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首提到“万国”、“何乡为乐土”，也是不止于一人一事，而是指大局。所以杜甫他举的是一个例子，背后写的是社会，是历史，是时代，写得了不起。我们老提初盛中晚，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代表的作品，但真正描写盛唐社会太平景象的又究竟有多少诗呢？在真正的盛唐诗里倒不一定找得出来，高适、岑参的诗里，有的也是反面的东西。盛唐景象最真切地反映在杜甫的诗里，“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杜甫的了不起就在这里。
无家别
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馀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鸟恋本枝，安辞且穷栖。方春独荷锄，日暮还灌畦。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鼙。虽从本州役，内顾无所携。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
《无家别》，也不仅仅写一个单身汉。家庭是人类社会基本生活单位，社会是由若干个家庭组成的，家庭破碎了说明社会动乱，社会动乱说明国家要垮。杜甫写“无家别”，家都没有了，还要走。家里只我一人，我走了，家整个都没有了。换句话说，不是安居乐业的问题，在战乱环境里，过的都是非人生活。诗里出现了“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村子里荒凉，住宅里出了野狐野狸，如果人烟稠密，动物会远离村落，现在野狐野狸都搬到村子里。“三吏”、“三别”中，《无家别》是写到了极点。大背景是“寂寞天宝后”，换句话说就是从天宝十四年，局势就变了。天宝原本是盛世，但杜甫说“寂寞天宝后”，写得好，妙不可言。“园庐但蒿藜”，园子里只有野草。“我里百馀家，世乱各东西”，我这个村子本来有一百馀家，现在东离西散，没有完整的了，意思是说，不光我没有家，整个村子都是战乱以后的情况。“存者无消息”，清初黄生《杜诗说》很有眼光，他认为“存者”可能指的是他原来的妻子，这个单身汉原是有家的，他当兵后，妻子走了，不是回娘家，就是改嫁了。所以有下文的“永痛长病母”，妻子走了，母亲没有人照应。“死者为尘泥”，死去的人连死尸都找不到了。“贱子因阵败”，我自己因为打了败仗，就是《新安吏》中的“归军星散营”，自己可能是被遣散，也可能是逃回来的。
“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到家后看到一条条巷子都空了。杜诗影响宋诗，“日瘦”，宋诗就用这个，太阳如何“瘦”呢，是说太阳光眼看着都弱了，都无精打采了，走到跟前一看，“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村子里没有人了，野狐、野狸占据了人住的地方。“四邻何所有”，家家都死人了，“一二老寡妻”，年轻的都走了，只剩老寡妻。下面又是比兴，“宿鸟恋本枝，安辞且穷栖”，家里一无所有，但我又能去哪里呢？哪怕生活很艰苦，我还是回家，凑合着过吧。不愿意流落他乡，回来后还要找活路--“方春独荷锄，日暮还灌畦”，自己扛着锄头去劳动，“荷锄”是种大庄稼，“灌畦”是浇自己的菜园子，这样的日子没过一两天，衙门来人，又被征走--“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鼙”，当民兵去。“虽从本州役”，就在当地当民兵，“内顾无所携”，自己什么东西也没有，跟他走便是，到了县衙又把我打发到哪里去，就不管了，“远去终转迷”，将来的事将来再说吧。最后如何，我自己心里也没数，也是豁出去了。“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在本州也好，到远处也好，都是一样的，五十步百步而已，反正是当兵，是送死。既然饶不过我，我也无可留恋。
诗写到这里可以结束了，但他又翻起一层--“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我五年没有回来，母亲死了都不知葬在哪里。或者是母亲已去世五年，或者是自己走了五年，回来母亲已经去世。“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她把我养大，没得到好处，我没有报答她。《无家别》最后归到亲情，对母亲没有尽到孝，我遗憾没有为她送终，我遗憾，我妈妈也遗憾。一个人活到连家都没有了，还要离开故乡，被征走，怎么还能算一个百姓，算这个社会上的一个人呢？家庭是社会的基础，社会组成了国家，汪颢说《新婚别》犹有夫妻，有姑嫜；《垂老别》只有老妻；《无家别》只剩一人，三首一首比一首惨。写到《无家别》，作者突然提起一笔，追痛病母，自己没有送终，抱恨终身，写得好，他不是无家，是有家而变成无家。他自称“贱子”，没出息的人，回到家乡，回来了还被抓走。
佳人
（乾元二年秦州）
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关中昔丧乱，兄弟遭杀戮。官高何足论，不得收骨肉。世情恶衰歇，万事随转烛。夫婿轻薄儿，新人美如玉。合昏尚知时，鸳鸯不独宿。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侍婢卖珠回，牵萝补茅屋。摘花不插发，采柏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今天不一定讲正文，谈谈文学作品应该怎么写。过去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强调现实主义。强调现实主义，特别是批判现实主义，这是好事。杜甫《佳人》这首诗应该说也是属于批判现实主义的。
《佳人》这首诗，我从小就念，当时我思想里就有一个疑问，到底杜甫写的是一个寓言，还是实有其人呢？我认为实有其人，但是也有虚构。我们现在一谈典型环境、典型性格，用恩格斯的原则，老谈的是小说，谈剧本都少，更少谈抒情诗。我认为这个准则不限于现实主义手法的小说。我最近重读孔稚圭《北山移文》，过去强调孔稚圭讽刺当时一个姓周的人，隐士就是姓周，找到一个周顒，孔稚圭文中的“周子”就被注成周顒，但周的情况和孔所言不符，不是先当隐士，然后去做官。因此有两种态度：一是怀疑周顒不像史书上说的那样好，可能是一个伪君子，是小人，孔稚圭借《北山移文》骂他；一是认为孔稚圭此文是游戏之作，不专指某一个人。不管哪一种说法，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对文学作品总要和事实搭上界。其实应该是，杜甫在现实中遇到这样一个佳人，又加上自己的想象与虚构。“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也未必是杜甫亲眼所见之景，这里有虚构的成分，但想必也有事实的依据。这首诗的典型环境是，在安史之乱之后，一些贵族妇女处境不幸，“三吏”、“三别”写的都是底层人物，不是“失业徒”，就是“远戍卒”。《佳人》是写一个贵族妇女由于丧乱，失去原来贵族的生活，在深山幽谷里度日，又不愿意失去过去的节操。
现实主义有各种各样，但像杜甫这样塑造一个贵族阶层的正面人物，极少极少。法国从自然主义到现实主义，写大家族、贵族，几乎都是反面人物。俄国托尔斯泰也是这样，《复活》是写一个妓女，安娜是贵族，但不守妇道。杜甫这里写的妇女，不光美丽，还有一颗美好的心，保持自己纯真的品格，这在我们传统诗歌里很难找。汉乐府《陌上桑》中的罗敷、《羽林郎》中的胡姬，都不如“佳人”身份地位高，也没有她这样的节操，美好的品德。这个女性的人格很高尚，寄托了杜甫的理想。杜甫始终没说佳人姓张、姓李，出于哪个贵族之家，但它符合历史的真实。正如孔稚圭《北山移文》，要是把辞藻去掉，那是一篇绝好的讽刺杂文，他有意识地塑造一个典型环境、典型人物，是先要做隐士，后要出来当官这样一个人物。孔稚圭是齐梁间的人物，写的是一篇华丽的骈文，还押韵；但他塑造的人物直到唐朝还有，唐代还有很多梦想走终南捷径的隐士，他已经预见到盛唐、中唐，甚至晚唐，几百年间，这样的人物频频出现。他不是游戏笔墨，是一个眼光犀利、思想深远的文学家，用他的形象思维说破了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我认为《北山移文》和《佳人》，都有批判现实主义的写作精神，当然杜甫这里也有浪漫主义的东西。他本身的人格与“佳人”有接近之处，有杜甫本人的理想。浪漫主义是有美好理想的、前瞻的生活。《北山移文》也有，但那是南朝的东西，华丽的辞藻掩盖了它犀利的、讽刺的精神。拨开华丽的辞藻，它和《儒林外史》没什么差别，但它要早一千多年。
我们讲现实主义也好，现代主义也好，用西方的理论套我们古典文学的杰出作品，有时套得上，有时也套不上，甚至远远在西方的这些理论出现之前，我们的作品已经说明了理论的那些问题。用恩格斯讲现实主义的原则来看，杜甫的《佳人》，没有说她是哪一家的贵族，但它符合历史的真实。我们的文学评论家，缺乏修养、眼光，更谈不到实践，是不是对杜诗和齐梁美文下过工夫，很难讲。我这次备课觉得一千多年以前的诗人，写出这样超凡绝俗的东西，太不容易了。杜甫这篇《佳人》的主人公无名无姓，类似记叙诗的作品，它既符合现实主义的原则，又富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在文学上的地位不可小觑。给学生讲杜诗，要讲杜诗的超越时代的境界、精神面貌、价值，这是永恒的。
第二点要说的是，“绝代有佳人”，意思是这个女子长得特别漂亮。这里牵扯好几个问题，“文革”否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我认为才子佳人有进步意义，宋以后好多民间的小说、戏曲，用才子佳人反对门当户对，以《西厢记》为代表，《牡丹亭》也有一点。张生与崔莺莺、柳梦梅与杜丽娘都不是门当户对，张生和柳梦梅都出身不高，亦无势，但郎才女貌。门当户对，无非权与钱两个东西，照理说，反对门当户对可以有很多方式，作者之所以用才子佳人来反对门当户对，女子一定是很漂亮，男子一定是很有才，《红楼梦》里没有一个难看的女性，为什么要这样表现呢？因为人都是爱美的。我在课堂上讲过一个笑话，假定崔莺莺长得很难看，张生也是个无才的普通人。观众也好，读者也好，就没人同情。为什么说不能光有抽象思维，还要有形象思维？因为形象本身容易引起第三者的同情。如果杜甫这里写的不是“绝代有佳人”，而是相貌平常的一般女子，就不会引起巨大的同情，正因为这个女性外貌是如此美丽，内心的美德又是那么崇高、那么美好，读者看到这样一个人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受到迫害，就更同情她。没有才子佳人的附加条件，光抽象地说要争取女权，争取婚姻自主，读者不会有那么强烈的同情、强烈的不平感。所以说才子佳人也有它的积极意义。
《红楼梦》里也有反对门当户对的意思，其中的女性都漂亮，宝钗也漂亮。写女性不好，主要是说她的行为不好，袭人也不丑，至少中等以上，鸳鸯品德好，长得也不难看。嬷嬷在曹雪芹笔下都很差。为什么要把妇女美丽的外表也作为肯定的条件？因为一个漂亮的女子遭受不平的待遇，就更容易让人同情，没有才，没有貌，争取婚姻自由，就不会引起读者的强烈同情，也不会使观众读者进入作者的内心深处，换句话说，要演戏，观众也进入不了角色。
“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衣袖的颜色和竹子配合，太美了。“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她的品格出污泥而不染，哪怕生活越过越穷，高贵的身份也不存在了，但仍保持高洁的人品。正如妙玉依附在阔人家里，是个寄生者，但她有高洁的人品，也很漂亮。爱美是人类共有的天性。杜甫可以塑造一个“佳人”的形象，但“香雾云鬟湿”就不是描写杜太太，在成都写到自己的妻子，“老妻画纸为棋局”、“老妻书数纸，应悉未归情”，有亲情，有感情，有生活，但不写她的形象。估计入川后杜甫的妻子岁数不小了，用不着像写佳人这样去描写。所以文艺作品不是一个孤立的东西，必须体会作者为什么要写一个值得同情的对象，而这一对象又为何须具有超乎一般人的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