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餐结束后，甄垠年就告辞了。苏珊一直把他送出饭店，到公交车站两人才分手。甄垠年好不容易钻进了拥挤的公共汽车，车开动了，他绕开密匝匝的人头，看见苏珊还站在马路边上，仰起脸朝车上眺望着，满头的金色鬈发在风中飘扬，像一束燃烧的火焰。“垠年，我的朋友，请相信，我们还会见面的。”甄垠年耳边回响着临分手时苏珊的话，心头忽然涌起一股深深的惆怅……
§§§第五节
多年以后，沈如月问甄垠年：“舅舅，那次苏珊阿姨提出邀请你去美国，你为什么没有答应呢？”甄垠年沉吟了一下回答：“如果那次我去了美国，没等头上的右派帽子摘掉，可能又会增加一顶更大的‘叛国者’帽子呢。”
但甄垠年省略了另一层原因：他不想抛下远在榔树坪小镇上的妻儿。按照他的打算，一俟自己的右派帽子摘掉，就去把他们接到北京来。可后来的情况完全发生了变化。他虽然回到清华大学重新工作了，却没有恢复从前的教师资格，只安排他在水利系资料室做了一名资料员。至于政治上的问题，有关方面始终不置一词。这使甄垠年意识到，自己之所以能够回到清华，并不是他重新获得了政治上的信任，而仅仅是有关方面出于一种“国际影响”的考虑。这意味着，摘掉右派帽子对他来说，依旧是一件遥遥无期的事情。他虽然身在北京，可这座城市，或者说这个国家的中心仍然将他排斥在外。岁月荏苒、物是人非，在他眼里，北京的一切都让他感到无比陌生，走在马路上，他甚至有点儿不辨东西了，昔日的友人有的已经不在人世，即使活着的也无处可觅。就连龚昱之老先生也在文革前一年就病故了。但他即使不病逝，恐怕也躲不过文革初期的狂风暴雨吧？听妹妹可昕说，父亲临死前再三交代不要通知他回北京奔丧，其中的用意不言而喻。而自从跟父亲闹翻后，这么多年来，自己连信也没有给他写一封。想到这一点，甄垠年就觉得愧怍万分。那天，他从八宝山公墓父亲甄超然的墓前凭吊回来，一个人走在人头攒动的大街上，想起另外一个曾经在自己的生活中占据过重要位置，而现在同样已经永远告别人世的倪爽，突然悲从中来，禁不住号啕大哭起来。他哭得那么伤心，使不少行人纷纷转过头来张望，一个工人模样的老大爷走过来，关心地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但他完全沉浸在骤然袭来的悲痛之中，顾不上回答。越来越多的人围拢过来，整条人行道都被堵塞了。过了一会儿，一个民警拨开人群，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问：“同志，你怎么了？是不是钱包被偷啦？”甄垠年发现自己被围观的人包围得水泄不通。他这才清醒过来，用衣袖揩了揩眼睛，站起身，一言不发，逃也似的挤出了人群。走了一段路，他回过头去，看见那些围观的人还聚在那儿没有散去。那一刻，他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在这个城市里多么孤单，简直像孤魂野鬼一般。他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回榔树坪去，回到自己的老婆孩子身边去。是的，与其把他们接来跟自己过一种被整个社会遗弃的生活，还不如回到榔树坪去呢。但这个念头只是在脑子里闪了一下，马上就被另外的顾虑淹没了……现在，难道他真的还能回去吗？
回到北京后很长一段时间，甄垠年都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况下徘徊不定，每天除了上班，就独自待在自己的住所里，除了妹妹甄可昕领着女儿如月来看过他一次，他几乎不跟任何人打交道，当然，也没有人主动跟他打交道。闲得无聊时，他开始慢慢整理自己带回来的那些旧书刊和资料。就在这种情形下，他重新翻出了老友云少游交给他的那摞厚厚的文稿。自从那一年云少游被抓走以后，甄垠年就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任何消息。
过了两天，下班后，甄垠年骑着一辆自行车，几经辗转，找到了《中国青年报》社宿舍，按照门房的指点，他走进一个黑黢黢的门洞，爬上顶楼，敲响了其中的一扇门。他敲了好几遍门才打开，一个剪短发，圆脸蛋，胸前系着围裙、身材小巧的中年女人出现在面前。
甄垠年一眼认出了云少游的前妻东方萱。这么多年过去了，除了微微有些发胖，她倒没有多少变化。这会儿，东方萱神情冷淡地打量着甄垠年，显然没有认出他来，问：“你找谁？”
“我找……”甄垠年嗫嚅了一下，艰难地吐出三个字，“云少游。”
但东方萱一听见这三个字，脸色就阴了下来，语气生硬地反问道：“你是谁？”
“我是甄……垠年。”他迟疑了一下说。
东方萱听了，目光只是在他脸上短暂地停留了一下，就垂下了眼皮，仿佛从来就不曾认识他似的。“我们已经离婚了。”她干巴巴地说。
甄垠年一时也有些惶惑，咕哝道：“我知道，可是……”
“云少游已经……死了。难道你不知道吗？”
听到这句话，甄垠年像突然被人打了一棍似的，脑子嗡嗡直响，身体摇晃了两下，他扶住门框，竭力控制着才没有摔倒。过了片刻，他才使自己平静了些。他想起云少游放在自己身边的那摞书稿，正犹豫着是否告诉东方萱时，屋里传来一个男孩的声音：“妈妈，饭还没好么？我吃完饭还要去学校排节目呢。”他从打开的门缝里看去，见一个脖子上戴着红领巾、约莫十五六岁的少年，正趴在客厅中间的桌子上做作业，眉毛和眼睛看上去酷似云少游。
“哎，妈妈这就做好了。”东方萱双手抓着围裙，一边答应，一边抬起眼皮看着甄垠年，那意思再也明白不过，她要下逐客令了。
甄垠年再没说什么，知趣地从门口往后退了两步。门哐当一声在面前关上了，他呆呆地站立了一会儿，才返身往楼下走去。楼道内的灯坏了，黑咕隆咚的，在楼梯口拐弯时，他被一堆蜂窝煤绊了一下脚，双腿一软，如果不是及时抓住扶手，差点儿从楼梯上滚下去。
§§§第六节
1973年10月的一个傍晚，沈如月拎着一个沉甸甸的帆布旅行包，跟父亲沈福天一起从家里出来。父女俩在西直门外马路边上了一辆公共汽车。下班的高峰期已过，车上的乘客寥寥无几，沈福天坐在靠窗的座位上，旁边的座位空着，他让女儿在自己身边坐下，但叫了两次，如月都不肯坐下来。她一只手扶着车上的扶栏，帆布旅行包放在脚边，一直把脸转向车窗外。公共汽车正在长安街上行驶着，天色渐暗，两边的建筑物已经模糊，路灯依次闪亮起来，没过多久，公共汽车就到了天安门广场。除了几天以前举行国庆庆典时尚未拆除的标语牌，看不到什么游客，广场上空荡荡的，显得有几分寂寥。
沈福天这次又要出远门了。一个星期以前，他接到了水利部的正式通知，让他即刻奔赴湖北宜昌，参加葛洲坝工程指挥部的工作，担任这项两年前已经开始着手筹备的水利枢纽工程的副总工程师。此前，湖北省方面和长江委已经给沈福天发出了借调函。老朋友窦松柏还专门从武汉打了好几次电话来。事情果然不出裘大水所料，工程方案尚未实施，就出现了许多技术上的难点，要不窦松柏他们也不会像请他去救火似的那么焦急。他们终于把这项棘手的工程推到我头上了，沈福天想。
在北京站进站口，沈福天把旅行包从如月手中拎了过来。如月还想把他送到月台上，但他坚持不让。这么多年来，沈福天都记不清自己出过多少趟差了，早些年甄可昕曾经送过他几次，但大部分都是他只身一人上火车的。现在，女儿第一次主动送他。这使他意识到，女儿真正长大了。
父女俩临分手时，沈福天忽然觉得应该给如月说点什么。他看着个头差不多跟自己一般高的女儿，踌躇了片刻，说：“如月，我不在家，你要多照顾妈妈，还有你外婆……”
如月嗯了一声，两只手交错着叠放在一起，微微低着头。脸上的表情告诉沈福天，这些话其实都是多余的，女儿已经到懂事的年龄了。他拎起旅行包，往进站口走去，但刚迈步，如月忽然叫了一声“爸爸”，他转过脸，见女儿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似乎有什么话要说。果然，他刚停下步子，如月就向他走近两步，低声说：“爸，你下次回来，去看看舅舅吧……”
沈福天听了，身体不由自主地颤动了一下，脚像僵住了一般停在了原地。此刻，如月那双晶莹的眸子一动不动地注视着自己，他下意识地避开了，嘴巴嚅动着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快步走进了进站的人群。
沈福天走到检票口，当他回过头去寻找如月时，看见眼前挤满了密密麻麻进站的人群，女儿已经不见踪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