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适应“大跃进”年代的形势，入学才一个月，我班就被派到古田县一个叫鹤塘乡的山区参加炼铁劳动。在为期一个月的大炼钢铁的劳动中，作为班主任的方老师，既要负责带领并安排我们的日常劳动任务，还要与我们一起参加洗铁砂、拉风箱等较繁重的体力劳动，她那吃苦耐劳的劲，真让人难以相信她出生于大都市上海。不仅如此，为了不使我们因劳动过多而影响学业，她还千方百计地充分利用劳动间隙的休息时间，抽空为我们补习一些专业知识。
劳动结束返校后，直到大二下学期近两年时间里，在方老师的辛勤教导下，全班同学学习积极性很高，使我们在大学前两年的基础学习任务完成得较好。也许是工作过于操劳，我们敬爱的方老师不幸英年早逝，于1988年病故。20多年来，每当我想起她，心中总是充满感激和痛惜之情！
进入大三直至毕业这两年间，不仅学习任务更加繁重，更遇上国民经济正处于最困难的时期。正当年轻力壮的我们，给的是每人每月28斤大米、4两油和半斤肉的定量供应，怎能填饱肚子？学习的紧张、生活的艰苦，使不少同学感到吃不消，想打退堂鼓。幸好得到班主任吴莲藻和课任汪庆安两恩师的言传身教、鼓励、帮助，莘莘学子的心才得以慰藉、安定下来。在恩师热忱、乐观、坚毅的精神感召下，全班同学更坚定发奋读书、报效国家的信念。“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现在回想起那些年艰苦的经历，倒觉得是一笔金钱难买的宝贵精神财富。
1962年秋，我从师院外语系毕业，由省教育厅统配来到闽清三中任教，一直到1998年2月退休。50年来我人虽已离开了母校，可拳拳学子之心却时刻系念着母校和昔日恩师。多少年来每逢到福州，也总会抽空去长安山观赏校景。母校的巨大变化，使我感叹不已，种种情思又促使我总是乐于与母校及昔日恩师经常保持着联系，互通信息，从而也使自己获益良多。例如，我所任教的老本行——俄语，在停开15年之后，因工作需要，学校又要我重操旧业，从1981届招入的两个两年制高中班再开设俄语。因自己多年未教，加之教材内容又较深，在教学过程中有时难免遇到这样那样的疑难题。此时又想起两位恩师。只要一个电话，吴、汪两恩师总是不厌其烦地为我及时解答，给我的教学工作帮助甚大。2001年春，我在闽清县城购房，一时资金紧缺，两位恩师得知后，及时分别给我贰万元的无息借贷（两年之后才奉还），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同年9月4日上午，得到母校办公室韦群同志（汪老师之爱女）电话通知，使我有幸参加原外语系旅港校友返校座谈会，会见到惜别多年的大学4年同窗好友，欢聚一堂，畅叙阔别之情。2002年11月又有幸被邀请回母校参加95周年华诞隆重庆典，并在当天晚会前与时任校长李建平相识。他还热情地说，等母校下次华诞盛典时邀请您参加。果真2007年11月16日，我又被邀请回校参加在旗山新校区举办的百年华诞隆重庆典活动。那时的感慨激动之情难以言表。2011年的6月1日在师大外语学院（母校仓山校区）五层会议室成功举办了一场不同寻常的（大学毕业分别48年后才举办的）老同学聚会。我们的昔日恩师、班主任吴连藻老师，那天早饭后乘公交提前半个多小时就抵达那里等候我们。而汪庆安老师因有要事回上海老家无法亲临聚会，她还特意交代其在院办工作的爱女韦群同志一定要尽力多为我们的聚会给予大力支持、协助。座谈会上我们向母校领导敬献了一幅书法对联：“李桃竞秀为师表，薪火相传耀译林”，以表感念之情。我们敬爱的吴老师在座谈会上作了意味深长的发言，会后还专门用俄文写了一封信给我。
鉴于两位恩师都年逾八秩，我们在聚会后还特为他们各裱制一幅中堂，上书：“耄耋恩师添鹤寿，芬芳桃李沫春风”以祝寿。
2012年6月份，我与老伴与昔日恩师汪老师同赴俄罗斯旅游。从俄返回后，本人也撰写一篇《旅俄散记》。我的不少弟子得知此事后，都很羡慕，有的还风趣地对我说：“何老师，您都已过古稀之年的人，你的大学恩师还健在，还能与您一起出国旅游，你真是有福气啊！”
回忆自己几十年教学生涯，我总是仿效吴、方、汪三恩师那样言传身教、诲人不倦。师生情似亲情，胜似亲情。我退休时，学生曾用龚自珍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写成条幅送我。我想应转赠给三位大学恩师更适当，我还想赠他们拙诗一首：“尊师辛苦不为财，桃李芬芳血汗栽，犹似园丁春化雨，但求辈出栋梁才。”
（何永华外国语学院1958级校友，曾任教于闽清三中）我的老师
◎蔡健民
说起老师，首先想到的就是教授。教授是大学的风向标，是大学的灵魂。在一个大学里，只要有一批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崇高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养出优秀的人才，从而成为名校。因此，荟萃一批博学敦行的教授，不但是学校的实力、名片，也是学校的魅力、荣誉。
1960年我考进福建师院地理系。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那时我国大学处于既没取消原有职称又不评不聘的状态。所以，教授都是“老”教授、“旧”教授。当时地理系的教授有五位：林宗熹（系主任）、王宠（地质）、余泽忠（水文）、文焕然（历史地理）和林观得（地质）。但是他们有的因病、有的另有职务、有的因政治原因而不能上课。
给我们上专业课的老师除余泽忠、文焕然两位教授外，理所当然就是资历较深、教学优秀、科研成果丰硕的赵昭炳、傅祖德、陈佳源等几位了。拿今天的话说，他们就是“领军人物”、“学科带头人”，大家习惯称他们为“先生”，以表示尊重与区分，即“不是教授的教授”、“民间教授”。
还有一批相当优秀的讲师唱主角、挑大梁，为我们上基础课。如王耀东（地质），陈由基（测量），席廷山、吴幼恭（自然地理），黄公勉、林伟民（经济地理）。同时，有一大批年轻有为、年富力强、新中国培养的助教，他们大部分是本系毕业，外送名校名师对口进修深造，再回校任教，活跃在讲台上、教室里、实习中。因此，地理系的师资力量不但在师院各系中有地位、有实力，即使在全国高师地理系中，也是摆得上位、靠前的。
当年活跃在俗称“四根大柱”的地理楼里的众多老师中，余泽忠、文焕然、赵昭炳、傅祖德、林观得等五位教授给我留下毕生难忘的深刻印象。
首先是余泽忠教授，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研究院，获得理科硕士学位。中等身材、挺拔硬朗、头发斑白，透出学者的气质。那个时候不兴穿西装，否则他配上一套深色西服，肯定会十分潇洒儒雅。由来他主讲《各洲自然地理学》，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他在讲课中很注重地理环境各要素之间的联系。他讲课善用长句来做强调，很长的句子一口气讲下来，中间从不断开。在讲述完一段后略加停顿，然后用“在这个基础上……”来承接，继续讲下一段，借以强调第一个因子与第二个因子的依存关系。第二段讲完了，稍稍停顿后，仍然用“在这个基础的基础上……”句式（多了一个“基础”），继续讲第三段，进一步强调第三个因子与前二个因子的关联。接着第四段，依然是同样方式、同样句式：“在这个基础的基础的基础上……”，用3个“基础”来强调各因子的相互依存关系。如此应用下去，一节课我们常可以听到三五个，甚至六七个“基础”，留下极深的印象。
在毕业典礼上，他以系主任的身份发表临别赠言，语重心长，寄望殷切。“学习是不受空间和时间限制的，学无止境呀，同学们，努力再努力。”这些话至今犹在我的耳畔回响，不敢忘怀。“十年动乱”以后，在省水利学会活动中我们多次相遇。老教授比先前老多了，瘦多了，背也驼了，却从不提起在“十年动乱”中吃的苦头。他还认得我，记得我，对我鼓励有加，殷切之情，溢于言表。
他兼任省地理学会理事长、省港口航道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专攻水文学，于河口、海洋水文造诣很深，对我省闽江和三都澳的水文特性尤有深湛的研究，并取得丰富的成果。他的《闽江中下游冲淤问题的探讨》一文，得到省内外专家的好评，认为：“此文以水文为中心，上挂地貌，下连沙泥，正是当今缺门所在。在国内尚未多见，甚至于可以说是第一篇。”他的《水口水电站建设与闽江中下游生态环境关系的预测》、《三都澳港口论》和《论三都澳是世界一流天然良港》，对水口电站建设和三都澳的开发利用有积极意义和贡献，被誉为“近年我国水文学上少见的良好论文之一”。
其次是文焕然教授，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师从我国第一代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他总是穿汉装，很朴素，高个子，秃顶，戴一副深度眼镜，镜片厚得像玻璃杯底，是一位古朴实在、学识渊博的学者。上课时他总提着一大网兜的书放在讲台边，到底是自己要备查，还是要向我们推荐？却从未见他说明过。
他主讲《中国自然地理学》，口才实在不敢恭维。可是他写的讲义却立论新颖、结构严谨、内容丰富、文字流畅，可谓字字珠玑、鸿篇大作。我觉得读他的讲义比听他课更有收获。文先生写出的《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秦汉时代黄河中下游气候研究》、《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历史时期中国森林的分布及其变迁》等名著，为我国历史生物、气候地理研究做出开创性贡献。尤其是他在历史时期野生动物地理的研究方面，论述了几十种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在地理分布上的变迁，从而奠定了他作为一名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的地位。
其实，给我们上课最多、课时最长、印象最深、影响最大的是赵昭炳先生和傅祖德先生。赵先生给我们上《中国自然地理学》、《区域地理研究法》等课程，傅先生则给我们上《中国经济地理学》、《经济地理综合研究》等课程。
赵昭炳先生，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曾师从我国著名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竺可桢，专攻地貌、自然地理综合研究，著述甚丰，撰写和参编30多部著作，发表了百余篇论文。其中，《中国自然地理》等多部专著分别获优秀科技成果奖、优秀科技图书奖。
他的课上得好，不但内容充实、重点突出，而且语言简练、逻辑性强，板书清秀工整。虽略带江浙口音，却吐字清晰、声音结实，口齿清楚而没有废话和“这个”、“那个”拖腔。听他上课，不但是在学习知识，更是一种享受。
傅祖德先生，我至今尚不知他的学历和简历，却早就耳闻他博学强记、学识渊博、涉猎甚广，无所不精。虽然1957年被打为“右派”，却依然谈锋甚健。
傅先生的课很受学生欢迎，而风格却与赵昭炳先生迥然不同。他头发疏少，戴着一副黄色塑料镜架的眼镜，断了腿的镜架用白胶布缠着，穿一双反皮的地质登山鞋，似有几分寒酸。他上课时只带一本小讲义夹，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两节课娓娓道来，因前果后、脉络清晰，层次分明、条分缕析，闽江河水似的流畅。傅先生声调偏低，但语速适中、句句连贯、不重复也没有拖腔废话，很适合学生作记录。
他的板书很独特，从不写片言只字，黑板上只见一、（一）、1、（1）诸如此类的序号。这个层序是他自己设定且固定不变的。在第一次上课时，他就开宗明义专门解释这种层次关系与表示方法，目的在于方便我们记笔记，认清上下承转的关系。
傅先生主编的《中国人口——福建分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福建省》影响颇为深远。晚年他在《从猿到人的漫长过程中的人地关系》一文中大胆提出，需要认真学习和思考马克思、恩格斯原著中关于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辩证统一关系的论述，并根据人类社会的实践经验，主要是我国的经验来认真剖析，这在20世纪末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说到赵、傅两位先生，就不能不涉及他们理论联系实际的风格，涉及他们除了授课育人外，还积极承担参与我省跟地理学有关的重大课题研究，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这也是地理系十分鲜明的特色与风格。
最出名的是傅祖德和陈佳源在农业围垦热潮中，敏锐地洞察未来对港口资源的巨大需求，有效地阻止了对湄州湾的农业围垦，并向省政府提出建设“国内不多、世界少有”深水港的建议，得到采纳。之后，他们又积极参与湄州湾国土规划，为福建沿海港口的开辟和临港工业基地建设做出贡献。
赵昭昞、吴幼恭、郑达贤等主持或参加福建省海岸带滩涂资源调查、海岛资源调查、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旅游资源调查、武夷山和梅花山等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福建沿海防护林带更新研究等多项工作，为福建区域发展、国土整治与规划、农业区划与农业资源调查、城镇规划与城市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得到省政府、省直部门的采纳与赞赏。
地理系还有一位传奇色彩甚浓的教授林观得。林先生于193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地学系，是当时中国寥无几人的地质学者之一。后来到美国克拉大学留学，获美国西北大学地貌学硕士学位，曾任美国埃姆利大学讲师，在福州名气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