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听课的只是三连的部分学员，到后来，干校另外两个连也有学员悄悄跑来听课。听课人数从最初的几十号人增加到一百多人，设在三连食堂的教室越来越拥挤，沈福天和连长商量后，决定把课堂改到露天。这样一来，再多的人也不怕容纳不下了。
辅导课改到露天后，不仅场地比以前开阔了许多，而且显得蔚为壮观，整个场面不像是讲课，倒像是唱大戏和放电影。干校宿舍坐落在湖边的坡地上，地势原本就高，那盏挂在大枣树上、比灯笼还要大的煤气灯的光芒不仅把整个干校照射得亮如白昼，连湖水也被映得流光溢彩。住在干校附近的老百姓原以为干校在放电影呢，于是，男女老幼成群结队、争先恐后地向干校拥来，可到了近前，却没看到银幕，也没看到演员，只看见宿舍前面的空地上密密麻麻地坐满了人，有的坐小板凳，有的坐自编的蒲团，看上去高高矮矮、参差不齐，却把腰板挺得笔直，像一群小学生似的，都在听人讲课呢。至于那位讲课的人，站在哔剥作响的煤气灯下，面前连张桌子也没有，脖子上围一条大围巾，虽然没有扩音设备，声音却在空旷的夜空里传得很远。这些男女老幼们竖起脖子听了一会儿，一句也听不懂，他们当然也不明白，这些“五七战士”白天劳动了一整天，到了晚上不好好休息，大冷天的坐在露天里受这份罪，这不是自找苦吃么？于是，就一边摇着头，一边打着哈欠，扫兴地回家睡觉去了。
每次上完辅导课，都是夜里九点多了。这个时间在乡下已经很晚，沈福天有时会让白小乙送侯岩回红星干校，有时也亲自送。反正两所干校相距不远，一顿饭工夫就到了。
有一天晚上，上完课，沈福天提着马灯，送侯岩回干校。立冬已过，天气很有些寒冷了。干校统一发放了御寒的衣被，现在，沈福天身上就穿着发下来的军棉大衣，浑身上下鼓鼓囊囊的，看上去有些臃肿。走起路来也不方便。尤其是走夜路，乡间的土路坑坑洼洼，腿脚稍不灵活，就会滚到路边的沟渠里去。侯岩是请来的教员，沈福天原本也特地给他发了一件大衣，但侯岩除了上课时披在身上御御寒，一上完课总要脱下来，仍然穿着自己的呢大衣回去。“我们干校也发了军大衣，我一直放在宿舍里没穿呢。”他说，却又不解释为什么不穿军大衣的理由。他一向比较注重仪表，大概是嫌军大衣没有呢子大衣好看吧？沈福天暗自猜测。此刻，借着朦胧的马灯光，他看见走在前面的侯岩高一脚低一脚的，当夜风从路旁边的苇草丛间吹过来时，侯岩踉跄了一下，差点儿摔倒。夜色像一团浓得化不开的墨汁，从四面八方把两个人包围得严严实实，微弱的马灯光在夜风的摇曳下，飘忽不定，只能勉强把狭窄的路面同两旁的草丛和干涸的稻田区别开来。走完近一半的路程时，沈福天听见侯岩轻轻咳嗽起来，他转过身来，用马灯照着侯岩，发现他的脸色有些苍白。他想起每次讲完课，侯岩的脸色似乎都这样，便关心地问：“侯岩同志，你身体是不是不大好？”侯岩用手掌捂着嘴巴，停顿了片刻才说：“我的肺一直不好，唉，几十年的老毛病了。”沈福天听了，有些不安起来：“既然这样，你还来讲课，是不是……”但侯岩摇了摇头：“实话告诉你，这活儿还是老宋照顾我的，干校每天的那些重体力活儿，我早就吃不消了。”沈福天知道，自从担任他们连的教员后，侯岩白天只参加半天劳动，其余时间用来备课。这么说，宋振武是在照顾侯岩了。想不到这位军代表真有一副侠义心肠呢。正这么想着，他忽然听见侯岩漫不经心地问道：“你那位妻兄兼同学呢？他还没有回北京么？”沈福天对他突然问起甄垠年毫无准备，一时不知怎么回答。这时，他听见侯岩自言自语道：“这么多年了，十年生死两茫茫，尘满面，鬓如霜，甄垠年应该改造好了吧。我一直想帮他摘掉帽子的，可没等找到机会，自己也栽跟头了……”他的话里带着一股明显的自嘲味道。沈福天更加不好接他的话茬儿了，只好继续沉默下去。“沈工，说起来我还是专门吃政治饭的，可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还不如你这个搞水利工程的，惭愧呀惭愧！”侯岩这句话听起来诚恳，但沈福天却觉得话中有话，有一种调侃的味道。他把手里的马灯举高了些，想看看侯岩，可对方似乎猜出了他的意图，加快脚步，走到前面去了。沈福天愣怔了片刻，也紧走几步，跟了上去。
前面的灯火渐渐增多，路面也平坦起来。红星大队快到了。
§§§第四节
马列著作学习辅导课持续不到一个月就停办了，干校领导事先连招呼也没跟沈福天打一个。他着实感到有些突然。过了两天，又听到一个消息：军代表宋振武被调走了。这让沈福天越发摸不着头脑了。连里一时间有不少人议论纷纷，一些小道消息也随之传到了沈福天耳朵里，说是开设马列辅导课严重脱离实践，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干校的学习应该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主要向贫下中农学习，而不是向书本学习嘛。至于军代表宋振武突然被调走，是因为他请来的那个教员侯岩早在延安时就是个托派，后来又长期阳奉阴违，形左而实右，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右倾分子，现在居然站到干校的讲台上，散布和宣扬教条主义的流毒，干校出现这样严重的政治错误，宋振武作为军代表自然脱不了干系……这些传闻更加增添了沈福天的不安。他终于沉不住气了，决定去找干校领导问个究竟。
校部设在红菱公社大院内，红菱镇距三连大约有七八里远。干校革委会主任姓周，叫周开山，是水利部的一位老干部，沈福天以前跟他并不熟，只是见过一两次面而已。这个人原则性很强，大概因为干校学员的成分和政治背景复杂，平时和学员很少发生工作之外的接触。这一次，见沈福天突然找到校部来，周开山似乎并不觉得意外。“福天同志，实际上，我们正要去找你的，你却自己找上门来了，也好……”他给沈福天端过一把椅子，笑容可掬，说话的口气很轻松，包括那身洗得发白的干部服，很容易使人想到“艰苦朴素”这类的字眼。这让沈福天觉得，他们即将要谈的问题不会有多严重。然而，他听到的那些传闻全部得到了证实。也就是说，最早由他倡议的马列辅导课，的确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干校领导也受到了上面的严厉批评，而他这个始作俑者到现在还没有被问责。这的确有些不可思议。沈福天心里的茫然似乎被周开山看得一清二楚。“当然，错误是严重的，教训也是深刻的。但这主要不能责怪你，我们也有责任嘛！”他和颜悦色地说，“你是主动报名到干校来的，是诚心诚意来改造学习的，这一点我们很清楚。无论如何，不能把你的错误跟那些右倾分子混淆在一起。”他终于提到了宋振武，口气变得严厉起来，“作为一个老八路，作为军代表，他竟然和一个顽固的右倾分子拉拉扯扯、沆瀣一气，这是不能原谅的！”周主任重新把目光落到沈福天身上，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是充分信任你的。你学习马列的积极性还是应该肯定的嘛！你可不要背思想包袱，还要继续把这个连指导员当下去。在改造自己世界观的同时，帮助其他人改造。”他伸出厚厚的手掌，在沈福天肩膀上轻轻拍了两下，“福天同志，干校的阶级斗争很复杂，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啊……”
回到三连，沈福天好几天都打不起精神来，尽管干校领导对他那么宽宏大量，还承担了大部分责任，可他心里仍然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沮丧。现在，沈福天似乎才悟到了那天晚上侯岩对他说的那番话的真实含义。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在政治上是多么幼稚，多么不成熟。在一些人眼里，也许连小学生都不如吧？但话说回来，承认自己的幼稚和不成熟，不见得有多么羞耻。这天晚上，他在日记里写道：
我毕竟不是政治家，用侯岩同志的话说，我不是“吃政治饭”的，我只是一个工程师，既然宋振武那样的老八路都会犯立场性的错误，何况我这样剥削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呢？由此可见，潜藏在大脑深处的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绝不会一蹴而就，就像毛主席说的那样，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需要一个长期的改造过程。当然，提高自己的马列主义修养是必要的，但不能性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记得马克思还是列宁说过，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要牢记毛主席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教导，切忌犯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错误。在干校期间，始终把改造世界观和向贫下中农学习放在首位，谦虚谨慎，戒躁戒躁，任何时候都要汲取“辅导课”的教训，不哗众取宠、不出风头，真正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保持清醒的头脑……
经过这么一番自我反省和剖析，他波动的情绪才渐渐平静下来。
这是沈福天在干校度过的第一个冬天。红菱湖的湖区气候阴冷潮湿，一进入冬季，就没有好好晴过几天，即便不下雨，也总是阴沉着脸，有时接连半个月都见不到太阳，而一旦下起雨来，便像患有前列腺疾病的男人那样，淅淅沥沥地滴个不停，时间一长，连床铺下的稻草也生出了绿霉，人躺在上面，总觉得有无数的虱子在爬来爬去，如何能睡得着？不少人整个晚上都在跟虱子作战，把自己折腾得精疲力竭，才昏昏沉沉地睡去。原本冗长的冬夜也好像缩短了许多，仿佛是眼皮子刚合上一会儿，天就亮了。挂在宿舍门前电线杆上的广播喇叭准时响起，雄壮的《东方红》乐曲将人们一下子从梦乡中叫醒了。尽管谁都不情愿离开热烘烘的被窝，但还是要抖抖索索地穿衣下床，接着就是排着队洗漱、上厕所，只等开饭的时间一到，便拿着饭盒争先恐后地往食堂拥去。通常是半个小时后，出工的哨子声响了，大家十分准时地在门前的操场上集合，待报数完毕，就排起整齐的队形，在举着红旗的连长带领下，往劳动的地点走去……
干校的作息时间跟军队一样，不管天气多么寒冷，或是刮风下雪，除非有重大的政治活动，每天的劳动几乎从未间断过。
而在当地老百姓心目中，冬天是最寂寥也最悠闲的季节，土地、湖水，乃至那些鸟禽鱼兽们都进入了冬眠状态，辛苦了一年的农民们，此时也将各式各样的农具束之高阁，备好取暖的木柴和御寒的衣物，舒展着被劳动挤压得有些变形的四肢，准备好好享受一番这难得的闲暇了。就连生活节奏并不受制于四季变更的渔民，也收起鱼网，将船推上湖岸，在沙地上翻转过来，一边修补和加固破损的船舱，一边给皴裂的船身补刷桐油。这样的光景不知延续了多少年，现在却悄悄发生了变化。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惊讶地发现，冬天不仅不再是一个悠闲的季节，反而变得忙碌起来。这些千百年来只晓得在土坷垃里刨粮食的农民，现在面临着一项陌生而艰巨的任务：围湖造田，兴修水利！从县里到公社和大队，从干部到群众，层层动员和宣传，像发动一场规模空前的战争，到后来，连妇孺老幼都知道了，这是继文化大革命之后，关系到七亿农民的幸福生活，关系到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又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人们被集中起来学习大寨和林县人民艰苦创业的精神。“既然大寨人能把虎头山那样的穷山坡建成一座座丰收的梯田，林县人能在崇山峻岭中开凿出一条红旗渠，将穷山恶岭灌溉成万顷良田，我们为什么不能用两到三年时间，把红菱湖改造成米粮仓呢？”干部们的豪言壮语感染了那些原本疑虑重重的人们，他们心头的豪情被点燃了。红菱湖从此热闹起来了，不仅是当地人，附近地区的农民也挑着铺盖卷，推着手推车，像赶赴一场大会战似的，浩浩荡荡地开进了红菱湖，整个湖区变成了一片沸腾的工地……
“五七”干校学员自然也成为了这支水利建设大军的一个组成部分。水利部红菱湖分校有人贴出了这样的大字报：“我们不是来向贫下中农学习的么？现在可赶上‘好时机’了。面对着人民群众改天换地的豪情壮志，我们也要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的确，他们这些人都是搞水利工程建设的，应该利用自己的专长为红菱湖的围湖造田建设献计献策。而“辅导课”事件后多少有些消沉的沈福天，此时心里也跃跃欲试起来了。他想起自己曾经亲自参与起草的那份《全国农业水利基本建设方案》，他觉得自己应该做点儿什么，不仅仅是挑几担土而已。
正好在这时候，当地县革委会和围湖造田水利指挥部的领导也记起了自己眼皮子底下的这些“专家”，亲自到干校来了。领导们商量的结果，决定从干校学员当中借调一批经验丰富的水利专家，去协助他们进一步完善围湖造田工程方案。沈福天理所当然地被借调过去了。
接到借调通知的那天，他收到妻子甄可昕寄来的一个包裹，里面是两件新的毛衣和毛裤。一看那细致的针脚，他就知道是可昕一针一线地亲手编织的。这些年来，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尽管时热时冷，但此时，他捧着那套又厚又软的毛衣毛裤，心里涌起一股久违了的温暖，四十年代他在大邑机场时，也曾收到过可昕寄来的一件毛衣，那时候，他们多么年轻哪……
§§§第五节
机场距大邑县城不到三公里。机场重建处设在县党部大院，处长是航空委员会派来的，姓潘，梳着大背头，中山装的风纪扣扣得严丝合缝，平素总是板着脸孔，不苟言笑，他大部分时间都来往于成都和重庆，忙着机场重建所需的各项物资和人力调配，很少在这里常驻。负责重建工程设计的除了沈福天，还有一名建筑工程师徐伟文，跟他一样，也是战时生产局选派来的。起初，沈福天还以为只是简单地将机场修复，按照原来的机场设计图，依样画葫芦就行了。可当他找到旧图纸，正准备和徐伟文一起商定设计方案时，情况发生了变化，潘处长突然由重庆匆匆赶回来，发布了一个重大消息：原来的国军空军驱逐两个大队由于飞机和人员伤亡惨重，将撤防回渝休整，大邑机场将移交美军飞虎队312飞行联队进驻和使用，机场也将由主要负责成都防空任务改为接送国际军用物资和对日本战略目标实施主动打击的飞行基地。这意味着大邑机场原来的规模和功能也要随之进行新的设计和改造了。
没过几天，飞虎队的一名专门负责机场建设的工程顾问卡特少校便从昆明直接飞抵大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