，像一座典型的中国式园林。人置身其中，跟在公园里的感觉差不多。由于气候突然变冷，前几天已经凋谢的梅花这两天又绽放出一朵朵娇艳的新蕾，在四周尚未染绿的树木中间显得格外惹眼。
“好多年没有在这样幽雅清静的环境里散过步了。”倪爽环顾着校园里的景色，叹息似的说。
甄垠年忍不住瞥了她一眼。刹那间，他仿佛又回到了十几年前他们俩在上海的马路上和同济校园内一起散步的情景。那时候，他们虽然不像所有的情侣那样手拉着手的亲密无间，可也不像现在这样彼此隔着足足有两尺宽的距离。他不禁一阵恍惚，喃喃道：“同济的校园也蛮漂亮的。”
这当儿，操场上传来一阵洪亮的歌声：“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国野心狼！野心狼！”
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操场，看见一群排列整齐的男女大学生来清华，像是在排练节目。“志愿军第一批战斗英雄回国，明天要到清华演讲，这是在准备慰问演出呢。”甄垠年解释说。
“清华的学生们精神面貌很不错么。”倪爽赞叹了一句。
“我们上大学那会儿，不也是这样吗？”甄垠年说，“你和沈福天那次演讲比赛，现在想起来，还让人热血沸腾……”
倪爽笑了，轻声说：“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我们也不再年轻了。”
甄垠年瞟了她一眼，本来想说“你还很年轻啊”，可临到嘴边，却成了：“咱们还没有到说老的时候吧？”
“倒也是。新中国才满周岁，一切都刚刚开始，咱们怎么能言老？”倪爽说着，微微向他偏过脸来，“对了，沈福天这次在治淮工地主持设计的水库和泄洪闸都很成功，部里还要给他颁奖呢。接下来，一批大型水利工程很快也要上马，你这位水利学专家可不能闭门教书，也要把精力转向新中国的第一轮水利建设热潮啊。”
“为国家建设尽一份力量，责无旁贷。要不我留在国内为了什么？”甄垠年淡淡一笑，“难道你还怀疑我的思想觉悟？”
“谁还能怀疑你这位堂堂的大学教授啊！”倪爽也笑了起来。
两人不知不觉走近了近春园。正值初春，天气又有些阴晦，风吹到脸上还有几分寒意。面前的荷塘波澜不惊，水面上还留着不少去年的荷枝，颜色泛黑，歪歪斜斜地兀立着，仿佛一只只残肢断手。
“朱自清先生那篇著名散文《荷塘月色》写的就是这片荷塘。”甄垠年像个导游那样介绍道，“只可惜现在不到季节，感受不到朱先生笔下的胜景。等夏天来了，我陪你来赏荷吧。”
倪爽微微一笑，像是应允了。她的目光像一只燕子掠过荷塘，投向对面的一座孤岛，“那就是近春园吧？”
“是的。”甄垠年也跟着把目光转向对面的近春园，“在清华园里，值得一看的也就是它了。”
两个人拐上一条窄窄的小道，在经过一座没有栏杆、显得很颓败的石拱桥时，倪爽被凸起的石块绊了一下，若不是甄垠年及时扶住，她险些儿摔一跤。
近春园始建于清康熙时代，原名熙春园，作为一家皇家园林，它与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和春熙院一起是清华北京西郊苑囿“圆明五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北京城北郊海淀镇东北方向，在绮春园之东，长春园之西南。当时的规模颇为可观。后来道光年间又被分为东西两部分，西部命名为“近春园”、东部仍然称熙春园，道光皇帝将园赐予其四子咸丰皇帝后，熙春园被更名为“清华园”，并进行了部分扩建，咸丰还写了园匾。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火烧圆明园，同时也波及临近几个小园。同治时，清廷曾经打算重修圆明三园，当时由于国库空虚，就决定拆除其他园林中的建筑，邻近的近春园也成了目标之一。近春园因此遭到破坏，沦为现在的这个样子。
甄垠年陪着倪爽走进近春园，但见野草丛生、古树参差，废弃的亭台楼榭的残砖断垣随处可见，一不小心就会绊人一脚。砖石上覆盖着厚厚的青苔，这座昔日的皇家园林显然早就成为一座人迹罕至的荒岛了。
甄垠年觑了沉默不语的倪爽一眼，似乎为眼前的落寞景致感到负疚。“前不久北京市政府拿了一个规划来清华征求意见，说是要重新修缮近春园。”他说，“但梁思成先生表示反对，他认为对历史遗存应该保持原貌，不宜随便改动。”
“是吗？”倪爽的眉毛微微蹙了起来，“梁先生的观点未免有些迂腐。将封建帝王的宫苑改造一下，让它们像北海公园那样，成为清华教职工和更多人民群众健身游乐的场所，何乐而不为呢？”
倪爽的话透露出几分自信，甚至武断。这使甄垠年忽然意识到她的身份。是啊，倪爽现在是人民政府的领导干部，是这个新生国家的主人么。想到这一点，他觉得两人刚刚缩短的距离，一下子又拉开了。不过，他倒是有些赞同倪爽的观点，重新修缮近春园，的确是利大于弊的。
两个人又散了会儿步，走到咸丰皇帝题写的“清华园”门口时，差不多快中午了。甄垠年本来想留倪爽一起吃饭，但倪爽推辞说下午要开一个会，得早点回去。甄垠年也不好勉强，把她送到校门口，两人就分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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