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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节从很旧很旧的楼道上挪下来，拖着一只巨大的皮箱，磕在台阶上咚咚咚的，好像在发狠砸着什么东西。周围破烂的景象也使她不满：墙壁斑驳、脱皮；窗子半开半合地在风中晃荡，而且就算关上也形同虚设，因为玻璃早被打碎了；谁家的破烂都堆在过道里，多少年前的缺腿家具和烂鞋子也像宝贝似地舍不得扔，和大白菜一起散发出混杂的霉味儿。
满目疮痍的楼和放眼皆是的破烂，恰恰象征了它们主人的心境：早已被撂到一边，却还觉得自己是宝呢。别说人了，就连这个剧团都是如此：多少年没正经八百地演一台戏了？却还为了不被“取消编制”而隔三差五地向上面汇报“排演计划”。就算要到拨款，也是象征性的仨瓜俩枣，把拖欠的医药费一报销就所剩无几了。
节节才不管这些，她还有她的事去做。她带着满腔怨恨去上大学。
就在几个月前，她和妈妈吵了有史以来的最大一架。不同于那些吃饭穿衣早起晚睡等等问题引发的拌嘴，也远比和男生飞眼儿、打闹造成的后果严重。那仅仅是常规战争。这次节节吵得极其认真、暴烈，几乎把心肝儿肺都吵出来了。事关前途啊。
当时正是高考冲刺的“关键阶段”，所有高三学生都被关押在一幢僻静的小楼里，披星戴月地做卷子。音体美的课程都取消了，甚至连“主科”之间的界限也被打散了，数学老师刚收了卷子离开，英语老师就抱着卷子进来了。做吧，题海战术，天道酬勤。请珍惜每天伏案十几个小时而不会得颈椎病的好时光。因为所有同学都在埋头写啊写，节节有怨言也没处发泄，她只好也埋着头，写啊写。作为一个不缺“小聪明”的姑娘，她的成绩还是很好的，每次做卷子都会比其他人快许多。因此她就获得了一段时间来休息、望着窗外发呆。
而这天正在发呆，却发现校门口的方向有了异样。那里停了一辆“依维柯”面包车，几个带棒球帽穿马甲的男人正转来转去，肩上扛着或在地上立起什么机械。周围围了一大群学生。一看就知道是摄制组——这所中学是建国初期由部队创立的，地方大绿化好，楼舍也是堂皇而笨重的苏式风格，因此常有拍电影电视的工作人员来采景。
节节的心思在暮春的天气里一痒，然后上纲上线地给自己找理由：学校凭什么允许低年级的学生看热闹，还美其名曰“接受艺术熏陶”，而毕业班的就得闷在屋里？何必差别对待？既然学校一定收了摄制组的“采景费”，那么看艺术热闹的权利人人都有。想着老师会被自己反诘得目瞪口呆，她就得意地当众跑出去了。
她本来计划的也就是透透气，没想到今天的摄制组却有些特殊。不光是来采景的，而且还顺带挑人：一部反映“青春题材”的电影已经找好了主角，尚缺几个群众演员。制片主任把这消息一宣布，学生们立刻沸腾了，几乎每个班自认为长得有姿色的女孩都过来排队，战战兢兢地到摄像机前做几个动作，朗诵两句诗歌。各个年级的坏学生自然也闻风而动，前来看“婆子”、打匪哨，鼓励姑娘们：“妹妹不要怕！导演不要你，我们要！”
摄像机旁还站着几个服饰艳丽的同龄人，是艺术学校的学生，真正的演员。因为一只脚已经踏入了“影视圈”，他们便带着内行的冷漠，不留情面地指摘外行的做作、虚假、“太过了”。有一个已经演过两出戏的女孩甚至提前戴上了墨镜。
当然，决定权还在导演手里。那人像一切导演一样脏，留大胡子，表情专注，也比演员们更加刻薄——一个脸颊丰满的女生正在唱“这就是爱的代价”，他便厉声打断：“下一个。”
女生像犯了错似的：“我怎么了？”
“没什么。”导演面无表情地说，“就是脸太大了，摄像机都装不下了。”
“我没觉得大。”
“镜头里的效果不一样，我们要的是camera face。你的脸在我看来已经不是脸了，是脸盆。”
旁人一片哄笑，那女孩立刻哭了，捂着她的脸盆跑了。
而就在这时，导演看到了队伍外的节节。她也正因为“脸盆”发笑呢，那笑容让他心里颤了一下。
“那女孩儿，你过来。”
节节见导演向自己这边喊，不由得往左右两边看看。她想，自己穿的可是高三的校服，难道他不知道毕业班的学生连来到这里都是违纪的吗？而导演确实早忘了“不要打搅毕业班”的要求。
“就是你。”导演又重复一遍。
大家便都向节节这里看过来。因为导演的青眼有加，节节的形象在众人眼里，便好像已经装在镜头中了：果然是青春片式的青春洋溢。
没想到节节却不忿了：你让我过去我就过去吗？你是哪根儿葱啊，仗着须子多就这样把人吆来喝去的。她翻了个白眼，撇撇嘴，故意不动，仿佛在为所有参加选拔的学生，尤其是哭着跑掉的那女生出气。
但导演却偏偏来了情绪，他兴奋地对身旁一个小演员说：“你要是有这个表情，性格就出来了。”
那小演员便阴郁地瞪节节一眼。
这时导演已经改正了态度，用大人对小孩的道歉口吻说：“小姑娘，对不起，可不可以给我们表演一个节目呀？”
节节这才笑了笑，弹性十足地走过去，站在摄像机前。刚开始，她只是觉得好玩儿，但导演郑重地喊声“action”，一种奇妙的感觉就来了。那是被聚焦的感觉，多年以前站在舞台中央唱“小城故事多”的感觉。被声光电包围的感觉。
于是节节就开口唱：“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同时比划了几个藏族舞蹈的动作。这两手自然是从妈妈那儿学来的。而故意选这个“节目”，也是节节的性格使然：她就要唱和别人不一样的。当年“革命歌舞大联展”是主流的时候，她要“小城故事多”，现在男欢女爱成了主流，她偏要“北京的金山上”。
和当年在“革命舞台”上一样，她这次也只唱了一半。但不是因为忘词了，而是被打断了。班主任老师正抱着一摞卷子走过，看到一个高三学生正在那么多人面前载歌载舞，便条件反射地吼一声：
“疯什么疯！”
哗啦一声，“北京的金山”崩塌成一地碎琼乱玉。班主任威严地等着节节从摄像机前挪开，和她一起回教室去。她根本不看大胡子导演和摄制组的人，一副井水不犯河水的架势。
往回走的路上，节节才从陶醉里回过魂儿，嬉皮笑脸地对班主任说：“卷子已经做完啦。”
“那就有资格浪费时间了？”班主任横了节节一眼。但成绩好的学生多少有点恃宠而骄的特权，因此批评的口气已经软了下来，“再说这样会对学习不好的同学造成什么影响？都跟着跑出来怎么办？他们可耽误不起。”
但是到了下午，她就要换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了。摄制组的“副主任”，一个头发比男人还短的女人找上门来，以郑重而礼貌的态度与她“交换意见”。导演让她转达的意见是：那小姑娘是个不可多得的“好苗子”，如果愿意参演，他愿意换掉一个重要配角的人选，让她顶上去。他还要求副主任向老师强调，他们可不是影视公司的草台班子，而是“北影厂”的正规部队。他们对演员不会用用就算了，更不会“往邪道儿上领”，如果是他们看上的孩子，将来是会“用心培养”的。
果不其然，导演的名片上比同行多了一个括号，里面写着“正处级”。
副主任又用男人大大咧咧的口气说：“不就是考大学嘛？电影学院也是大学吧？还是重点呢！你知道，如果真成了小明星，十有八九都会被那儿录取的……”
作为一个一心替学生着想，喷着奶都要站在讲台上的教育工作者，班主任这时的心思就替节节活泛了起来：她当初反感学生围着摄制组转，是因为认为“文艺界”太遥远了，与其对遥远的事情幻想，不如对现实的事情努力；但现在对于节节来说，遥远的事情突然无限接近现实了，这未见得不是一条“出路”啊？就算她对副主任的信誓旦旦仍然存疑，也知道文艺工作者的长项就是满嘴跑火车，但轻率地堵了学生的出路，难道不也是造孽吗？
万一这条路真走得通呢？班主任又替自己畅想：她培养过博士、外企职员、报社副主编，但还没培养过一个明星呢。试想多少年后的校庆典礼上，节节的照片挂在“杰出校友”的光荣榜上，下面写着：著名青年表演艺术家——这个成就感，不是每个老师都有机会享受的呀。
不管怎么说，摆在眼前的机会，不试试总是说不过去。但老师的口气仍是倨傲的，带着小知识分子的过分尊严：
“我们教书育人，但也尊重学生的自由选择。而且这事儿，你们总得征求家长的意见吧？我要提醒你们，未见得每个家长都愿意孩子走这条路。”
其实她心里想，别的家长“未见得”，节节的家长却肯定是巴不得。又不是没见过她妈妈，那副轻佻样子，听说女儿被挑上演员了，还不美得像鸡一样乱叫？哼，透着肤浅。
制片副主任说：“那肯定——能把她家的地址给我吗？我们亲自上门去说。”
老师从登记表找出节节住在“几号院几号楼”，副主任惊奇地说：“咦，这不是我以前呆的那个剧团吗？也许她妈妈还是我过去的同事呢。”
班主任这才知道那个院儿是个“文艺单位”。那么节节的天分呢，八成是家传的了。再想到她妈妈很可能是个“艺术家”，记忆中的花枝招展居然就不显得肤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