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尔扈特的部众虽然摆脱了准格尔部的骚扰，但寄人篱下的滋味并不好受。流离在外多年，他们的几十万被信奉东正教的沙俄歧视、排挤，征兵，重负，让这些部众不堪其扰，生活极其困苦。乾隆年间，当准噶尔部归降大清帝国以后，中国西北边疆已经渐趋安定。此时，土尔扈特部决心回归故土，想通过依附清朝中央政府的途径回归祖国，以换得部众们的安稳生存。于是，在该部首领渥巴锡的率领下，这个部落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扶老携幼，引车牵牲，浩浩荡荡，由万里之外东归，踏上了史诗般壮丽的回归之路。
当这个消息传到紫禁城后，乾隆皇帝非常高兴，他决心妥善接待土尔扈特部众，并委派干练大臣舒赫德，协助伊犁将军安排。但关于土尔扈特东归的问题，清朝大臣们意见却并不一致。有的大臣怕事，以为来者不善，必有诡诈。因为该大臣据报，土尔扈特中的一名首领名叫舍楞，曾佯为申请入觐，诓杀了一名副都统，随后逃入俄罗斯，清廷向俄方追索几次，素无下落。而当时还有一种传统说法，即“接纳投降就像引入敌寇一样”，对于朝政安全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一不小心便是引狼入室。因此，乾隆此时心中是有些戒备甚至抵触的。
乾隆皇帝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明君，就在于他的睿智豁达与政治敏感。在乾隆朝，大清帝国曾经无数次对边疆发动战役，以平叛对抗中央政府的部族。但土尔扈特是第一次主动回归清王朝的部落。如果能够妥善解决好这件事，对于清朝的统一大业，意义深远。
乾隆皇帝认为，如果刚刚有些安定的边疆，又将走向骚乱，成为清廷的另一桩困境。小小的一个舍楞，岂能鼓动十几万人不远万里，来到人生地不熟的京城闹事？但即使真正发生了这种情况，乾隆只须下命侍卫在京畿周边一布置，到时来个瓮中捉鳖，将这支造反部众一举拿下，易如反掌。况且，这群远来的人，长途跋涉，粮食已尽，身心疲劳，士气不振。但如果他们满怀期冀而来，最后把他们打回去，他们会四处劫掠畜牧，以求生存。这样，乾隆所引以自豪的“十全武功”，便如落花东流，毫无功绩可言了。
朝内后来又有人建议，不准土尔扈特大队靠近中原腹地。而是在大部众来到伊犁时，用坚壁清野之法，把他们堵截在外。但乾隆考虑到，伊犁是个新开辟的城池，所居各色人都仰仗耕牧。如果坚壁清野，只会是伊犁自己关闭活路。远来的部众，是仰慕中国文化而来。倘若我们怕事，不容纳他们，对那些力甚疲惫之人，视其死而不救，这已是一个正人君子都不忍做的事，何况我是一位御世的皇帝呢？这当然只是皇帝的官方辞令。于是，乾隆告诉舒赫德：“土尔扈特部长途疲顿，冻馁已经几乎不能自存，我们要给他们分拨善地安置，购运牛羊粮食以资养赡，置办衣裘庐帐俾得御寒，并为筹其久远资生之计，令皆全活安居，咸获得所。”正是乾隆的这一英明决策，让大清帝国在民族政策上又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于是，成竹在胸的乾隆皇帝，在热河的避暑山庄热情接待并宴请了土尔扈特首领渥巴锡，温和地安抚了这支旅途劳顿的队伍。至此，整个西北蒙古地区都被纳入了清朝的大版图之内，奠定了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最终局面。
乾隆对于土尔扈特部众的主动归属，是十分满意的，并给与了土尔扈特部众很高的待遇。乾隆还专门写成《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一文，并自己恭楷写出刻稿，将全文刻上石碑。文中，记叙了这件历史的曲折经过，和他自己的思想过程。此碑后被立在承德避暑山庄，现仍存在。而在史书中也留下了这样一个细节：对土尔扈特部归来，朝中有人存有用兵西域获胜的意识，称该部回归为“归降”。但乾隆提高了他们的地位，改称为“归顺”，并特地解释了这两个词汇的不同定义。他认为：起初反抗，到后来还是被征服的，叫做归降；没有去打他，他自己愿意来做臣民的，叫做归顺。土尔扈特整个一部众，原本已逃到外国地界，如今又投回到我文明之邦，甘愿受我们的治理，这应该定为归顺，不能说是归降。
当不远万里东归祖国的乾土尔扈特部众们终于踏上故土的时候，当渥巴锡受到乾隆皇帝前所未有的礼遇时，一个全新的大清帝国迈向了盛世的顶峰。
§§§第七节 平等对话的丧失
刘墉书法
在乾隆朝，人们感到遗憾的是，东西方的平等对话因为乾隆帝和英国人的傲慢而最终破裂。在此之后，中国对西方列强基本处于“弱势”的地位，根本就没有平等对话的权力。而乾隆时期，清帝国正值盛世，如果那时候中国可以敞开大门，正视西方的崛起，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也许历史将从此改写。
在中国古代，一般称西方为泰西，而西方则将中国等地区称之为远东。一个“泰”，一个“远”都是用来形容路程之遥的。可以说，在新航线发现之前，彼此之间并没有太多的交往，虽然一条不绝如缕的丝绸之路将双方连接在一起，但双方多是间接接触，真正面对面地接触少之又少。但自从西方地理大发现之后，出现了“资产阶级”这个词，这种局面终于要被打破了，横亘在东西方之间的空间隔阂逐渐变得较前更容易超越了。
自唐代以后，西方这个词汇和人种，已经在中国并不显得陌生了。特别是当马可波罗将中国描绘成了一个“遍地都是黄金的地域”，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对于这个富饶的东方帝国充满了好奇，商人、探险者、传教士、冒险家等各类身份的“红毛”一年渐多一年，昔日中西之间“隔雾观花”的局面最终被打破了。
明代中国的君臣，虽然本意上并不欢迎西方人的打扰，但还没有那么多的紧张和防范。面对西方人强韧持久的进取之势，大清帝国防守的态势明显，其实，海禁并非只是针对西方的国家，当时在台湾还有郑成功割据一方，另外，许多反清复明的人也还在海上活动，于是，清代开国不久即厉行海禁，甚至在沿海一带毁灭村庄，立沟墙为界，“寸板不许下海，界外不许闲行”。如此暂时人为地限制了中西方之间的交流。
这种局面在乾隆前期开始有所突破，乾隆二十二年（1756），多年不到浙江贸易的英国商船，忽然屡屡北上宁波。本来是正常商贸往来的事情，却让乾隆皇帝心有疑虑，原本洋船靠岸都是在广州、澳门等地，北上宁波的船只很少，现在已经有这么多北上贸易的商船，日后恐怕会越来越多。因此，次年他即下令，将所有的对外贸易限定在广州一口进行。乾隆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通过扼制中西往来以守住夷夏之界，以及与之相伴的天朝尊严的虚骄意识。
来自海上的威胁，似乎一直困扰着乾隆皇帝，曾经一度进入这位帝王的梦境之中。据清代史料记载，乾隆经常做同一个梦，梦中有两匹马踏着海浪向他飞奔而来，马背上驮着书卷。这个梦一直困扰着乾隆，百思不解。后来，乾隆问解刘墉。刘墉说：这是国运兴旺的象征，咱大清威名远播，四海来朝。
刘墉的说法是个乾隆皇帝吃个宽心丸，实际上，刘墉只是用传统的儒家思想，对这个梦境做了一个牵强甚至是讨好的解释。但仔细想来，这样的解释本身便是矛盾的。其一，这两匹背驮书卷的马，是自海外奔赴中原而来，肯定不是要把大清的威名播向远方，而是要把海外的什么经纶送给大清。其二，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讲，这两匹踏浪而来的马，暗含乾隆潜意识中的感知，冥冥中有种潜在力量从遥远的海洋向他逼近。这个力量可能是危险的，但也可能是个机遇。正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乾隆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开拓海疆、蒸蒸日上的时代。他放眼四顾，北有沙俄虎视，东有荷兰人在吕宋岛上摩拳擦掌意欲卷土重来，南边则是英国人一统天下，并随时都有可能进犯中国。对于这样的周边形势，乾隆不可能不有所警醒，有所焦虑。帝王的心灵是敏感的，他得对自己的皇朝负责，因此也许会有比常人更灵敏的感知。
不知道是历史的机缘巧合，还是乾隆皇帝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不久，真的有一匹“马”自遥远的西方从海上漂流而来。这便是乾隆时代著名的“马嘎尔尼勋爵来华事件”。18世纪末（1792）的英国日益强大，为了挖掘东方财富，开拓中国市场，马嘎尔尼作为英王的使者远道来华，一为祝贺乾隆帝80岁寿辰，二是想与中国建立贸易伙伴关系，并在北京派驻领事。
中西方之间的礼仪差别竟成为此次中英会晤的第一个障碍，在是否需要磕头这个问题上，看上去很简单却并不简单。最后双方达成一致，让马嘎尔尼勋爵单膝跪地，向乾隆帝递交国书。但一直高高在上的乾隆，却不乐意了。乾隆皇帝本身对海上过来的外洋就心存疑虑，加之，马嘎尔尼不同意下跪来递交国书，让这位皇帝对西方更加充满了厌恶感。于是，清政府内阁对马嘎尔尼的所有请求概不答应，并在结束祝寿典礼后，一再催促其使团启程归国。
当然，最终的结果是，不愿意按照大清帝国礼仪觐见乾隆皇帝的马嘎尔尼和他的使团无功而返，返程的时候只带了一堆乾隆帝恩赐的礼品打道回府。其实，从这件事情来看，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乾隆皇帝对西方的顽固抵制；另外一方面，从规避风险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乾隆皇帝在对西方情况不了解的情况下，也不会贸然同英国通商，但是，国际间翻天覆地的变化，却让大清帝国失去了一次同西方平等对话的机会，也许，这次使团访问受到足够的重视，或许中国不至于在几十年后遭受那么惨痛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