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师大中文系一年级都有一门必修课——现代汉语。现代汉语分两个学科，一为语音，一为语法。为我们讲授语音的老师是潘懋鼎教授。潘先生40多岁，中等个儿，鼻梁上架着一副细边眼镜；即使在那个封闭而单调的年代，他的衣着仍是颇为讲究。夏天大都是雪白的衬衫，锃亮的皮鞋，冬天有时是古典的汉装，有时是笔挺的西装。满头黑发理得长短得体，胡楂刮得干干净净，泛起一片青光。总之，潘先生斯斯文文，衣着不俗，一副文质彬彬的学者风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记得，潘先生上第一堂课就开宗明义对我们说：“现代汉语语音课的任务是什么？就是学讲普通话，像婴儿似的，‘牙牙学语’。你们学说话比婴儿有利的条件，是汉语课能让你们了解发音原理，掌握拼音规律；比婴儿学话更难的地方，是你们都有很重的方言乡音，土腔土调，要纠正这种腔调，有一个艰苦的过程……”
潘先生真不愧为汉语教授，一口漂亮的普通话堪与广播电台的播音员相媲美。他的普通话带着明显的京味京韵，字正腔圆，标准得无可挑剔；而且极好地掌握节奏感，抑扬顿挫，委婉动听，有很强的音乐性。古代齐人听一个叫韩娥的女子唱歌，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叹。我们听潘先生授课也有类似的听觉享受。下课后，不管走路、吃饭、睡觉，耳边总是余音缭绕地响着他的京片子普通话。事实上，许多同学下课后，也不时模仿他，卷着大舌头说话。这样，听了潘先生一年的汉语课，他的京片子普通话，就是“余音绕梁，三年不绝”。
潘先生为人谦恭敦厚，和蔼可亲。下了课，我们常常把他围在走廊上问这问那，他总是有问必答。他让学生张大虎口，或撮起小嘴，不厌其烦地纠正我们不成样子的口型，从“B、P、M”和“Y、W、ü”开始练习发音，潘先生亦张口咧嘴作种种示范。直到开饭铃声响起，同学们急慌慌奔向膳厅，潘先生才夹起皮包离开教学大楼，脚步依然不慌不忙，永远一副斯斯文文的学者风度。
潘先生的教学方法很科学很先进。我记得他教拼音时，在黑板上挂着许多图表，把舌尖、舌根、口腔、鼻腔、声带各个部位在发声中的作用解释得一清二楚，我才知道人人都会的“说话”，原来有这么大的学问。潘先生还说著名的戏曲演员都是“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的，学普通话也必须如此。于是，我和我的同学们早起晨读，常常在浓阴如盖的树林里，在绿草如茵的山坡上，跟着挂在电线杆上的大喇叭传出的播音员的声音，“牙牙学语”，朗诵诗歌，有时还练绕口令。一整年的语音课学下来，我那一届同学的南腔北调，渐渐规范而统一，“林子”里不同的“鸟音”和谐动听多了。我原来是个闽北口音极重的南蛮子，后来有些人听我说话，竟把我当做北方人了。若干年后，还有好几位同学成了高校的汉语教授。
这一切，不能不感激潘懋鼎先生！
当然，让我感激不尽铭记于心的恩师，数不胜数。比如，著名《易经》宗师黄寿祺教授讲授的《诗经》、《楚辞》与诸子百家，让我最初沐浴先秦文学的灿烂阳光；陈祥耀教授讲授的唐诗宋词与“散文八大家”，引领我踏上文学殿堂的门槛；张贻惠教授在讲授古汉语时总是妙语连珠，引人喷饭，然而又往往在这哄堂大笑中纠正了我们在认读和书写古文古字时常见的谬误；文选习作教授钱履周先生那时已是白发苍苍的老者，在我作文本上的圈圈点点与殷殷朱批，无疑让我对文字的感悟增添了些许自信，也许是激励我日后走上文学之旅的一种助力……还有不少名师学者，我在校4年始终无缘聆听教诲，然而，他们的风采学识，则无不令我高山仰止。比如，我刚入学那年在中文系竹篷饭厅举行的迎新联欢会上，学贯中西的黄曾樾教授用法语引吭高歌《马赛曲》，既擅书法又谙音律的程世本老师弹奏一曲《十面埋伏》，那就不仅仅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了。时隔半个多世纪，我至今一闭上眼睛，犹能听到黄老师那苍凉而雄浑的法语歌声和程老师激越而奔放的琵琶曲。
我的人生经验告诉我，人生在世长途漫漫，大学生活应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我们如果是一株桃李，当是园丁们辛勤培育的时候就开始孕育枝头的果实吧；我们如果是一垅麦苗，当是农夫们日日浇灌呵护才能企盼一个丰收的季节吧。“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正是敬爱的师长们以自己的心血和智慧，孜孜不倦地实践这一个“树”字，莘莘学子才能在某种意义上成长为一个真正的“人”。
非常非常遗憾，我在母校就读的那4年时光，正是我们国家开始逐步走向一个极“左”的年代。那些年，运动多于教学，高校教师经历肃反、思想改造的霹雳风暴之后，又是“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拔白旗”等等一个紧接一个政治运动，稍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教授学者，人人成为惊弓之鸟。然而，他们仍然得戴着无形的镣铐踉踉跄跄地登台跳舞，含枚噤声又小心翼翼地上课授业，同时还得提防着盲从无知的人从身后袭来的明枪与暗箭。他们在夹缝中生存，在重压下教学。鲁迅说他“吃的是草，挤的是奶”，那个年代的高校教师尤有甚焉！他们不仅吃的是草，同时挨着皮鞭，再左顾右盼、战战兢兢地挤着自己的奶。每思及此，我就发自肺腑地扼腕慨叹：那个年代我的恩师们真是格外的不易，格外的艰难，又非凡的伟大。
我毕业后第六个年头，“十年动乱”风暴席卷全国。我惦记着母校给我乳汁滋养的恩师们。内子那时尚在母校任教，我就常常向她打听老师们在运动中的际遇。时不时传来的消息总让我提心吊胆：这天听说某某教授上了大字报，隔天听说某某教授被抄了家，后天又听说某某教授戴高帽游街；更让我惊骇万分大惑不解的，是那位文质彬彬、和蔼可亲的潘懋鼎教授忽然被污蔑为什么“特务反革命”，已经关进“牛棚”。再过些天，就传来潘先生含冤自尽的噩耗。中国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平时看来谨小慎微，温文尔雅，到了紧要时刻，他们不堪凌辱，刚烈惊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粉碎“四人帮”之后，潘先生很快得到昭雪平反。然而，一个令人敬重的年轻教授却再也不能死而复生。我想，潘先生一定死不瞑目。在风雨如晦的黄昏，在残星冷月的黎明，他不散的阴魂也许常常游荡在长安山上，大声抗议道：“我是清白的……”
我想，这字正腔圆的京片子普通话，不只是潘先生个人的抗议，而且是“十年动乱”中所有无辜罹难的冤魂的呼号。
岁月匆匆，我走出母校已经半个世纪。然而，只要见到那些文质彬彬的教授学者，只要听到有人把普通话说得抑扬顿挫又字正腔圆，我心头就会涌起余音缭绕的怀念——所有于我有滴水之恩的老师啊，您的弟子，我永远深深地深深怀念您。
（季仲文学院1956级校友，曾任福建
作家协会副主席、福建省文联副主席）老师是兄长亲如一家人——忆王杰官老师◎林达坚
王杰官老师出身教育世家。父亲王邦珍，大家都尊称他为“王邦老”，是我省数学界的老前辈，我们系的创始人。他的夫人、弟弟、子女、媳妇、女婿、外甥等多人都从事教育工作。家族三代人为我省教育事业默默地做出贡献。
王杰官老师原为福州一中知名教师，担任数学教研组组长，1951年调到师院数学系任教30多年，一直到退休。他讲过多门课程，很多留校的年轻教师都当过他的助教，为我系培养了一届又一届的骨干教师。他对这些助教们厚爱有加，在教学相处中从不以“领导”自居，坚持以平等和互相学习的谦虚态度，共同探讨教学问题，以求教学相长。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高尚的师德，杰官老师因此受到晚辈们的真心拥戴和敬重。他在我系担任过多个教研室主任，又是系部门工会主席。他与系里的教职工有着广泛的联系和密切的交往，曾被人戏称为“半个系主任”。
老师曾担任多届的省数学学会秘书长、副理事长和中国数学会理事等学会工作，为我省的数学学会做了大量的工作，屡被评为积极分子。在数学学会工作期间总要与主管部门的政府工作人员打交道，但他经常受到冷遇。过后他总要对我们这些熟悉的晚辈朋友们发牢骚，他是从来不会隐瞒自己的看法的。内心的不快会毫不掩饰地说：“我就是不会摆架子，所以经常被人家看不起。”我们就以开玩笑的方式来化解他心中的不快：“你会摆架子就摆给我们看吧！”我们尊敬他，深知他在对人对事时不管如何“学习”也摆不起架子，尽管他的名字有个“官”字。
老师在担任我系工会主席期间十分关心年轻助教们的困难，谁家遇到什么难事，他都会尽力去帮忙解决，经常主动提出给经济上有困难的教职工予以补助，有的年轻夫妇因一些小吵架也会告到他那里去。他会上门去劝导并以长者自居，毫不客气地批评他们的错误，被“骂”的人也服他这个像家人一样的老前辈。他经常到长安山21号楼年轻助教们的集体宿舍看望大家，有时也下下棋，聊聊天。他走到哪里经常会上传下达上级领导的一些精神，有时也会泄露一些“秘密”。大家都喜欢和他聊天，他来到我们中间总是带来一片欢声笑语。这些记忆是我们多年后都不会忘记的。
老师家住城里一破旧的老宅。宅里有一大片空地种着各种果树，每到收成季节，他便请我们去当“帮工”，一起享受收成的快乐。去他家时，师母总是出去买一些好吃的来招待我们，我们的王老师总会说：“不要再去买了，他们不是什么客人。”这是他把我们当成自家人的感情的自然流露。反过来，我们这些年轻人也是把他当成自家人一般。他工资比我们高得多，我们一起出差时，经常让他请客，当时叫做“平调一下”，用这种政治语言来开玩笑。他也会经常请我们去小吃一下。他住城里，早上为赶公车，来不及吃饭，就到街上买好多油条赶到我厨房，喊着小朋友一起来吃油条，他快速吃完饭就赶去3号楼上课。我的小孩会用刚学会的福州话尊称他“老依伯”，他十分高兴，还经常送一些小人书给我家孩子看。现在，长大成人的孩子们还不时会回忆他们心中可亲可爱的老王伯伯。
1985年师大分配教授房，他本来可以住进阳光新村（他城里破旧老宅是师母娘家共户的），但他主动放弃这个权利，让给更需要房子的老师，可是以后旧屋拆迁，他与师母搬到面积很小的套房居住了。不久，师母先他离世，他十分伤心。师母当小教支持他读完大学，他们勤俭持家，养育了5个子女，度过了多个子女“上山下乡”的艰难岁月，他在失去师母之后几年也走到了人生的终点。
杰官老师新中国成立前就积极参与支持进步学生的爱国运动，受到国民党特务的威胁，上了他们的黑名单。新中国成立初，曾被提名当市教育局局长，但因他的同门许亚（时为福州市市长）为避嫌而反对，从而没有让他走上当官的仕途，还是当他的老师。但终其一生，他也不是当官的“料”，他当了一辈子老师，桃李满天下。这些学生也有不少人当了官，曾任我校党委书记的林可华和校长朱鹤健都是他的学生，他们一提到王杰官老师，总流露出对他敬重有加的亲切感情。他的学生中，更多的是奋战在教育战线上的骨干教师。最近，福州一中设立了由他的学生吴从炘（1948年福州一中学生，后进入大学读数学专业，现为哈工大著名教授、博士生导师）为首捐助设立的，以其恩师命名的“王杰官奖学金”，这件事让我深为感动。杰官老师虽然离开人世多年，但他对学生亲如兄弟，像家人一般的高尚情操是留给学生们的一份享之不尽的珍贵财富，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林达坚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1956级，副教授）师恩似海终生难忘
◎何永华
光阴荏苒，冬夏更替。转眼间，大学毕业已近半个世纪，但在大学母校的许多往事仍历历在目，尤其是和三位恩师的情谊更终生难忘。我的三位恩师是：吴连藻、方如英和汪庆安老师。他们三人都是上海籍人，且又是研究生毕业。他们又都是1958年来到福建师院外语系（今师大外语学院）任教的。
本人于1958年考入师院外语系俄语专业。当时一个年段设四个班，每班只有15人（是小班）。方如英老师就任我们（2）班班主任，吴老师是大三（1960年秋起）接任我班班主任的。汪老师则是从大三起教授我们的语言学。三位恩师虽只分别教授我两年的课程，却在我心中树起了崇高形象，并与我建立了亲密无间的浓浓师生情谊。
时至今日，我仍能清楚地记得：我们入学第三天，方老师就为我们班逐个认真检查俄语33个字母的发音，她还特别注意观察每位同学每个字母的发音部位并随时给予纠正。要知道，俄语的字母不仅数量比英语字母多，且发音难度也更大，尤其是那个颤舌音“P”的发音，曾经难倒过不少的初学俄语者；语法也比英语难得多！方老师循循善诱的良苦用心，给我们留下了鲜明的第一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