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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一家人(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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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节用保温瓶盛上半锅鸭汤,到医院去看许洋。

出了这样的事情,且不说自己心里过意不去,光是妈妈的唠叨也让她好受了:“叫你乱跑!我一说你你就跑,不说你你也跑,不高兴就跑,高兴了也跑——你怎么那么爱跑?外面有那么好玩吗?去疯去野心里就痛快了?现在招流氓了吧?出事儿了吧?把人家也连累了吧?胳膊都被泔水桶压断了,接不接得上都不好说呢……”

妈妈数落节节的时候,连看也不看她,就在厨房里摔摔打打。节节本来还想顶嘴:“你以为自己没责任?要不是你培养他当奸细,他能撞到泔水车上?”但是又一想,许洋跟踪自己,好像也并不是为了效忠妈妈。他就是愿意跟着她。这么说来又好像是节节的责任了。

这笔账该算在谁的头上呢?节节好像被绕进去了。想不清楚就不想了。

医院就是节节出生的那家医院。也是她和许洋作为受精卵“隔腹相逢”的医院。经过几次改建和翻修,这里的规模比当年大了许多,而且还开辟了“拳头专业”,专治不孕不育。林荫道旁坐满了慕名前来的患者。都是两口子,他们有的需要“调理”,有的需要“疏通”。节节拎着保温桶走过的时候,听到一个老患者诚恳地鼓励新病号:

“这事儿,只要上了一亿都好说。”

作为一个十七岁的小姑娘,节节对他们所讨论的话题自然还不熟悉,乍一听,还不明白“这事儿”是“哪事儿”。但是她又很好奇,于是竖起耳朵用力听,这才反应过来原来是“那事儿”。她又不像一般女孩那样忸怩作态,而是“噗哧”一声就笑出来了。

那几个“不到一亿”的男人就愤怒地瞪着她。

节节便几乎哈哈大笑地奔跑起来,去找骨科病房。路上连鸭汤都差点洒了。

到了病房门口,她才想起许洋的胳膊都折了,自己这么兴高采烈的恐怕不太好。于是憋住笑,换上一副追悼会的表情才推门。然后她就发觉屋里的气氛的确很沉痛,真的像追悼会。

原来是马金山一家来“道歉”了。马金山低着头站在许洋的床前,阴沉着脸一声不吭,好像在给一具遗体默哀;而许洋呢,也只有“间或一轮”的大眼睛证明自己并不是遗体。马金山的身旁还站着一个高大、头发花白的中年男人,这一定就是他的父亲了;与其肃然相对的另一个男人,则是许胜利。许胜利的手上还捏着一只扁瓶二锅头。

马金山的父亲沉痛地自我检讨:“……您不想跟我们说话,我也明白,这事儿都怪这个混蛋……归根结底还是怪我,我当初就应该把他甩到墙上。甩到墙上也就是招苍蝇,比让他长成个人样强,长成个人样一天到晚祸害别人……”

许胜利摆摆手:“不要这样讲,不要这样讲。”

马金山的父亲坚持说:“我是个工人,也知道自己说话不好听,可是话糙理不糙。”

“话糙也不行。”许胜利指指他身后,“这儿还有个姑娘家呢。”

马金山的父亲回头看看节节,双方都闹了个红脸,也不知是“说错了”还是“听错了”。节节赶紧躲开众人的眼光,把鸭汤放到床头柜上。她心里又暗想:这两个男人到都“过了一亿”,可是“过了一亿”也不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嘛,一个成天“小不忍则乱大谋”,一个干脆后悔没“甩到墙上招苍蝇”——让外面那些不孕不育的患者来看看这一幕,也许他们就该庆幸自己“没到一亿”了。

而马金山的父亲则在继续道歉。他从身后拿出一个装满水果的塑料袋说:“我是个工人,也买不起什么像样的营养品。”

把水果放到窗台上,又从兜里掏出一只信封:“我是个工人,也赔不起多少钱……但是医药费我们肯定出,肯定出……”

许胜利喷着酒气打断他:“咳,胳膊都折了,说这个也没用——咱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

马金山的父亲却激动起来:“我就怕您说这个,我就怕您说这个——我要怎样您才能原谅我呢?”

他忽然转身命令马金山:“抬起脸。”

马金山就悲怆地抬起脸,然后他父亲就开始抽嘴巴。他果然是个货真价实的工人,手劲儿实在太大了了,抽得又响又重,左右开弓了几个来回,马金山的脸便肿得起来,阳光一照亮堂堂的。

一边抽一边说:“还不认错,还不认错。”

马金山原来就是个大舌头,此时嘴肿得老高,牙齿没准也掉了两颗,就更口齿不清了。但他仍然坚韧地服从命令:“我辍(错)了我辍(错)了——”

许胜利都看不下去了,他上前拽住马金山的父亲:“你觉得这样就能解决问题吗?”

“不能解决?”马金山的父亲红着眼睛说,“那好,我们赔给你一条胳膊好了!”

说完就抓起马金山的胳膊,按到墙上,然后从工装裤里掏出了一只扳手,眼看就要行刑。如此义薄云天,真把大家都吓坏了,许胜利抓住扳手说:“你这不就成了逼我了吗?而且我也没不原谅你们呀。我到现在还不明白,怎么才算原谅你们啊?”

马金山父亲的表情却突然复杂了起来,那里面又有惭愧又有伤感。他躲着许胜利的眼光说:“您知道,我是个工人。”

许胜利说:“我已经知道你是个工人了——其实我也不是干部。”

马金山的父亲说:“我是说,我们家孩子已经留了两年级了,再出了这档子事儿,学校一准儿得给他开除,我又没路子给他再找一个学校……您要是反映到学校,他就没学上了……老师都跟我说过,高中不是义务教育……”

一个凶神恶煞的汉子,转眼就变得如此可怜,比许洋还要可怜。

而许胜利没想到对方担心的是这件事,他一下就愕然了。愕然之后也百感交集:“咳,咳,做父母的都不容易……”

马金山的父亲重复:“都不容易……”

许胜利又说:“您放心,您放心,这么点儿事,您又这个态度,我也不能毁了孩子的前程对吧?”

马金山的父亲感动得无以复加:“谢谢您,谢谢您!”

回手又抽了一个嘴巴:“你也得谢!”

马金山就说:“我也黑(谢),我也黑(谢)。”

节节心里却又要笑了。她想,许胜利这个糊涂虫,也许从一开始就没想起来“反映到学校”这档子事呢。这时候他倒来感慨“做父母都不容易”,其实他这个父亲可比人家都容易。

而经过“都不容易”,两个男人倒像好朋友一样了。许胜利拍着马金山父亲的背,把那对父子送出去,到门口竟然举起了酒瓶子:“您不来两口?”

“我就不来了,怕喝完站不稳——您知道,我是个工人,工作岗位离炼钢炉很近。”

等他们都出去,房间里就只剩下了节节和许洋。此外还有一个下楼梯摔断了腿的老头子,但他一直闭着眼睛不出声,不知道脑袋是不是也摔坏了。

阳光从窗子里扑洒进来,照得节节的脸都发热了,但许洋却还是一片煞白。节节心里不知怎么的,就泛上来一股子柔情。她过去摸摸许洋的脑袋说:“小不忍,你不疼了吧?”

“疼倒是不疼。”许洋说,“打麻药了。”

但他说话的时候,却不看节节,而是斜着眼睛,愣愣地凝视着窗外。几根白杨树的枝叶很写意地从玻璃上划过,一架来自“西郊机场”的军用运输机正在盘旋上升。天气甚是晴好,鸟鸣声声入耳,本是一派欣欣向荣,许洋脸上却露出悲怆之色。节节想:“就连他也在怪我吗?他也认为‘是我的责任’?”这么一想,她又有点负气了。

然而再一转眼,她却看见许洋在哭了。他哭也不出声,眼泪顺着瘦脸缓慢地滑下来。节节赶紧问:

“小不忍,你怎么了?”

许洋艰难地侧过身,把脸藏到床角。节节凑近了才听清他的声音。

他说:“我想我妈了。”

“小不忍”在城里受了欺负,便开始思念农村的妈了。节节又想起第一次和许洋见面时,他的样子:脏脸、解放鞋上的泥土、钾肥。她的负气转瞬就消失了,隐隐地也承认许洋的受伤是“自己的责任”了。更意想不到的是,那股子柔情竟然荡漾开来,让节节也有哭鼻子的冲动。节节又怨自己不争气:他想他的妈,我跟着伤哪门子心啊?

嘴上却安慰许洋:“想的话,暑假回去看看就好。”

可是许洋更伤感了:“也许看不到了。”

然后许洋就碎碎叨叨地向她讲起自己的妈来。除了大人们的只言片语,这还是节节第一次了解那个女人的信息。原来许洋的妈,严桂芳,已经和人家跑了。随着农村与城市交往得越来越密切,“资产阶级思想”也强劲地灌输到了乡下人的大脑之中。假如说当年的大喇叭强迫他们接受了“革命”或者“改革”的概念,那么后来的电视剧则教会了他们什么叫“爱情”。小村妞儿们还没学会普通话呢,却先树立起了台湾人的爱情观,就连严桂芳这样的中年妇女,也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看起了《几度夕阳红》、《豪门风云》和《青青河边草》。

看完之后,她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触及灵魂的疑问:“我的自由呢?我的幸福呢?我的——爱情——呢?”

只可惜这个启蒙来得太晚了,比城市足足晚了十几年。否则当年许胜利追求自由、幸福和爱情的时候,她很可能就会像电视剧里那些女主人公一样,悲情而高傲地放他一马了。当然如果那样的话,她也就不会做饭、铺床、光屁股在被窝里等着了,许洋也就不会出生了。从更高的意义上来说,许洋这个孩子并不是“小不忍则乱大谋”的产物,而是“城乡发展不均衡”的产物。

然而严桂芳也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在考虑“自由”、“幸福”、“爱情”这些伟大的字眼儿时,前面会毫无例外地加上一个前缀:“我的”。她只追求“我的”自由、幸福和爱情。至于“别人的”呢,她是这么处理的:

“去他娘的不管了。”

不光许胜利可以“去他娘的不管了”,就连许洋也可以“去他娘的不管了”。当严桂芳和一个广东来的鸡蛋贩子勾搭上之后,她恍惚间看到牛郎织女、上帝天使、琼瑶阿姨正在云端向她招手呢。感谢好时代,不仅在这个年纪让她懂得了爱情,而且还赐给了她一次爱情。青春的尾巴已经比兔子还短了,再不抓就只剩下屁眼了。于是她果断地卖掉了鸡、鸡笼和养鸡大棚,把许洋叫过来开了个会:

“为娘为你操劳了这么多年,也要为自己考虑一下了。我看你也追求理想去吧——到北京让你爸给你找个工作。”

因为投奔光明的脚步太过匆忙,她甚至连离婚都懒得向许胜利通报了。留得真情在,那张纸也“去他娘的不管了”吧。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妈,许洋难过的时候却还想她。节节想,也许他想念的不是严桂芳,而是一个理念中的“妈妈”吧。但无论是严桂芳,还是“理念中的妈妈”,许洋都见不到面了。也许他还把节节的妈妈幻想成了自己的另一个妈妈,因此才会对她那么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