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这时候，甄垠年已经住进了小九栋7号。
小九栋是二三十年代清华专门为几名国宝级的大教授建的住宅，远离行政区和教学区，由九栋单门独院、中西合璧的二层小楼构成，每栋小楼间隔100米，绿树掩映，错落有致，环境十分幽静。据说，入住“小九栋”需经过校务委员会批准，第一批入住的有王国维、梁启超、罗家伦、梅贻琦、陈寅恪、龚昱之、马约翰等人。一开始并没有陈寅恪，是校长梅贻琦将自己的入住名额让给他的。那时，陈寅恪刚从国外被聘到清华国学院任教不久，名声和资历都还不足以服众，一位自以为比陈寅恪更有资格的教授找到推荐陈寅恪的梁启超，不服气地问：陈先生是哪国的博士？梁启超答：他既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对方问：他有何著作？梁启超答：他也没有著作。对方不解地问：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梅校长为何对他如此厚爱，把原本属于自己的小洋楼让给他呢？梁启超笑曰：我梁某也不是博士硕士，著作倒可称等身，但加起来还不如陈先生数百字有价值。如果清华不请，就让他在国外给人家效力吧！那个教授听了脸红耳赤，讪讪而退。这段掌故经过几代人口口相传，在清华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甄垠年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时，就对清华先贤崇尚真才实学、尊师重教的风气肃然起敬。那时他才三十多岁，刚到清华任教，称得上青年才俊，留美博士和水利学家的头衔更是光彩照人，也有足够的理由骄傲。但自从他听说这段掌故后，就无论如何也“骄傲”不起来了。
现在，甄垠年身上又增加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头衔，并且住进了他仰慕的那些前辈学者曾经住过的小九栋。但甄垠年仍然“骄傲”不起来，当学校房管部门把小九栋的钥匙交到他手里后，他还一拖再拖，迟迟没有搬过去。他似乎已经在那套两居室的单身公寓里住习惯了，如果让自己搬进小九栋，一个人住着上下两层的房子，空荡荡的，打扫卫生也得花半天，弄不好还要雇个保姆什么的，这岂不是太浪费、太奢侈了？他甚至提出想把房子让给别人，但学校后勤部门的负责人不同意，说这是学校规定您应该享受的待遇，别人想住还没有资格，您要是嫌搬家麻烦，我们帮您叫个搬家队，半天工夫就搬完了，您要是不搬，后面的人怎么进来住呢？我们总不能让一个年轻的讲师去住小九栋吧！
实在拗不过去，只得硬着头皮搬家。但甄垠年没有让后勤部门给他请搬家队，而是星期天叫了自己的几名研究生，只用了半天时间就把家搬了。
这幢楼大大小小一共六间房，楼下三间，客厅、客房或保姆房、厨房或储藏室；楼上也是三间，两间卧室和一间书房，房子的风格跟甄垠年以前住的那幢单身公寓一样是欧式的，质地也很不错，连木地板和墙上的镂花灯饰也完好无损，只有寥寥几处油漆脱落的痕迹，看上去全然不像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建筑。
小九栋7号的第一位主人是国学大师赵元任，后来的几十年，政局频乱，时光荏苒，连清华的房管部门也弄不清楚这幢房子的主人究竟更迭过多少次了。倒是对面的6号楼，从三十年代起，被誉为“中国现代水利学之父”的龚昱之，一直住到六十年代末他去世为止，现在的主人则是清华大学现任的副校长。早上七点半钟，总有一辆来接送副校长上下班的银色伏尔加轿车准时停在6号楼楼下，司机按一下喇叭，身穿中山装、胳膊下夹着公文包的副校长便步履匆匆地从楼里走出来，钻进车内，伏尔加屁股后面冒出一股烟，沿着小楼间那条浓荫覆盖、刚好能容得下一辆小汽车通过的卵石小道，轻捷地开走了。
每次看到这副场景，甄垠年脑海里便浮现出已经辞世多年的龚昱之的影子来。他想，要是龚老先生还在世，能与他为邻该多好啊。
刚搬进小九栋7号时，甄垠年的确有些不习惯。尤其是晚上，他一个人从楼下走到楼上，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四下里静得出奇，除了自己的脚步声还是脚步声，影子孤零零地尾随在身后，像一只忠实的狗寸步不离地跟随着它的主人。整座房子显得那么空洞，而甄垠年觉得，比房子更空洞的是自己的心。按说，到了他这个年纪，已经不会太害怕孤单和寂寞了，但现在，这幢比庙宇还要空旷的居所，使他真正体验到了孤独和寂寞的滋味儿。有那么几天，甄垠年几乎完全沉浸在回忆里，许多消逝已久的人和事纷至沓来，占据了他的脑海，不，是占据了这幢空荡荡的二层小楼。他们忙忙碌碌地从一楼走到二楼，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使房子里变得嘈杂热闹，人满为患。这当然是一种幻觉。此时的甄垠年完全变成了一个伤感的老人。他甚至在晚上睡觉之前，取出多年没读过了的英文诗集，看到他熟悉的英国诗人叶芝的诗句：“梦想那早年的欢乐，最终会在爱中结束。”忍不住心里一颤：我欢乐过吗？或者说，我真正爱过吗？
甄垠年已经不上本科生的课，他除了带研究生，主要精力忙于自己的著述和研究，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大部分时间待在家里，连报纸、邮件、文件和会议通知都是他的研究生兼助手师晓晓给送到家里来的。
前段时间，系里决定给甄垠年配一名助手，原本是要在青年教师中物色的，可在征求甄垠年本人意见时，他提出了自己的研究生师晓晓。这让人多少有些意外。师晓晓是从华东水利电力学院考来的委培生，按规定，毕业后得回原单位工作，但她如果担任甄垠年的助手，就算留校了。这当然需要费一些周折，还要看师晓晓原来的单位是否同意。但既然甄垠年教授看中了她，系领导又不能不尊重。作为新任的中科院学部委员，甄垠年的地位早已今非昔比，别说系领导，就是校领导也对他尊敬有加。事情就这样定了。
§§§第二节
师晓晓刚完成论文答辩，马上就要毕业了，在甄垠年的研究生当中，师晓晓的成绩其实并不是很突出。她今年32岁，作为一个尚未结婚的女子，这个年龄委实算不上年轻了。但师晓晓平时给人的印象却并不像那种脾气古怪的老姑娘，而是性格文静、温和，说话细声细气的，笑起来也很少放开嗓门，总是抿着嘴巴，两边嘴角略微往上翘起，是典型的“浅浅一笑”。她的肤色白且细腻，仿佛没有瑕疵的丝绸，这样的肤色大概只有生长在南方的女子才有，让那些总是靠抹太多雪花膏来掩饰粗糙皮肤的北方女子自叹弗如，心生妒忌。但相对于姣好的肌肤，师晓晓的长相却算不上漂亮，比如颧骨太凸出了，跟她的瓜子脸配在一起显得不够协调；再比如她的鼻子有点儿尖，使整个面庞显得不是那么柔和；还有，她的身材也过于单薄，单薄得不像她所处的年龄，倒像一个刚刚跨进大学门槛的大一学生。总之，师晓晓称不上那种足以为自己的相貌而骄傲的女子。但也许正因为如此，才使她少了许多姑娘身上都有过的那种张扬、虚荣的毛病，而显得沉静、内敛和丰富起来。她甚至很少刻意打扮自己，穿的衣服也总是那几种款式和颜色，比如夏秋两季，她身上的衣裙除了白黑两色，从没见过大红大紫的。上课下课时都是如此。有时候，她胸前抱着本厚厚的英汉词典，一身缟素，目不斜视地走进图书馆和教室，那样子真会让人想起外国电影里见过的十九世纪那些刻板乏味的教会学校女生。
当然，认识师晓晓的人都知道她一点也不刻板乏味，比如在同学聚会或研究生会举办的文艺活动中，她唱的《茉莉花》差不多成了最亮丽的风景，每次都作为保留节目的。
作为导师，甄垠年有时也被邀请去参加研究生们的聚会。师晓晓每次唱那首江苏民歌《茉莉花》时，他总是微微闭着眼睛，一边倾听，一边在膝盖上打着拍子，那副专注陶醉的神情，仿佛喝醉了酒似的。如果哪一次少了这首歌，他便拖长声调问一声，师晓晓呢，来一首《茉莉花》嘛！如此一来，研究生们都知道了导师的喜好，便心领神会地把师晓晓唱的《茉莉花》当成了每次聚会的保留节目。
其实，甄垠年之所以喜欢听师晓晓唱《茉莉花》，并非仅仅是由于她唱的好，还因为这是一首江苏民歌。自从少年时离开南京后，甄垠年几乎就再也没有回过他的出生地。每每听起来，总能在他心底唤起一股浓浓的故土情愫。师晓晓是江苏扬州人，而甄垠年的生母薛氏也是苏北人。
是不是因为这个，甄垠年才点名让师晓晓留校当自己的助手的呢？恐怕没有人说得清楚。
师晓晓每天都要来小九栋7号，跟上班差不多，除非甄垠年这天外出开会不在家。每次来，她总要给甄垠年带来一些报纸、邮件、文件以及会议通知，或者是导师头天让她去图书馆查阅后复印的学术资料什么的，鼓鼓囊囊的，拎了一大包。走的时候则轻松了不少，最多是几封要到邮局去发的信件，有时甚至会空手而去。师晓晓一般上午九点多钟来，既不提前，也不延迟。比闹钟还要准时，如果来早了，习惯于晚睡晚起的甄垠年教授也许还没有起床呢。甄垠年每天早上开始工作前，习惯看一会儿报纸，处理一下来往信件什么的，如果师晓晓不能及时送来报纸或邮件，甄垠年这一天说不定也迟迟进入不了工作状态。
师晓晓每次来小九栋7号，逗留的时间或长或短，少则一刻钟或半个小时，把东西送到后，充其量帮主人简单地打扫一下卫生，烧上一壶开水，然后带上导师新交办的事情就离开了。也有待得更长的时候，如果是这样，只能有两种情况，一是甄垠年需要就学术上的某个问题跟自己的研究生兼助手商榷、讨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师晓晓主动留下来，帮助导师打理家务活儿。
甄垠年刚住进小九栋7号时，最发愁的是给上下两层六个房间打扫卫生，或者说怎么把它们拾掇得像个样子。这对于过了大半辈子单身生活的甄垠年（如果把在榔树坪度过的那段日子不算）来说，显然比完成一篇复杂的论文还困难。实际上，在他的研究生兼助手师晓晓眼里，这座被人视为一种身份和地位象征，并且从外面看上去颇有些森严气象的小洋楼，不过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徒有其表而已。且不说整个房子里几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毫无章法和品味，根本不像是一位全国政协委员和中科院学部委员的住所，就是普通人家应该有的那种干净整洁和井井有条也谈不上。这对从小喜欢精致考究生活的江苏姑娘师晓晓来说，显然是不可思议的。在经过一番犹豫之后，她鼓起勇气开始了对这座杂乱无章的房子及其主人的生活的改造。这当然不是她作为助手的分内工作，有点类似于志愿者，甚至没有经过导师的正式授权和认可，因此是悄悄的，不动声色或循序渐进的。首先是将那些随意扔放的东西各归其位，包括衣服、鞋子、洗漱器具，衣柜和书柜自然是在重点整治之列，几十年来，甄垠年教授的私人藏书已不下万种，但他从来都是随意摆放在书橱里，毫无头绪，光是将它们按语种、按学科分门别类排列下来，就让师晓晓费了不少的时间。甄垠年有个从年轻时养成的习惯，喜欢把某件物品比如照片或明信片夹在书页间，时间一长，他自己也忘记放在哪儿了。因此，师晓晓整理藏书时，常常会看见那些夹在书里的明信片或照片。比如有一张英文明信片是胡佛大坝竣工十周年的首日封，那还是甄垠年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期间，苏珊小姐寄给他的，距今已经快半个世纪，上面的字迹都模糊不清了。还有一张照片，是倪爽的半身黑白肖像照，摄于北京大光明照相馆，时间为五十年代中期。那时正是甄垠年和倪爽的第二次热恋期，照片上的倪爽身穿灰色的列宁装，面庞丰满、洋溢着明媚的笑容，有一次，甄垠年陪倪爽去照相馆取照片，趁机索要了一张，他还半开玩笑地说，大光明拍的照片不错，我们以后照结婚照也来这儿吧！党的高级干部倪爽听到大学教授甄垠年这句大胆的话，破天荒地红了脸。但这最终成了他们两个人永远也实现不了的梦，这张肖像照也成了甄垠年珍藏的倪爽的惟一一张照片。师晓晓觉得，照片里的女人真美，像她喜欢的电影演员谢芳，《早春二月》中的那个谢芳。她还看到过一张从书里掉下来的照片，那是甄垠年与合欢、小爽母子在一起照的全家福，也是他在榔树坪生活近二十年的惟一见证。看到这些明信片和照片，师晓晓仿佛无意中偷窥了别人的隐私，感到一阵紧张。尽管把那些东西原封不动地放回了书里，可当她面对着甄垠年时，仍然有些心虚。很久以后她才知道，正是通过这些无意中看到的明信片和照片，提前走进了她的导师的生活……
对于这一切，甄垠年几乎浑然不觉。而就在这样的不知不觉中，他的生活已经被悄然改变了。
变化是从细节开始的。比如除了书籍的摆放秩序，还有洗过的衣服整整齐齐地叠放在衣橱里，以及原来总是蒙着一层灰的地板渐渐变得光可鉴人，餐桌和茶几上不知什么时候出现的一只手工编织的精巧果盘或碗垫，客厅进门处墙壁上漂亮得像工艺品的挂衣架，以及窗台上一盆清香四溢、还闪烁着水珠的吊兰……很显然，这些充分体现出女性生活趣味的日常家庭装饰，使原来像个仓库的小九栋7号变得日益富于生活气息，有了一种温暖和温馨的情调。直到有一天中午，当甄垠年放下工作，从书房里走出来，下到一楼，准备进厨房给自己做“西餐”时，突然看见餐桌上热气腾腾，一股香味儿直往鼻孔里蹿，而他的研究生兼助手师晓晓腰里系着围裙，一副家庭主妇的打扮，白净的额头上冒着亮晶晶的汗珠，微笑地望着他，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老师，别整天吃你的‘西餐’了，尝尝我的手艺吧！”
甄垠年满脸愕然，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嘟哝道：“我还以为你早就走了呢，什么时候做了这么一桌菜……”
§§§第三节
暑假期间，甄垠年以中国科学家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出访了一次美国。这是他时隔三十多年之后第一次重新踏上美国的土地。
根据事先拟定好的行程，中国科学家与美国同行们在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有两场学术交流活动。普林斯顿大学是甄垠年取得博士学位的母校，所以美方特意为他安排了一场学术报告。由于这个安排是临时增加的，需要得到代表团领导的批准。经过协商，领导算是基本同意了，但提出让甄垠年将报告稿交他们审阅。甄垠年准备的报告题目是《中国的河流：治理与保护》，其中的主要观点已经以论文的形式在国内刊物上发表过，他以为不会有什么问题，所以不假思索地答应了这个要求。可直到学术报告会前一天，代表团领导还没有将报告稿送还给他。甄垠年有些沉不住气了，主动去找代表团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