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堂之制，既为古宫室之通制，故宗庙同之。”也就是说，三者的布局形式是一样的，必须“太室”居中，而且“太室之上，为圆屋以覆之，而出于四屋之上”，以表现“天命”最高，“天”是真正的主宰神。圆屋，正是原始社会以来，“天圆地方”概念的具体体现。太室之外的其他堂室，一律为方形，即代表了“地”。明堂始于周，“明堂所以正四时，出教化，天子布政之宫也。黄帝曰合宫，尧曰衢室，舜曰总章，夏后曰世室，殷人曰阴馆，周人曰明堂”。对于明堂的形制，说法不一。《大戴礼》云：“明堂九室……上圆下方”；《授神契》说：“明堂上圆下方，八窗四牖”；《考工记》曰：“明堂五室，称九室者，取象阳数也……上圆象天，下方法地……五室者象五行也”等等，“皆无明文，先儒以意释之耳”。王国维的通考可作为结论，即“明堂之制，外有四堂，东西南北，两两相背。每堂又各有左右二个。其名则《月令》诸书谓之青阳太庙，青阳左个，青阳右个；明堂太庙，明堂左个，明堂右个；总章太庙，总章左个，总章右个；玄堂太庙，玄堂左个，玄堂右个”。根据王国维《通考》附图，太室居中，青阳、总章太庙分居东西，明堂、玄堂太庙分居南北，构成东西南北中五个正方形。既然明堂、宫室、宗庙的布局是一个模式，那么，“天圆地方”的思想就应该是中国奴隶社会城市规划的主要指导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城市规划就有了明确的中心点，然后对称布局，明堂结构就是典型例证。《周礼·考工记》虽然晚出，但也反映了周代城市规划的指导思想，即宫室居中，对称布局，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模式。这种结构形式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早周的宗庙或宫室就是这样布局的。考古工作者在岐山京当凤雏村发现的早周的宫室遗址，其平面布局就是殿堂居中，有东厢、西厢、后室、门房等对称布局。丰镐的布局虽然得不到考古上的证实，但东周王城考古却可以成为佐证，即与《周礼·考工记》的记载相仿佛。尤其是周原早周都城的发现就更证实了这一点。早周都城位于岐山县贺家村与凤雏村之间地下1．5米深处，东西长700米，南北宽550米，接近方形，宫殿位于中央。有了中心，自然也会对称布局。对称的概念虽然来自对人体对称的认识，但运用在城市规划中，却是从周代开始的。
当然，阴阳五行思想、风水思想等，都起源很早，应该说，对中国城市规划都有影响，但在奴隶社会时还不是主流。中国奴隶社会的城市，尽管处于城市发展的初期阶段，但也是在一定的规划思想指导下而建成的，这就是以“天命”思想为指导的中心对称布局模式。
春秋战国时代是社会大变动的时代，是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交替的时代，在思想文化方面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由于没有统一的或主要的指导思想，反映在城市规划上也就没有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这一时期兴起的城市很多，使中国城市得到很大发展，而城市的形制多式多样，不具一格。由于注重实际，因地制宜建设城市就成为普遍接受的规划原则。
自从秦始皇统一全国，建立了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封建国家以后，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统治中国达两千余年之久。在这期间，尽管各种思想文化都有发展，但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就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在这种主导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城市规划思想也就是儒家思想的体现。尽管儒家思想也在不断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但被董仲舒发展了的儒家思想，却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武器，以“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作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道德信条。秦汉以后的城市规划思想当然也受这种等级制度的制约，以体现封建统治者的尊严。首都规划中以皇宫为主体和地方城市规划中突出衙署，都是封建等级制度的具体体现。
在每个王朝的首都规划中，都毫无例外的以皇宫为主体，西汉长安、东汉洛阳、曹魏邺城、北魏洛阳、六朝建康、隋唐长安、北宋开封、南宋杭州、元明清北京，都是如此。当然，从邺城开始，中国首都规划中的中轴线已经定型，皇宫无不摆在中轴线上，以显示皇权的至高无上。同时，有了中轴线以后，不仅可以突出皇宫的重要地位，也为对称布局创造了条件，使城市庄严、肃穆、大方、壮观。地方城市规划虽不像首都那样严格，但把衙署摆在什么地方也是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在中国地方城市中，衙署不是居中，就是占据高地，几乎无一例外。居中是为了指挥方便，占据高地就是要控制制高点，以维护安全。
《周礼》是儒家经典，《周礼·考工记》关于首都规划的原则，一直是封建社会中都城规划的指导思想。元代的大都城把这种规划思想发展到顶峰，创造了中国都城的理想楷模，证明这种规划思想能够充分维护封建等级制度，显示皇权的尊严。当然，儒家的“居中不偏”、“不正不威”，也要求皇宫居中，以皇宫为中心对称布局。《周礼·考工记》虽然没有谈到一般城市的规划原则，但中国的地方城市都是封建统治者营建的，必然处处体现封建统治者的意志，把儒家思想贯穿于整个城市规划当了无疑义。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是中国城市规划的指导思想，但并不排除其他思想的影响。像阴阳五行、“风水”等思想，都对城市规划有影响。前者就是木（东）、火（南）、土（中）、金（西）、水（北），“顺次叫做‘五行相生’，逆次叫做‘五行相胜’。五行统一于阴阳，阴阳统一于天”。后者就是堪舆学，即观察风向、水文的一种学问，把“风水”作为选择住宅、丧葬的理论根据。上述思想虽然含有封建糟粕，但也有合理的内核，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城市规划。五行既然能相生、相胜（相克），而且变幻无穷，在城市设计中自然要注意方位，使东、南、中、西、北都能得到合理利用，有利于王朝的统治和安全。这就是“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的道理。就连统治者也要居于正位，按照五行原则衣食住行、治国安民，即按中方本图、中方副图；东方本图、东方副图；南方本图、南方副图；西方本图、西方副图；北方本图、北方副图的原则行事。对于“风水”学现在更有新解，认为是古代人们“环境选择”的学问，其核心是“生态”环境，要求在特定小环境内部相互协调，以达到生态环境内部的统一。城市规划就是要创造舒适的生活环境，“风水”学自然会有许多用场。
2．规划原则
中国城市规划是由许多能工巧匠完成的，他们既受到当时统治思想的影响，也受到各人学识智慧的制约，但有一点是统一的，即都要因地制宜，巧施安排，不拘一格进行规划设计。
①中心布局原则
中国城市不论是首都或地方城市，在规划时都要首先选择中心，中心位置确定后，再向四周扩展，框定城市的总体范围。这个中心往往也就是皇宫或政府机关、钟鼓楼所在地。汉长安城先建皇宫，后建城墙，皇宫位于龙首原北坡，虽然不在中心，但修筑城墙时仍然以皇宫为中心，向四面展开。西墙和南墙的曲折，都和未央宫、长乐宫有关就是明显的证据。未央宫和长乐宫虽然位置偏南，但长安城周围就是皇家禁苑上林苑，应该说二宫既占据高地，又处于长安城和园林区的中心位置。中心，有几何中心，也有实际上的中心，汉长安城的皇宫就是实际上的中心。隋唐长安城也是如此，皇宫位于全城的北部中央，从表面来看也不在全城的中心，但实际上是中心，因为长安城北是禁苑，禁苑的高大围墙也起着城墙的作用。北宋开封和元明清北京的皇宫就相对处于中心位置，说明中心布局原则在都城规划中占主导地位。地方城市规划中，中心布局原则也表现得很突出。譬如，唐代的泉州城以十字街口为中心，宋代的平江城（今苏州）以子城为中心，明清的南阳城以文庙为中心，明清的太原城以鼓楼为中心，明清的济南城以府治为中心，明清的西安城以钟楼为中心，明清的临榆县城（山海关）以鼓楼为中心，右玉县城以钟楼为中心，山西兴县城、上海市南汇、奉贤城等，都以十字街口为中心。当然有些城市在初建城时，中心不明显，后来设置中心，重新进行规划，使城市总体布局也发生了变化。西安城就是如此。西安城是在五代宋元长安城的基础上发展的，当时的中心是鼓楼，明初把城向北、向东拓展，鼓楼已起不到中心的作用。明万历十年（1582年）把钟楼迁移到了今天的位置，四条大街辐射出去，才使全城有了明显的中心，城市布局也随之改变。
中心位置的选择，是根据地理条件、需要和可能确定的，而不是任意选择的。中心位置选择适当与否，会直接影响到城市的总体规划。选择中心只是城市规划的一种形式，也不是所有的城市都选择中心，但中国的许多城市都把中心位置作为规划的依据，确实带有普遍性。
对称布局原则对称的概念起源甚早，作为城市规划原则运用于城市建设也是很早的。中国的城市起源于西周，西周的都城就对称布局。《周礼·考工记》所反映的西周都城的对称布局模式，一直是中国首都布局的理想规范，影响达数千年之久。对称就要有中心，这种中心不是建筑物，就是街道。从总体上来说，全城的对称中心多为街道，皇宫的对称中心多为建筑物。譬如，隋唐长安城、元明清的北京城，都以纵贯全城的中轴线为中心，左右对称布局；东汉洛阳皇宫、隋唐长安皇宫、元明清北京皇宫，都以主要大殿作为中轴线，左右对称布局。地方城市中凡有十字街道的城市，纵贯全城的街道往往就是中轴线，明清的山西省大同城就是典型例证。虽然以十字街口为中心，但以纵贯全城的南北大道为主干道，南关、北关范围也很广阔。因此，南北大道是全城的中轴线，主要军政机关和祠庙，大都左右对称布局。譬如，总兵衙门在西，代王府在东，左右对称布局；太宁观在西，关帝庙在东，也是左右对称布局等等。设有十字街道的城市，尽管不能形成全城对称的格局，但局部对称还是不乏其例。像大同城内西门大街以南的上华严寺、下华严寺，就左右对称布局，清西安城内的满城驻防，从北向南，为正黄和镶黄、正红和正白、镶红和镶白、正蓝和镶蓝旗，也是左右对称布局等等。由此可见，对称布局的原则对中国城市规划的影响十分深远。
②街道分割原则
中国城市规划对街道设置十分重视，街道既是城内交通和城外联系的必由之路，也是选择中轴线和分割不同功能区的界线，是城市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街道的城市在世界上是不存在的，但各个国家对城市街道的规划则采用不同的方法，有圆形、斜形、弯曲形和端直形。中国城市从西周起，就采用端直形，即都城要“九经九纬”。中国都城中的街道大都采用棋盘式端直设置，很少有斜街，隋唐长安城、元明清的北京城都是典型代表。地方城市的街道设置虽不像都城那样严格，但端直设置仍为主流。这是因为中国城市的形状多为方形或矩形，街道设置与城墙平行最为方便。像济南、西安、大同、太原、扬州、银川、苏州等城市都是如此。太原城的“丁”字形街道很多，但仍为端直形，即南北向或东西向。
中国城市的不同功能区，都是由街道分割的。根据地位、需要和地形特点，可以分割成大小不同的区域。由于大的区域占地广阔，四周的直街只能到此为止，与顺城或顺墙街相通。譬如，北京皇城周围的街道，苏州子城附近的街道都是如此。
街道的宽窄也根据需要设置，凡是通向城门的街道都宽，顺城街都比较窄，隋唐长安城的街道宽度就是例证。最宽的朱雀门街通向明德门，又是全城的中轴线，宽达155米左右，而顺城街仅宽20～25米左右，差距甚大。
③方块居住原则
中国城市中的居民区，大都进行过规划，东魏、北齐以前以里相称，从东魏、北齐邺南城起，主要以坊相称。唐以前里坊为封闭形，从宋代起，已完全成为开放形。尽管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城市居住区的性质有差异，但形态并无变化，即一直是方块式的居住单元。这种居住区是由纵横交错的街道分割的，由于街道端直，并与城墙平行，它的形状也多为方形或矩形，圆形的几乎没有。在方块居住区内，又由许多小街道分割成大小不等的小方块。隋唐长安城的坊，先由“十”字街分割（皇城以南诸坊例外）成四大块，再由“十”字街分割成16个小方块，居民在每个小方块内划分大小不同的院落，临街开门。院落的形状也多为方形或矩形。元大都城的四合院，也就是方形或矩形的居住区。地方城市的居住区虽不如都城整齐，但形态大体一致。由此可见，中国城市规划的居住区，形态单一，具有稳定性，这当然同中国城市规划的指导思想和木构建筑的特点有密切关系。
④市场固定原则
中国的城墙兴起很早，因城内或附近设市才发展成为城市，设市是城市的必备条件。中国城市的市在唐代以前规划为固定市场，唐代以后规划为商业区，沿街道布设。唐代扬州城已经有十里长街的繁华区域只是特殊情况，并不代表唐代以前城市设固定市场的规划原则。唐代以前由于市场固定，经济活动很少在市外进行。尽管市场是固定的，但在规划时要考虑交通方便，汉长安城的市主要在城的西北部，接近西去的“丝绸之路”，唐长安城的东市、西市，接近东西城门，交通也较便利。为了出入市方便，唐长安城的东、西两市，各设置“井”字形干道，每面各开两个门，仍然以交通方便为原则。地方城市规划中的市也是固定的，但随着城区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市场多有迁移。譬如，秦汉时代，苏州的市设在子城东北和西北，唐代由于城区布局的变迁，市场也随之转移。南朝时，有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之说，证明市场在城门附近。唐代时城西得到发展，设有蕃坊，市场已向城西转移。
唐代以后以街道为基干形成商业区，但这些商业区仍然相对稳定，极少变动。北宋开封的州桥南街、东西街，南宋杭州的南瓦、中瓦和北瓦，元大都的斜街市，明清北京的东华门外、棋盘街和几个城门附近等，都可以作为代表。这些商业区有许多也是经过规划的，如明北京城门附近廊房的设置，就是为了招商。地方城市也是如此。明清西安城的商业区在西大街和东关，清末才在南院门巡抚署外甬道左右建楼十楹，招商居住，开辟了南院门商业区。直到1934年陇海铁路通车西安，重新规划有关街道，商业区才向今东大街、解放路转移，形成今天的格局。其他城市也有类似情况，随着铁路、商埠和租界的发展，古老而稳定的商业区才发生变迁，向铁路沿线、商埠和租界区转移，济南、武汉等城市就是如此。
中国城市市场和商业区比较稳定，正是城市经济发展迟缓和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