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明朝在安南建立统治之后，安南人的叛乱不断。这是因为，安南人只是希望自己的宗主国——明朝能够帮助他们推翻弑君篡朝的黎氏父子；但是当明军胜利后，并没有恢复安南的陈氏王朝，而是自己接管了安南的统治权。此时此刻明朝政府就被看成是外来的侵略者了。明成祖建立起来的地方统治秩序，也就没有了本应获得的正统地位。事实上，安南人民一定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大明王朝在安南确立自己的统治，并不是主动进行的，而是因为陈氏王朝惟一的法定继承人已经死于非命，这实际上是不得以而为之的策略，只能类似于代管。何况，在利益上他们还获得了那么多实惠。
应该说，明成祖出兵的意图，至少从史书上来看是为了履行泱泱大国的义务，维护了属国国内的正统性和合法性。但是就战胜后的行为来看，却更像是在推行一种扩张的战略，违背了他的父亲朱元璋“怀柔远人”的政策，也违背了他不伐安南的祖训。但是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这都是一次失败的尝试，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对外武力扩张。
虽然征安南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是这场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中越两国的交流。大批的安南降人为明朝的辉煌立下了汗马功劳。
阮安，一名阿留。永乐五年（1406）被俘后，进入皇宫为太监。他有巧思，善谋画，尤其长于土木营造。北京宫殿、城池、府署等都是他负责设计修建的。可以说，北京城的修筑能够在短短的四年时间内完成，这与阮安在其中所作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举一个例子就能明白阮安如何“善谋画”了。正统元年（1436）十月议修九门城楼，工部认为必须要18万民工才能完成。结果，阮安仅以京师的兵卒万余人，自正统二年正月动工，至正统四年四月，门楼、城濠、桥闸均得以保质保量地完工。这就是今天北京内城九门的前身。
北京城的建设离不开安南人，明朝火器技术的进步同样离不开安南人。越南的火药制造技术最初来自中国，但发展很快。同样在永乐五年被明军俘获的黎澄，把越南的火器制造技术介绍给明朝。此后黎澄一直负责火器的督造工作。正统十年（1445）升工部尚书。次年去世后，其子叔林继父职，仍督造火器，官至工部右侍郎。
越南火器制造技术传入中国后，中国大量仿制，对提高明朝部队战斗力、抗击侵略发挥了作用。
§§§第四节 土木之变与北京保卫战
土木堡遗址
朱元璋时期，退回蒙古高原的元朝就出现了裂痕。居于东北的兀良哈部，留在蒙古高原的鞑靼部，还有位于西方的瓦剌部，各自为政。在朱棣连续用兵的打击下，蒙古各部纷纷向明朝表示臣服。兀良哈以卫所的形式被纳入了明朝的版图，瓦剌的几个首领也接受了明朝的封号，被纳入了朝贡体系。如马哈木被封为顺宁王、太平被封为贤义王、把秃勃罗被封为安乐王。
但武力征服并未使蒙古人屈服，蒙古草原赋予了蒙古人坚韧顽强的性格，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蒙古人再次崛起于明朝的北方。从宣德年间开始，瓦剌人脱欢（马哈木之子）开始走上了统一蒙古各部的道路。脱欢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先后杀死了太平和把秃勃罗，统一了瓦剌部。对于劲敌鞑靼部，脱欢也是多次用兵，杀死了其首领阿鲁台。基本上统一了蒙古各部。正统四年（1439）脱欢去世，也先继位。瓦剌部的强盛更上一层楼。向西控制了哈密、沙州，整个西域地区都成了也先的囊中物，向东击败了兀良哈，降服了东北的女真人，从而建立起元朝灭亡后最大的蒙古帝国，偌大的蒙古高原又一次在狼图腾下集合在一起。蒙古与明朝的战争迫在眉睫了。
正统十四年（1449），也先以明朝侮辱蒙古使者，拒绝与蒙古和亲等理由，毅然发动了对明朝的战争。七月，蒙古铁骑兵分三路进攻明朝，也先帅主力大军直扑大同。明朝将领进行了抵抗，但无奈蒙古风头正劲，败绩的战报如雪片般涌入了北京。参将吴浩战死，大同守将西宁侯宋瑛、武进伯朱冕阵亡。边关告急！明朝危急！
此时的太监王振，刚刚目送曾经压制自己的张太后，三杨的灵柩一个个地下葬，终于盼到了自己的出头之日。面对也先入侵，读书人出身的王振不禁喜从天降，认为这是扬名立万的好机会，于是极力怂恿英宗亲征。此时的英宗年仅22岁，正是热血方刚之时，也想像太祖、成祖那样扬威于沙场之上。老太监、小皇帝一拍即合，二人不顾群臣的反对毅然决定出征。英宗以成祖、宣宗亲征为楷模，在边境吃紧的情况下出征，本无可厚非，但这一切都过于草率，简直视战争为儿戏。在命令下达后的第二天，出征的大军就仓促上路了。几十万的大军根本没有后勤保证，军粮、军服、武器都没有着落。整个大军，只是在出发的前五天，才每个士兵领取了1两白银以及衣物、炒麦等物资。为了予士兵方便，每3人配1头毛驴来驮运物资。如此少的后勤准备又如何能让官兵心服，如此差的运输工具又如何能保证行进速度。而明军赖以取胜的法宝――火器，则是临时从武库中调出来的，匆忙分发给士兵，士兵根本无法熟练操作。这支大军出征的那一天就已经逃不出失败的命运了。
大军出发不久，由于多年未曾用兵，士卒体质脆弱，加之军内乏粮，未到大同，军中就死亡不断，僵卧路旁的士兵尸体比比皆是。再加上连日风雨，人情汹汹，战争还未开始，军心已经不稳。虽然随行的百官力谏退兵，但王振一意孤行，仍然西进不已。直到王振亲眼看到明军惨败的战场，伏尸遍野、血流成河的景象，王振才开始害怕起来，再加上不利的战报，王振终于改变主意，火速传令东归，由原路经宣府（今河北宣化）回京。那知也先的大军已经跟踪而至。忠顺侯吴克忠、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等先后阵亡。8月13日，明英宗的大军逃到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南），距离怀来20里的地方。也先从后赶到，将大军团团围住。土木堡地势较高，地无水草，南面15里处有条河流，早已被瓦剌军队占领。打井二丈多深，也未见一丝水滴。数十万大军就这样在无水的条件下足足被困了两天。15日，当蒙古军队假意撤离之时，明军人人争先恐后地到河边饮水，阵势大乱。就在此时，早已埋伏在此的瓦剌骑兵伏兵四起，如潮水般涌了过来。一时间明军大乱，将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将，根本组织不起有效地防御。四散奔逃的明军纷纷倒在了瓦剌兵的乱刀之中。乱军中，王振被禁军将领樊忠一锤砸碎了脑袋，明英宗则老老实实地成为了也先的俘虏。而为这场闹剧作殉葬的则是数十万陈尸荒野的明军，“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随军出征的数十名朝中重臣也成了陪葬。英国公张辅，这位曾经立马横刀于越南的明将，以75岁的高龄死于乱军之中。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阁臣曹鼐，这些力阻英宗亲征的大臣也献出了生命。
以上就是土木之变的全过程。这里尽量用一些客观的词汇去描写真实的历史，似乎与我们知道的历史有所不同。因为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实际上都是明代文人写出的历史，他们拥有着文字霸权，对宦官的描述掺杂了大量的主观色彩，往往捕风捉影把一些丑化王振的故事写入正史中。这里并无意为王振翻案，只是希望大家能够用一颗平常心去看待更近于真实的历史。以人数为例，大多数书籍都认为是50多万人。而事实上用三天时间拼凑出的军队主要是由北京的禁军构成的，而正统年间整个禁军的人数最多时也只有30多万，哪里可能会有50万人那么多啊！真实的人数应该如李贤所说的那样，“二十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之一，骡马亦二十余万，衣甲兵器尽为胡人所得。”李贤亲历土木之变，侥幸逃生，他的说法应该更接近于真实。而之所以有50万之说，大概是沿用永乐时50万大军亲征的说法而已。之所以以往的记载尽力夸张人数，是因为以此来说明王振给明朝带来的伤害有多大。
另一条王振的重大罪状是屯驻在缺水的土木堡，而没有及时地退入怀来县城。之所以造成这一结果是因为王振等待运输自己财务的辎重车而执意驻兵于此。真实情况果真是这样的吗？实际上当明朝撤兵的时候，瓦剌的前锋已经追上了明军，忠顺侯吴克忠、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等人的阵亡就是为了掩护大部队。而土木堡附近的水源地早已被瓦剌军占据，更能说明瓦剌军已经包围了明军。王振屯驻土木堡实际上是无奈之举。而那些视土木之变为奇耻大辱的明朝文人，不敢把责任推到英宗的身上，也不忍心把罪名放在那些死于乱军之中的朝廷重臣身上，而王振成为理想的替罪羊。毕竟他已经罪行累累了，多一条罪状也无所谓了。
实际上土木之变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大明的根基，随后发生的北京保卫战最能说明问题。8月16日，当土木战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时，群龙无首的明廷乱成了一锅粥，是于谦站了出来，拯救了危局，筹划北京守城的各项措施。9月6日，朱祁钰即皇帝位，遥尊英宗为太上皇。10月11日，瓦剌的大军就兵临北京城下了。双方的激战随即展开。
10月11日，明都督高礼、毛福寿与瓦剌军交战于彰仪门外，杀敌数百人。虽然明军小胜，但瓦剌的大军并未因此而士气大损，毕竟英宗还是也先的阶下囚。在重整旗鼓后，也先于10月13日发起了更大规模地进攻，集合了主力准备强攻德胜门。频繁活动于德胜门外的蒙古侦察兵引起了于谦的警觉，于谦判断这里可能是瓦剌主攻的方向。为此于谦事先命石亨率精兵埋伏于城外门外的空房中，接着派出小队的骑兵作为诱饵引诱瓦剌军。瓦剌军见状来攻，明军佯装败退，很快瓦剌军就进入了包围圈。石亨率伏兵陡起，神机营的火器、弓弩齐发，瓦剌军损失惨重。随后的肉搏战，瓦剌军更是溃不成军，石亨和范广率领的明军如虎入羊群一般，所到之处，瓦剌军无不披靡。这场战斗中，素有“铁元帅”之称的也先弟孛罗与平章毛那孙都先后死于阵前。受挫之后的也先并不甘心，又转攻西直门，再次被石亨、孙镗等人打败。双方苦战了5天，也先见北京城久攻不下，部下损失惨重，又见明朝各地的援兵纷纷到达，形式越来越不利于己，也先被迫撤退。11月8日，瓦剌军队全部撤出塞外，北京解严。北京保卫战以明朝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对于北京保卫战，这里只是蜻蜓点水式的描述，我不想把过多地篇幅留给于谦高大光辉的人格，也不想浓墨重彩地描写石亨的威猛神勇，更多地是想在这里讨论土木之变与北京保卫战的关系。以往的历史学家更多地是把土木之变描写成明朝转折的分水岭，是明朝由盛转衰的拐点。事实真是如此吗？
土木之变中，皇帝被俘对明朝来说是奇耻大辱，但明朝的精锐部队就因此而丧失殆尽了吗？固然出征的20多万禁军，其中一半都因为王振和英宗的胡闹而葬身沙场了；但是从土木之变的惨败到北京保卫战的胜利，相隔还不到两个月，如果土木之变对于明朝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北京保卫战又何以胜利？两相联系，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次出征的并不是全部的明朝禁军的主力。即使有十几万的明朝大军被歼灭，但明朝仍然有充足的力量来与瓦剌对抗。
§§§第五节 庚戌之变与俺答封贡
三娘子壁画
“土木堡之变”后，强盛一时的瓦剌部内部发生了一连串的内哄。先是景泰五年（1453），也先杀死了名义上的大汗脱脱不花，自称大元天盛可汗。第二年，纵情于酒色的也先就被部下所杀，内部矛盾丛生直接导致了瓦剌部的势力不断衰落。与此同时，曾经屈从于瓦剌部统治之下的鞑靼部则逐渐强大起来。从宪宗朝开始，鞑靼部经常从明朝的东北辽东、北面宣府、西北方的大同一带南下，骚扰明朝。到了弘治十二年（1499），鞑靼部更是占据了河套地区，此后终明一代，河套地区不复为明所有。而鞑靼部更是以河套为基地，不断南侵明朝。整个明朝的北方陷入了战争的硝烟中。待到蒙古达延汗时期，蒙古再一次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达延汗在位长达40年之久，其时间相当于明朝的孝宗、武宗、世宗三朝。他富有雄才大略，在他的手下，蒙古重新归于一统，拥有胜兵数十万。外蒙的喀尔喀部、内蒙的察哈尔部都是他分封子孙而形成的。
至达延汗孙子俺答汗时期，也就是嘉靖中期，俺答汗凭借着自己雄厚的兵力不断侵扰明朝的边境，入侵的次数格外地频繁起来。嘉靖二十年（1541），俺答汗从大同入塞，兵锋所指远及于太原附近。杀掠了数万人之后才满载而归。第二年，俺答汗再次深入山西内地，列营于汾水两岸。这次侵扰，凡掠10卫、38州县之地，杀戮男女达20余万人。此后对山西的侵扰连年不断，而明军却无力阻止俺答汗的进攻。
嘉靖二十九年（1550）六月，俺答汗再次举兵南下，攻掠大同，明军一触即溃，总兵张达与副帅林椿等人战死。张达皆以勇冠三军而著称，他们的死使得明廷大为震动，特命仇鸾继任宣大总兵。仇鸾乃是一个贪生怕死之辈，靠着贿赂、巴结严嵩才得以升官。面对俺答汗的精兵，仇鸾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暗中贿赂俺答汗，约定勿犯大同。俺答汗于是绕过大同，继续东进，兵锋直指北京。八月，俺答汗贡献古北口，进入关内。北京周围的州县皆受其害。通州、密云、怀柔、三河、义顺、良乡无一幸免，位于昌平的明朝诸帝陵寝也被焚掠一空。俺答汗趁势直抵北京城下，掳掠附近村镇的居民，焚烧庐舍，火光日夜不绝。明朝无力抵抗，只能任凭俺答汗的军队肆意烧杀。而此时北京只有守兵四五万人，且多为老弱残兵，北京危急。所幸俺答汗旨在抢掠子女玉帛，并无大志，过了8天，俺答汗主动回师，北京城才算是幸免于难。这一年是农历庚戌年，史称“庚戌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