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甄垠年、倪爽从沈福天和甄可昕家里出来，穿过曲里拐弯的豆芽儿胡同，走到德胜门外大街上。因为是周末，马路上行人很多，正是金秋时节，阳光灿烂，没有风，空气干爽而又清新，这对见惯了风沙的北京人来说，无疑是个难得的好天气，所以连不大爱逛街的人也都纷纷往外跑，尤其是商店门口，被进进出出的顾客挤得水泄不通，连人行道都堵塞了。甄垠年和倪爽都不是爱逛街的人，但此时他们俩沿街不紧不慢地走着，像那些老北京一样，完全是一副遛街的样子。这几年，每次见面，他们也常常在一起散步，但多半是在公园，或者是沿着城墙和护城河边，然后，找一家餐馆吃饭。甄垠年喜欢吃西餐，所以常领着倪爽去吃西餐。倪爽对西餐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但也不是太反对。当初在上海时，她跟着甄垠年一起也不止一次地到红房子餐厅吃过西餐，但后来的许多年里，她的饮食习惯几乎全然被西北山地的小米稀饭和棒子面改变了，西餐差不多成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代名词。进北京后，随着生活方式的慢慢城市化，她对西餐的认识似乎又回到了当年。但尽管如此，倪爽觉得，她和甄垠年在生活趣味上还是存在着不小的差异。甄垠年当然也意识到了，所以有时候让倪爽选择餐馆，倪爽便不假思索地选中一家陕西饭馆，两个人吃了一顿羊肉泡馍。倪爽当年在延安，除非逢年过节，或者单位组织会餐，平素要是能吃到一顿羊肉泡馍还真不容易呢。那次在新街口吃羊肉泡馍，满满一大碗都被倪爽吃得一干二净，甄垠年却只吃了一半就放下了筷子，他见往常吃饭总显得那么矜持的倪爽那种豪放的架势，额头上都沁出了一层细汗，真是惊讶不已。后来，他就很少带倪爽去吃西餐了。
像往常一样，甄垠年和倪爽并肩而行，两人之间隔着一尺来远的距离，有时近一点，有时远一点，总是保持在一尺左右。如果陌生人见了，很难猜测他们之间的关系，朋友，恋人，还是一般的同志？都像，又都不像。碰上过马路或者人群拥挤时，甄垠年会像西方绅士那样搀扶她一下，但很快便把胳膊收回去了。这么多年了，始终如此，仿佛他们从未有过在上海时的那段亲密交往似的，两个人都觉得彼此间有一道无形的障碍，像在暗夜里走过一条陌生的小路，总是在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回避着什么，至于这障碍究竟是什么，又说不清楚。他们都已经人到中年，早已不是那种凭感情驱使率性而为的年纪了，何况他们各自的身份又那么不同？
两个人的心里或多或少都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失落之感。对甄垠年是如此，对倪爽亦是如此。
有时候，倪爽真纳闷自己为什么要和甄垠年保持这种暧昧不明的交往。自从那位副旅长丈夫牺牲后，她已经过了近十年的单身寡居生活了。其间，曾经有老首长和延安女子大学的老同学热心地提出帮她介绍对象，条件大多很不错，有的还是级别比她高许多的高级干部，但每次都被她婉言谢绝了。久而久之，别人还以为她是对牺牲的副旅长忠贞不渝呢。但也有人觉得她太清高孤傲了，常常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她。甚至包括李克农等老首长还为此批评过她。凡此种种，倪爽都不予理会。她的身份使她有能力将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藏起来，不受惊扰。只有她明白自己内心里想的是什么。这一切，当然是因为甄垠年再次走进了她的生活。如果不是甄垠年，她也许早就在老首长和老同学们介绍的人中，挑选一个合适的人改嫁了吧？
面对这个事实，倪爽感到有些惊异和困惑。她真的爱上了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甄垠年吗？还是仅仅出于对当年在上海时由组织安排跟甄垠年接触后发生的那段朦朦胧胧的感情经历的一种留恋？不管是哪种原因，她都觉得，甄垠年在自己的心里已经占据了一个很难消除的位置。然而，倪爽又不得不承认，她和甄垠年在思想、性格和生活习惯上太不一样了，一点不亚于她跟副旅长之间的差距。她甚至为此苦恼过：作为一个女人，我为什么总是跟自己生活中出现的男人难以相处呢？当初跟农民出身的副旅长在一起生活时格格不入，现在跟身为大知识分子的甄垠年相处时同样如此。也许是我过于挑剔，要不就是太固执甚至刻板了？从小投身于职业革命生涯的倪爽，已经很难将自己当做一个普通女性来调整和处理自己跟男性之间的关系了。即便意识到这一点，她也不愿意。在她的潜意识深处，惟有革命和党的事业才能让她对自己做出某种修正或反省，她不可能为了一个男人去改变和扭曲自己，除非那个男人去适应她。
对于这一点，甄垠年似乎也意识到了。他甚至还试图让自己去适应过倪爽，他俩这么些年若即若离的交往，也未尝不是这样。可即便他愿意委曲求全（何况他也不可能真正做到这一点），终究也无法改变自己骨子里的习性。这种习性与其说是阶级身份决定的，倒不如说是他的阅历决定的。这使甄垠年常常觉得有些无可奈何，仿佛在参加一场拔河比赛，无论他怎样用力，对方始终稳稳地站在原地，既不进一步，也不退一步，让他无计可施。他忍不住想：这个女人真的值得我将一生的感情倾注在她身上吗？我是不是真的太死心眼了？有时候他甚至怀疑，自己爱的并非是倪爽这样一个具体的女人，而只是一个幻像，一个多年前在江河大学的那场演讲比赛上定格下来的青春幻像，一个虚无缥缈的爱情乌托邦？但他真的是那种为了某种幻觉而舍弃一切的人吗？别忘了，他可是一个崇尚理性的水利学家呢！甄垠年感到了自己内心深处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就像倪爽同样感觉到的那样。
正是由于这种缘故，两个人的关系这么多年仍然驴拉磨一样毫无进展。但今天，他们俩被沈福天和甄可昕邀请到家里去做了一次客后，情形似乎悄悄发生了一点变化。就像在黑夜里走过漫漫长路之后，一下子被人推到了光天化日之下，在最初的不适应之后，不约而同地舒了口气，浑身一阵轻松。这是他们俩第一次双双一起在社交场合做客，尽管这只是一次私人性质的聚会，可仍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在以前，他们俩约会时也总是悄悄的，尽量在远离各自单位和生活区的地方，连散步时也生怕被熟人看见，跟倪爽当年搞地下工作差不多，从不跟周围透露两个人的关系，这似乎成了他俩之间的一种默契。所以甄垠年平素对家里人包括妹妹可昕，也总是有意无意地回避着他跟倪爽的关系。但这一次，他们俩刻意维持的这种局面显然一下子被打破了。
这天下午，甄垠年和倪爽路过北京电影学院，见剧院正在放映苏联新片《列宁在十月》，倪爽望着橱窗里的海报说：“我上次去苏联访问，这部电影还没拍完，想不到这么快就在中国放映了。”甄垠年见她感兴趣，就说：“咱们去看一场吧？”倪爽说：“那就看看吧。”电影刚放映完一场，下一场的观众正在陆陆续续进场，甄垠年就买了两张票，和倪爽一起走进了电影院。
看完电影出来，已经是傍晚了。甄垠年和倪爽在蓟门桥外的小饭馆吃了一顿晚饭：炸豆腐、灌肠，还有大米粥，都是地道的北京小吃。然后，像往常约会结束后那样，甄垠年照例先送倪爽回家。
倪爽仍旧住在水利部宿舍。从蓟门桥过去，不用乘公共汽车，穿过两条街，步行半个多小时就到了。
水利部宿舍在西直门内大街的一条胡同里，以往每次送到胡同口，倪爽就停下来，让甄垠年回去，自己一个人走回去。甄垠年知道倪爽担心别人看见，所以从来都是一走进胡同口，便主动停下步子，跟倪爽道一声再见，看着她在胡同里走远，自己才离开。但今天，他们俩走到胡同口，当倪爽习惯性地停下脚步时，甄垠年并没有站住，而是继续往前走。倪爽似乎有点诧异，但她也只是略略停了片刻，便跟着甄垠年往前走去。胡同里的路灯很暗，又是凹凸不平的石板路，所以他们俩都走得很慢，起先他俩之间仍然隔着一尺来宽的距离，但渐渐地，倪爽感觉到甄垠年越来越近，直到两个人的肩膀完全挨在一起了。倪爽下意识地往一边躲避着，但刚挪步，她的手就被甄垠年抓住了。倪爽的身体微微颤抖了一下，想挣脱，可那只手像一把铁钳似的，让她动弹不得，她只好任甄垠年握着。两个人就那样手拉着手，像热恋中的年轻人一样在胡同里走着。一刹那间，他们俩都恍若回到了多年以前的上海黄浦路。时间一下子凝固了。从胡同口到宿舍，其实也就一百多米远，可他们却觉得仿佛走了很远的路。
当快要走到宿舍大院门口时，倪爽再次停下了脚步，将自己的手抽出来，转过身，对甄垠年轻声说：“我到了，你回去吧。”但甄垠年没动。附近的路灯坏了，他们所处的地方一团漆黑，倪爽看不见甄垠年的脸，但能感觉到比她高出一头的甄垠年的呼吸有点粗重，呼出的气息吹到她的头发上，使她的身体也不由自主地悸动了一下，但她努力克制着自己，正要抬腿走开时，甄垠年突然伸出双臂，一下子拥抱住了她，颤声说：“倪爽，我们……结婚吧！”倪爽浑身软软的，即使想挣扎也没有力气，尤其甄垠年那句话，虽然很轻，在她耳边却像炸雷一样，她觉得脑子一阵晕眩，眼眶里似乎有一缕潮湿的东西溢了出来，一直从脸颊上流进嘴角，有一股淡淡的苦涩味道。但倪爽在甄垠年怀抱里只依偎了片刻，便坚决地推开甄垠年的臂膀，仰起头来，望了望漆黑的夜空，竭力使自己平静下来。然后，她注视着甄垠年，无声地笑了一下：“你还是很年轻呀！”说完这句话，便转过身，往宿舍大院门口走去了。
甄垠年望着倪爽远去的背影，像品评一首诗似的，仔细品味着她那句话，觉得回味无穷。他在胡同里待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往回走，心里仿佛被一股潮水激荡着，在大海上乘风破浪。结婚？他对自己刚才脱口而出的这两个字惊奇不已。他不知道自己竟然会突然冒出这样的勇气。是的，我的确还年轻！但你不也是这样吗？而且，她的身体跟当年一样，仍然充满着令他激动的活力呢。甄垠年想，嗅了嗅鼻子，似乎空气中还残留着倪爽头发上的香味儿。
黑暗中，他不禁微微笑了。
§§§第四节
年底，水利部在香山召开了一次三门峡水利枢纽专家论证会。作为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内上马的大型水利工程，一年前，工程的初步规划方案就呈报到国家计委和国务院，这次会议是国务院建议召开的。
主持施工方案设计的是以德米特罗夫为首的苏联专家和以岳明翰为首的几名中国专家组成的工程设计组。岳明翰是去年从长江水利委员会调到水利部担任总工程师，并专门负责三门峡水库设计工作的。沈福天也是设计组的成员之一。头一次参加这样大型的水利工程设计，而且又受到国家最高决策部门的如此重视，一开始他真有点儿如履薄冰，但很快他就发现，整个工程方案实际上都是由德米特罗夫等几位苏联专家早就规划好了的，岳明翰又留过苏，和德米特罗夫还有过师生关系，这样一来，他们几位中国专家在方案设计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也就极为有限了。尽管如此，沈福天还是觉得领导让他参加设计组的工作，是对自己的信任，所以，从赴黄河三门峡坝址实地考察到具体的施工方案设计，都全力以赴地投入了进去。
三门峡位于河南陕县的黄河段，河中心有两座石岛，将河道自然地分隔成“人门”、“鬼门”和“神门”。沈福天曾经两次随同工程设计组到三门峡进行过勘察，这一带跟长江三峡的情形有几分相似，河道狭窄，水流湍急，行船非常危险，河底都是坚硬的岩石，如果单纯从选址角度看，这儿的确是一个理想的筑坝地方。但是从整条河流形势来说，却并非如此，因为黄河到了禹门口至陕县一带，河面比较开阔，汾河、北洛河和渭河在此流入黄河后，形成了黄河中游一个特殊的淤积段，而渭河和潼关一带也是淤积段。沈福天觉得，如果在此处建水库，由于水流在库区放缓，肯定会增大淤积，特别是地势较低的黄河西岸和渭河河床必将会加速淤积，从而对整个关中平原形成威胁。勘查结束后，沈福天就将这个看法向岳明翰谈过，并建议设计组专门就此事进行一次讨论，但岳明翰当即就否定了他的建议：“在三门峡建坝，是德米特罗夫亲自选定的，他是苏联的水电权威，我们应该相信他的经验嘛！”沈福天只得作罢，但他隐约觉得，这可能成为日后人们对工程质疑的一个焦点。
在这次专家论证会上，沈福天的预感果然被证实了。只是他没料到，第一个提出质疑的竟然是甄垠年。
甄垠年是以水文专家的身份被邀请参加这次论证会的。会议开始之前，担任三门峡工程委员会主任的水利部李副部长讲话，他先是将德米特罗夫等几位苏联专家向与会者作了介绍，然后以他特有的高亢语调说：“大家都知道，三门峡水利枢纽的设计方案原则上获得了国务院的通过，并且已经列入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黄河水患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一道最大的难题，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没能解决好这个难题。1946年，国民党政府曾请来几位外国顾问，到黄河考察了一番后，拿出过一份《治理黄河初步报告》，却认为实现报告中的目标，‘需时或将数百年’。这不能不叫人想起一句古话，‘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但我们现在不需要几百年，只需几十年，甚至几年的时间，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之后，就可以看到黄河下游的河水基本上变清了。人民将安居乐业，再也不会受到洪水的威胁了，黄河流域有一句谚语，‘圣人出，黄河清。’这原本只是老百姓期盼国泰民安的一种梦想，只有到了今天——社会主义新中国和人民民主的毛泽东时代，才可能变为现实！这对我们广大的水电工作者，是一种多么大的鼓舞啊……”
接下来，是德米特罗夫和岳明翰代表设计组阐述方案的基本框架。他们的发言颇为冗长、琐碎，基本上是重复摆放在每个人面前的方案文本的内容，听得大家昏昏欲睡，直到下午也是如此。似乎是为了安慰大家的情绪，晚上休会前，主持会议的李副部长说：“今天权当是汇报，从明天开始，就是真正的诸葛亮会，都留给各位专家，我们只有洗耳恭听的份了。”
第二天早餐后，沈福天正在餐厅外的走道里抽烟。他现在的烟瘾越来越大，尤其是熬夜工作，每天要抽两三包，手指都熏黄了。这当儿，他看见甄垠年从餐厅里踱出来，紧锁着眉头，像在思考什么问题，就迎上去，叫了他一声，试探地问：“方案你都看过了吧？有什么意见？”
甄垠年沉吟着，没有回答，却反问道：“福天，你相信‘圣人出，黄河清’这句话吗？”
沈福天一愣，仔细品味着其中的潜台词，甄垠年又说：“你是方案的设计者之一，真的相信这个工程建成后能够解决黄河流域的防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