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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章 一个人(二)

在这夜归的时分,节节走在方圆几里最破败的一片住宅楼里,心情竟是平静的。已经容不得她悲伤了。她必须平心静气地挑一幅担子,蔑视一切重量。妈妈全指望她了。

走到楼下,她长舒了一口气,抬眼看天,找不到星星也找不到月亮,便向远方的大地望去。四面八方的灯光毫无表情地亮着,把她身处的这块黑暗包围了。人间到处有灯火,只有节节生活在黑处。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她和她的妈妈还都活着,心脏在跳,呼吸在持续。

然后节节就上了楼,开门,看见了妈妈。妈妈正歪在床上,看挪到卧室里的电视。自从出了院,妈妈的情绪倒是稳定了下来,但话却比过去少得多,神情仍是木木的,而且人也明显瘦了,原先精致紧绷的一张脸,现在眼眶深陷,颧骨突出,都能看清骨骼的框架了。如果不是成天开着电视,屋子里就会静得可怕。

节节还没叫妈妈,许胜利就先从厨房出来了。他端了一碗面,放到床头柜上,然后说:“节节等会儿,我再给你盛——怎么面试去了这么久?”

因为从以前的公司辞了职,节节只好重新找工作。

她嗓子“吭”了一声,估摸着能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了才开口:“今天去的那个地方,经理是以前公司的副总跳槽出来的,所以没怎么多说就要我了。不过他们知道我的业务直接能上手,所以第一天就开始加班了。”

许胜利“哦”一声,妈妈却也用清脆的声音说:“哎呀,节节以后又要忙了。”

听得出来,妈妈在努力寻找着一种“让人高兴”的腔调。这个发现让节节欣慰了许多。

她更加满不在乎地说:“那怕什么——反正再晚都要回家。”

看来这个家里已经形成了默契:强颜欢笑也比哭丧着脸强。谁也不能给谁的心上再加码了。

等到吃完了面,节节便接了盆热水,给妈妈擦身子。回家以后,经过长期而艰苦的练习,摔得胳膊肘一片青紫,妈妈终于能够自己把自己挪到马桶上,然后再挪回轮椅了。如果不是掌握了这个技能,那就只能麻烦许胜利了。节节实在没法想像妈妈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麻烦男人帮自己上厕所。

但洗澡这事儿还得节节来做。她把妈妈推到卫生间,搬到凳子上坐好——或者说是“放好”——小心地脱了衣服。拿毛巾一点一点地擦下去时,节节竟然一阵恍惚:这是一具多么完美的女性身体啊。锁骨纤细,腰上一点赘肉没有,两条腿又长又直。谁能想象她的下半身是不能动的呢?

一般在擦上半身时,妈妈会舒服得闭上眼睛,有时候还会抗议节节把她咯吱痒了。但只要擦到腿,她的表情便暗下来了。

过了两天,妈妈说想学着自己脱衣服自己洗澡,硬把节节赶了出去。但过了一会儿,节节进去拿东西,赫然看见妈妈的腿上布满了血道,有的是指甲掐的,有的是什么尖利的东西划的,每一道都很深很重。

节节登时明白了怎么回事:在自己面前,妈妈努力表现得平静乐观,但独自在家时就控制不住情绪了。妈妈会焦急、怨恨,于是便会虐待自己的腿。

“叫你们没知觉,我叫你们没知觉!”节节想象妈妈是如何恨着这双让她自豪了半辈子的腿,“你们怎么连疼都不会疼了!”

节节便什么也不说,转身到卧室拿来医药箱,给妈妈的腿涂红药水。刚涂了两处,她便看到一滴眼泪落下来,凝结在洁白的腿上。妈妈赤着身子在哭呢。

“没事儿,没事儿。”节节头也不抬地继续涂药。

妈妈却摸着节节的头发,让她抬起头来,说:“妈妈真是个自私的人。”

节节的语气仍是尽量轻松:“你又胡想什么。”

没想到,妈妈说:“节节你不用宽慰我,就是我自私。我活该。其实以前医生就警告过我了,说我的伤在脊椎上,不能再做一点儿跟舞蹈有关的事儿了,但我就是不听。我老是侥幸:怎么就有那么严重呢?后来还赌气,心想要是跳舞都不能跳了,跟瘫了有多大区别呀?就是有瘾呀,戒不掉,一边强撑着跳,一边还觉得自己挺伟大的——其实伟大在哪儿呀?现在真成这样了,自己还是受不了,而且还拖累你……我后悔呀,那时候要是多想想你,我也就不会这么任性了……”

听着妈妈的话,节节却早已泣不成声了。她又想起妈妈是怎么落下的伤了。

“怪我怪我怪我——”她嘴里地重复着,抱着妈妈的腿拼命揉起来。

真是两个自作孽的女人呀。节节想,到了这个份儿上还要互相惩罚。

过了两天,剧团以前的团长登门了。

这个团长从节节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是团长了。前些年过了退休年龄,但上面还让他继续当。“领导干部”不退,在别的地方都是好事,在这儿却相反:可见“有关部门”早已有了把剧团解散的意思。哪个自寻死路的愿意主管一个即将消失的单位呢?还是让“老人儿”熬着吧。就算底下人拎着菜刀拼命,也是找他拼。

宣布完解散的消息,团长就消失了,两个礼拜不见人影。大家都觉得可笑:“这么信不过我们,怕我们找他闹吗?大家这么多年了,谁会找他撒气?”

而现在,已经不是团长的团长拎着个旧书包,一回来就径直去了节节家。

他看见节节她妈妈,第一个动作是拍自己的肚子:“你看得出来我也是跳舞的出身吗?”

妈妈摇摇头。团长就势在床边坐下:“舞蹈演员我见得多了,你是最敬业的一个。”

妈妈就笑了:“又不是跳得最好的。”

团长说:“跳得好是跳给别人看的,敬业是跳给自己看的。”

说完从书包里拿出一叠钞票:“这是大伙儿的一点意思。”

妈妈赶紧摆手:“这怎么行。剧团的情况我又不是不知道。”

团长止住妈妈:“经济状况不好的我也不找。主要是那几个手头宽裕的。”

原来这老人家这些天跑遍了城市,去找以前在剧团呆过、如今混出了起色的几个人。他们有的是出了点儿名的歌手和导演,有的是转行做买卖的商人。团长挨家挨户地敲他们的门,对他们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化缘。以前都找上级化,现在化到你们头上了。”有些人到外地去走穴或者开会,他就隔一天再去找,找到为止。

然后解释化缘的目的:“团里有几个病号,情况实在是不容易。我们发扬一下革命的人道主义好不好。”

那些人听了团长的话,倒都唏嘘一番。只不过拿出来的钱参差不齐。出手最多的是一个刚在国外拿了什么奖的歌唱家,因为团长上门时,恰巧有电视台的记者正在她家采访。歌唱家一边签支票,一边斜脸对着摄像机流眼泪:“什么叫艺术人生?你们看的是艺术,我歌唱的是人生。”

电视台的小年轻玩世不恭地说:“您还是留点儿眼泪,到直播的时候再往外冒吧。”

然后对准团长,让他说这个歌唱家小时候有多艰难。团长就讲了一个她每天天不亮就吊嗓子的故事——不是鸡叫醒了她,而是她叫醒了鸡!

把钱放到床边,团长又掏出一张纸,上面写着一串“捐款人”的名单:“还不还的总是个人情,你自己打个电话谢谢人家吧。”

妈妈迟疑了一会儿,把名单拿起来看看,话却多了:“哎呀这个人不是美籍华人了吗?怎么还住在中国?还有这个,我们以为他到南方打工去了呢,居然成了老板……”

但过了一会儿,又把名单一撂,指指上面两个人名:“别人的都能要,这两个人可不行。”

团长说:“怎么了?人家哪儿惹你了?”

妈妈苦笑一声:“哪儿是人家惹我,是我惹过人家呀。您忘了,这个跳舞的,刚来咱们团的时候还是个小姑娘,舞蹈学院毕业的,那业务是没得说,可那时候我为了上戏,天天挑人家的不是,气得人家躲在被窝里哭……还有这个拉提琴的,就为在食堂抢头拨儿冬菜包子,节节他爸给人家开了瓢——我那时候嘴怎么就那么刁,挺着个大肚子非要吃冬菜包子……”

团长伸出一根手指头,朝着妈妈的鼻子晃一晃,就像当年“点”着那个古灵精怪的小姑娘:“你都当妈多少年了?怎么还是一肚子小心思?我哪儿有工夫管你们那点儿磕磕绊绊?再说病号不只你一个,还有好几个肝病的中风的呢,你不要,让人家怎么要?”

妈妈这才没话了。团长站起来,表情却是黯然神伤了:“组织上能为你们做得也就这些了。”

“没组织的事儿。”妈妈说,“我现在哪级组织的人员都不是了。我就谢谢您。”

团长感伤地往外走,看到守在门口的节节,停了停说:“真和你妈妈年轻的时候一样。我简直是看着你们母女俩人长大的。”

节节鼻子一酸,赶紧低下头。

团长拍拍节节的肩膀:“以后就是你受累了。”

节节说:“不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