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妈妈送你生日礼物——”她的笑在节节看来简直是恶意的了，“以后别老往脸上抹便宜货了，弄得就跟喜儿扎红头绳儿似的——人家女儿有妆化我们家女儿也不能差。”
“我用不着。”节节这么回应她的二十五岁生日礼物。
“怎么用不着？”妈妈看不懂节节的心思似的，一脸的“客观规律”，“报纸上可说了，女人二十五岁就开始老了，该找补就得找补。我也知道你不爱化那种猴儿屁股似的妆，这是淡妆。淡妆。”
“开始老了”四个字气得节节七窍生烟：你是瞎子呀？老不老你用眼睛看不出来，非得数着数来判断？她牙根作痛地问：“什么老不老的——你闺女变成老姑娘了你就高兴了？”
“那当然不高兴了——说到这儿，你找对象了没有？”
节节简直要昏过去：“找没找关你什么事儿？”
“你吃枪药了你？”妈妈翻了个白眼，又拿出她对节节惯有的那种“调笑”，“别怪我威胁你啊，要是现在还没找，那我就到公园替你相亲去——好多家长都这么干。”
那种盛况节节也见过：父母们拿着孩子的照片交头接耳，品头论足。甚至还有举着大牌子把自家闺女的三围亮给大伙儿的。新时代的卖儿鬻女。
但现在，节节反而突然不生气了。她明白了妈妈的意思：想以化妆品为由，把自己的“个人问题”提到议程上来。到了二十五，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重大问题了。
因此节节便也嘻嘻哈哈了：“那您赶紧去吧，别光替我着急——最好找个比许胜利体面点儿的老头儿。”
说完她就回自己屋了，化妆品也没拿。她在房间里闷了两个小时，连电视也拒绝和妈妈一起看了。
然而这天晚上，又发生了一个意外。节节刚躺下，妈妈却又趿拉着拖鞋进来了。这次再张嘴，就是有话直说了。都不是多能“斗心眼”的人，妈妈也觉得迂回没有用了。
因此她劈头就是一句话：“什么时候把他领来见见吧。”
节节一惊：“您又想到哪一出了？”
妈妈说：“什么哪一出？我还想问你唱的哪一处呢。是骡子是马——呸，骡子——总得让我看看吧？”
节节想：妈妈不会是在“诈”她吧？她不由得眯起眼，盯了妈妈两下。
“我可不是诈你啊。”妈妈的目光直直地迎上来，“女儿背着我谈恋爱我都看不出来？那我不成瞎子了？你周末都干嘛去了？总理秘书也没那么忙！还有，天天在被窝里跟谁打电话？给你个机会你不坦白，那我只好对你抗拒从严了——这事儿已经不是你一人的事儿了。”
妈妈可真不傻呀，而且功力犹存——节节自以为在外面历练了几年，遮掩的本领今非昔比，没想到还是让她给察了言观了色。您要不是老花眼，非成精了不可。节节心里说。
而她嘴里却耍浑：“没有没有！你疯了吧你？你干脆参加联防队去吧你。看谁都是女流氓！”
妈妈哭笑不得：“谁说你是女流氓了，多光明正大的事儿啊，你心里有什么鬼？”
但节节已经蒙住脑袋，充耳不闻了。
但她心里怎么可能不受影响呢？嘴犟归嘴犟，妈妈的“道理”却让她没法反驳：自己的一切都和妈妈相关，恋爱这么大的事又怎么可能例外呢？
而对于赵何，节节反而陷入了一个矛盾的境地。她心里的确是有一个“规划”的：到了大多数姑娘谈婚论嫁的时候——大概也就是现在这个岁数——他们是应该结婚的。几年都已经处下来了，正因为平时处得好，才必须有一个结果。但要让她去对赵何挑明，节节却开不了口——那不成了“逼”他了吗？要在外人看，说不定会以为她等不及了，要图他那份家业呢。而且女孩逼着男人娶她这种事儿，节节这么心高气傲的人又怎么干得出来？
问一句“你什么时候娶我”，是多容易的一件事啊。偏偏她是节节，他是赵何，此事就难了。
可是难也不能拖着。她不“逼”他，就先被妈妈“逼”上门来了。
过了两天，她和赵何单独吃饭，名义是再庆祝一下二十五岁生日。
因为妈妈的那番话，这天节节的兴致不高：“有什么庆祝的，都二十五了——我都得化妆了。”
赵何说：“这话等你到我这岁数再说。”
而为了让她高兴，他连钻石都用上了——最直接最赤裸的讨好女性的方法。首饰盒里一条平淡无奇的白金链子，但一拎出来，则是让人目瞪口呆的闪耀。节节闭眼，含着笑，任由赵何给她戴上。那一团璀璨便挂在她胸前了。
但下一个想法就让钻石也失色了。节节想：为什么不是戒指呢？
这晚在赵何家，他照例仔细地爱她。节节仍闭着眼，身上的一切感觉都趋近于麻木，只有耳朵格外灵敏。如果这时候他说“嫁给我”，那也是恰逢其时的。
她配合着他的节奏，想象着，他要向她求婚了。
然而赵何只是仔细地喘息，仔细地抽搐两下，然后起身，仔细地用威士忌送下一片安眠药。因为公司越来越忙，成日里精神紧张，他最近染上了失眠的毛病，头发再仔细地打理，还是越掉越多。
看着这肉搏后格外显出老态的背影，节节的失落和怨气一起涌上来。但她不能发作——在床上赤身裸体地逼婚，是没尊严到了极点的。
于是接下来就轮到她仔细了：赵何已经睡下，她瞪大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却连翻个身都不敢。他一吵就醒，一醒明天掉头发就会更多。
一个念头击中了节节：三年了，他在想什么呢？
很可怕的想法开始涌上来，在这个黑夜，让她死不瞑目一般难捱。
终于，当壁钟的夜光指针指向凌晨两点，节节再也忍不住了。该摊牌就摊牌吧。这把牌玩儿得其乐融融，不计输赢，但是总有亮底牌的时候。对不起，今天不能在意你的脱发了。
于是她欠起身，轻轻拧亮台灯。赵何没醒，或者是装睡？在“很可怕的想法”的恐吓下，她没法不怀疑他的居心——以及一切举动的真诚性。
于是她拍拍赵何的肩。不是调皮地捏鼻子，而是很郑重地拍拍肩。赵何睁开眼，毫无愠怒，甚至眼睛也不惺忪。可见刚才真的是装睡。
连他的声音都是平和的：“怎么了？你也睡不着吗？”
节节忽然觉得，现在两个人躺在一张床上的状态很罪恶。她头也不抬地说：“我们家问我找到男朋友没，我说找到了。”
赵何哦了一声。节节继续说：“妈妈问我什么时候结婚。”
赵何说：“你怎么说？”
节节说：“你怎么说？”
赵何什么也没说，节节长吸了一口气，闭住嘴，快憋不住了才吁出来，把他们之间的沉默吹走。她又说：“你没有什么可表示的吗？”
赵何说：“你真的想结婚吗？”
多么明知故问而又居心叵测的一句话。节节看了看赵何的侧脸，那脸是没有表情的。
不知多久，节节又问：“你没什么可表示的吗？”这次她说得冷冷的，让赵何明白，她是铁了心一定要问个究竟的。
赵何慢慢地发出一声叹息。这口气立刻把节节的心吹冷了。然后，在万籁俱静的时刻，她听到他明明白白地说：
“我是个自私的人。”
赵何是结过婚的，他的婚姻意义如此重大：不仅代表一段耻辱的过往，更决定了他进退维谷的现状。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寻常留学生的婚姻，大多沿袭着一种经典的组合模式：男的穷，女的不漂亮，在中餐馆刷盘子的时候互相帮助，在学校给教授打材料的时候互相帮助，帮助久了，就帮到了一起。结了婚，继续刷盘子和打材料。那个时候只要出国，放眼所见，无不是这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夫妻。
但赵何却不甘心走这段寻常路。作为一个抱养的孩子，他从小就不指望有人疼，甚至自己也不疼自己——他只是在黑暗中伸出手去拼命抓，抓到什么就都归了自己。那个年代的留学生，最想抓到的是什么呢？当然是一张美国身份证了。
还真被他抓到了。在打工的那家洗衣店，和他一起劳作的，是个又聋又哑的华人少女。见到她时，赵何的第一反应是：又聋又哑的中国人是怎么来美国的呢？别说留学生了，就连偷渡客也不可能呀。那么她一定是先前移民的后代了。那么她一定有美国身份了。除此之外，就连那姑娘的美和丑，他都不曾留意到。
然后他就果断地把自己卖出去了。那聋哑姑娘格外地留心赵何，有意无意总和他身体接触一下——抱衣服时撞个满怀，或开烘干机的门时两手相碰——然后绯红了脸，一派愚蠢的羞涩。赵何看在眼里，姑娘的父亲叔叔也看在眼里，于是有一天，那些老华人，猪仔的后代，就操着一口广东话来和他谈判了：娶了她，给你身份，给你一笔足够在美国安身立命的钱。他们家里唯一的女孩小时因为穷，发高烧也没钱看医生，因此就成了这副模样，全家人都感到亏欠了她，于是这时候便要为她买一份幸福来。多么恰巧，中国的对外开放给他们这些华侨提供了无数如花似玉的女留学生，无数仪表堂堂的男留学生，价格都相当地公道。
不光是赵何，就连整条唐人街都觉得价格公道呢。在异乡的中国味极其浓郁的婚礼上，赵何看着舞狮的队伍，手上挽着个女人，却有孤身一人站在那里的感觉。他得体地对来宾笑着。他知道那些矮矮胖胖的餐馆老板、快递公司老板正在对自己品头论足，一如百年以前的“猪仔市场”上，爱尔兰人和英国人对他们的祖辈父辈品头论足。在这个国家，初来者只有被卖的命，而赵何是个被抱养的孩子，因此他比那些拖着辫子的前辈们更能心平气和地接受这事实。
而他的生活还要继续：该上学上学，该毕业毕业，该上班上班。不过他现在是个在美国站稳脚跟的人了，将来甚至还有不大不小的一份家业可以继承。那几年他过得安之若素，一边在电脑公司作技术员，一边还为哑巴老婆的父亲叔伯出谋划策如何投资、如何开分店，把小作坊变成“托拉斯”。他把洗衣店按照“汉堡王”的风格包装，拓展到了白人社区，这可是他们家族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几个老头子也是从这件事中看出这年轻人“不一般”的。
因此当他向“家族”说明中国机会多了，提出“回去做实业”时，那些人也支持得很。几个叔叔婶婶还“标”了一个“会”，把他的启动资金凑成了一个相对体面的数目。最让赵何想不到的是，机票买好以后，哑巴老婆的一个叔叔居然把他领到了妓院，在那里给他送行。事后想到，这个举动和对他说的那些话，都是深谋远虑的——一定又是几个秃顶老头子在“家族会议”做出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