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读大三时，他得以重登讲台主讲《各洲自然地理学》。当他历经劫难，再执教鞭时，我们是有幸能听他授课的极少数学生。他操一口夹杂着长乐口音和英语单词的普通话，有点怪腔异调，加上他特长的脸上戴着金丝框眼镜，真像是洋学者。他的口才并不算太好，但上课注重师生互动，颇有独特之处。记得他在讲授澳洲时，带来大量的图片、照片、幻灯片，让我们自己看，他只不过穿插说一些亲历、亲睹、亲闻的风土人情而已，别开生面、十分有趣。如此丰富的资料，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收集整理的，从中可见他的敬业精神。
他的诲人不倦精神，我有过亲身的感受。当他听说我对地质地貌学有兴趣时，就慷慨地拿出他自己写的论文，以及王宠先生的旧作借给我学习，还几次过问论文读到什么程度，有什么问题。其实我与他并不熟悉，也没有交往，只不过上课时彼此见面而已。这种精神确实令人感动。
过后不久，政治又再度“突出”，他自然是不能再上讲台了。“十年动乱”时他再次身陷困境，雪上加霜，所受的折磨可想而知。动乱过后，他不言个人冤屈，不计历史恩怨，以古稀之年积极倡导在福建师范大学成立了国内第一个海平面研究室，出国参加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举办的科学讨论会。林先生研究福建地质地貌及海平面变化，著述甚丰。他提出的“福建海岸以升为主、多次升降”的论点，纠正了外国专家长达几十年对华南海岸的不正确定论，创立了“福州湾”、“东山陆桥”等地学概念，研究第四纪以来福州海侵的过程，受到国际地学界的关注。在他80岁高龄之际，出版了《海平面》专著，既是他多年研究海平面的经验结晶，又是对国际海平面领域的后续研究成果。如今，海平面上升带来的危机，正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使我们更加感念这位有前瞻目光的学者。
大学生活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我的老师有的驾鹤西去，有的垂垂老矣，但是长安岁月依然历历在目，恩师形象永驻心间，使我终生难忘。
（蔡健民地理科学学院1960级校友，
曾任福建省水利厅巡视员、副厅长）一份特别的爱，一份特别的情
◎邓国天
1960年的秋天，我跨进了福建师范学院生物学系的大门。虽然半个世纪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我却一直记着那份特别的爱。
我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生物系报到的。因为我小时候患了“小儿麻痹症”，右腿神经肌肉萎缩，短了8公分，右腿畸形。高考时幼稚无知，自以为学习成绩不错，报了许多省外大学，最后一个志愿随便填上“福建师范大学生物学系”。当我收到入学通知书时，我才紧张起来：我当得了教师吗？甚至想到要过体育课这一关都会感到害怕。
秋日雨后的一个上午，我拎着行李，脚穿短筒雨鞋来到生物系。一进校门，一位坐在报到处边的女教师一下子叫出了我的名字。我还记得当时受惊的一幕：她留着短发，圆圆的脸上戴着眼镜，慢慢地走到我的身旁，仔细看了看我，然后微笑着向我点头，轻轻地说了一声：“这里报到！”后来我知道她叫黄崇勤，是负责我们这一届招生工作的。当时我只惊奇她为什么能叫出我的名字，想想自己走路特别，一下子被认出来也是十分自然的事。几天后，我的高中校友，比我高一届的生物系学生陈淑贤同学告诉我，暑假时黄崇勤老师打电话向她了解了我的情况……再后来，我也知道，我的高考档案在她的办公桌上放了3天，前面几所学校都盖上“体检不合格”……我们那一年高考，录取率很低，哪怕招不到好学生！我们那个年代，要打个电话到惠东农村找人谈何容易……我是幸运的，我上大学了！
新生入学教育以后，我紧张的心才慢慢放松下来。第一学期的辅导员是林善钊老师，他对我也是特别的关怀和爱护。他帮我申请了体育课免修，鼓励我好好学习，大胆参加班级各种活动。不久，他推荐我到系团委和系学生会工作。后来的大学4年我一直是生物系分团委的委员。宣传工作正好能发挥我的书画特长，它使我去掉自卑感，增强了自信心。当时生物系有一个独立的有线广播电台，除了转播长安山总台的节目之外，每天中午有自办的节目，要发动各班级投稿，组织编辑和播音两个组进行工作，轮流值班。系大门内有一个由三大块大黑板组成的宣传栏，每月出一期黑板报，要组织稿件，画刊头、插图……我接手这个工作以后，改用广告颜料代替粉笔画刊头、画插图和写通栏标语，使黑板报在太阳暴晒下也保持鲜艳色彩。有一年在长安山举办全院黑板报展评，我们生物系和艺术系同得一等奖。4年的宣传委员工作使我的文字表达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都得到锻炼，政治思想水平也有一定提高。1961年7月，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63年被评为优秀团干，同年，获得全院学生书法比赛一等奖。
生物系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和优良的学习风气，众多知名教授亲自为我们上课，严谨的教风、严格的要求使学生不敢怠慢。我记得刘团举和吴昆平老师那时已当副系主任，他们主持大生物学教学，介绍DNA双螺旋结构这部分新内容时，先请了七八个学习比较好的同学到生物楼办公室听老师试讲一遍，问我们哪些听不懂，第二天才在大班上课。老师要求学生上课前要先预习，看不懂的、有问题的写出字条。再如实验课，违反实验操作步骤的要重新再来。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生物学、动物学、植物学、解剖学，都有实验课。化学实验要到华南地区，经常要做到很迟，天黑了才回到生物系。虽然我们那时候的教室是由马棚改造成的简易教室，既阴暗又潮湿，但是教室门外就是一棵华盖参天的异叶南洋杉，北边教室窗外，还有两棵高耸入云的毕氏南洋杉。优美的生物园引领我们去探索奥妙的生物世界……
为了不因社会工作影响学习，我每年都有一个暑假或寒假留校读书。平时抓紧时间，将每周的课余时间做了安排，列成一个计划表：完成作业，复习旧课，预习新课，社会工作，机动时间……有条不紊。由于主观上很警觉，学习很专注，我各科的成绩都还不错。二年级和三年级时，辅导员都安排我给低年级的同学介绍学习经验。我从“忙”字的字源说了计划的重要性，并展示了每周的学习计划表。
生物系的4年大学时光是极为充实和快乐的。1964年毕业时，我是生物系仅有的3个留校同学中的一位。我被分配到政教系工作。以后学校又送我到华东师范大学自然辩证法研究所进修，从事自然辩证法，即科学技术哲学的教学工作。生物系的学习给了我广阔的自然科学知识背景，培养了实验科学精细思维的习惯，这对于我后来从事的科学社会学、生态自然观的教学和研究都有很大的帮助。它与哲学、社会科学宏观的视角和辩证思维的结合，让我终生受益。1985年，我关于科学社会学方面的文章被光明日报《百家争鸣》副刊和其他书刊转介；1986年获得福建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1987年晋升为副教授。我都把这些小小的成绩与进步与我原来生物系的老师和领导分享，因为在“十年动乱”中，他们曾因招了我这个有残疾的学生受到所谓“清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点名批判。这算是我对他们的一点安慰。
而今，生物系的有些老师和领导已经谢世，我也进入古稀之年。但是，对于培育我的生物学系，我仍然怀着一份特别的情。
（邓国天生命科学学院1960级，曾任马列部
总支书记、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星光灿烂——怀念中文系的老师◎陈志泽
1962年，我在填写高考志愿时，毫不犹豫地将几个主要志愿全都写上福建师大（那时叫福建师院）中文系。9月，阳光明媚的一天，像是到一个离家不远的亲近的地方去，我搭乘一个熟人的货车奔赴我的梦想……
我报考意愿如此坚定，最重要的原因是福建师院中文系具有强大的师资队伍，这是闻名遐迩的、有公论的，对于正在做着文学梦的我来说，吸引力实在太大了。而等到我学习生活开始后，我才知道，师院中文系的教学风范，老师们的卓越才智，系里浓厚的文学氛围，远远超出我的预期。我的选择岂止没错，简直可以说是非常高明。
一年级，给我们上《文选与习作》课的是俞元桂老师，那时他是副教授、副系主任，在我们的心目中本已有很高威望，上过课，他的威望更高了。一次讲解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他把人物形象分析得透彻又生动，平时他的脸上就总是挂着亲切、和蔼的笑，这时，他的笑透露出丰富的潜台词，更具有微妙的韵味，同学们的情绪都被感染了，也一次次回应他会心的笑声。俞老师善于精辟地将自己几十年积累的渊博知识传授给学生，无形中也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教书育人的楷模形象。他在给我们作入学训导时指出：“心中的书要多，案头的书要少。”这一句概括了深刻读书道理的话，从此像一盏灯，闪亮着，指引我在书海里航行。我与俞老师的师生情谊一直保持到离开母校后的几十年。1992年底我准备出版一本文艺鉴赏文集，想请俞老师作序，但那时他已身患重病，虽是经过治疗恢复得很好，我还是担心他的身体，便先写信询问。没料到，信才寄出几天，立即收到老师的回信。信上说：“为自己学生的作品作序，我以为是一种很好的享受，比欣赏阳台上盛开的花朵还够味。”要我立即将书稿寄去。可是不久，老师的病情又再次恶化，再度住院前，他将序的草稿寄来，以不能抄正为歉，要我“代劳”。读这一篇留下他认真修改笔迹的序叫我感动不已！这一字一句，是他在生命遭受到极大威胁的时刻，一笔一画写出来的啊！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在临终前，还给我来了一次信，说到他要送给我他将要出版的散文集《晓月摇情》。信中一句“无论如何，将来按我的名单奉送……”紧紧揪住我的心。他的这封信，字迹已不像从前那样清秀，甚至许多字写得不太清楚，有的轻如游丝，有的叠到一起，但他的睿智、机敏、泰然自若还是让我惊叹。信没有结尾，没有署名——他的生命已经耗尽……
二年级，为我们上《文选与习作》课的是郑锹老师。他是作家，以“燕青”为笔名发表过许多作品。碰上这样一位作家老师是我们的福气！我们院艺术团合唱队还请他为大合唱的歌曲作词。他很注意仪表，年轻、潇洒，穿一件浅蓝色开襟羊毛衣，别具风采。他的作家、艺术家气质决定他的课堂堂精彩。他是最早发现我有一定文学才能的大学老师。一次上课，他将我的诗歌作文抄写在黑板上讲评。诗的优缺点在他的“显微镜”与“放大镜”下被凸显出来，让我深受教益。那是一次手把手的细致引导，至今难忘。走上工作岗位后，我仍像当年缴交作业那样，时常将我的习作寄给他教正。1983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散文诗集《相思树》，他接到书后，立即满腔热情地写了评论《浓烈而明丽的诗情》，发表于《福建师大学报》1984年第一期上，给了我巨大的鞭策与鼓舞。
配合俞老师、郑老师上《文选与习作》课、批改我们作文的是高素霞、练向高、王耀辉老师。他们都是十分优秀的青年教师，给予我们深入、细致地指导与具体帮助。那时我任系里《闽江论坛》主编，王耀辉老师负责指导我，又多了一些接触。他的亲切、诚恳让我感受到慈父般的爱护与关怀。数10年后，我有一本《论评与歌吟》请他写序，他没有二话，带病撰写，给了我很大鼓舞。文艺理论课对于我们是陌生的，可能还是枯燥的，没想到郑松生老师把这门课上得那么新鲜、有味，让我们产生了浓厚兴趣。郑老师上课时常有瞬间的停顿，目光先是注视着我们，随即左右扫视，似乎在期待着我们的思考和回答。为了某种表达，他有时还会把声调突然提高……陈祥耀老师的古典文学课大大提升了我们在中学时对古文的理解。他很有针对性地采用深入浅出的教学方法，干净利落而又淋漓尽致的讲解，让我们很快明了并吸收了课文的精髓。离开学校后，他多次赠送我《五大诗人评述》等多部学术专著与书法作品集，对我的关爱一如当年。李少园老师讲课字正腔圆、一丝不苟，他注意师生的互动，课堂上气氛活跃。课余，他时常与我结伴在“教工之家”乒乓球室挥拍对垒。
师院中文系的老师自然不可能都为我们授课，有的老师只是见过面，但也留下深刻印象。例如李联明老师，他是口才极好的“名嘴”，终于听到他的一次讲座，领略了他高超的讲课艺术。
当时我们班级创办了刊物《飞舟》，系主任黄寿祺教授竟欣然应邀为《飞舟》题写了刊名，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与支持。那时系里文学创作氛围比较浓厚，学生写作、投稿，黄先生既给予肯定与鼓励，又时常告诫学生，一定要首先学好功课，切勿本末倒置。
老师们的教导、培养让我终生受用，我从心里感恩师院中文系！
（陈志泽文学院1962级校友，曾任泉州市
文联副主席、泉州市作家协会主席）春风一沐三十年——回忆我的大学老师◎陈成龙
我是1973年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来到师大学习的。由于工农兵上大学是“新生事物”，校领导、老师对我们学员都很关爱。系里安排给学员上课的都是教学能力很强又很负责任的老师，这些老师都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