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众多饮食礼仪中，宴饮之礼最有代表性。传统的古代宴饮礼仪是按阶层划分的，有宫廷、官府、行帮、民间等，而现代的宴饮礼仪只有主客之分。传统饮食礼仪的一般程序是：主人设宴，首先是邀请宾客。士大夫阶层要恭送请柬，写明缘由。一般百姓也须派专人传话，口头邀请。越邀请得早越表虔诚，“三天为请，两天为叫，一天为提”。赴宴也有礼节，不可空手去，总要带上礼物。去迟了主人会不高兴，去得太早又有失风度，以适时到达为宜。到了设宴的当天，主人要在门外迎接宾客；客人到，要对客人致以问候，并带到客厅里小坐，给客人上茶水点心；为客人安排好座次，引导客人入座，“英雄排座次”，是整个中国宴饮礼仪中最重要的一项。座次的讲究很严格，“尚左尊东”，“面朝大门为尊”。一般来说以左为首座，相对者为二座。首座之下为三座，二座之下为四座。家庭宴请，首席为辈分最高的长者或地位最尊的客人，以下论资排辈，安排座次，请客主人一般坐在末位陪客。如果是圆桌，则正对大门的为主客，左手边依次为二四六坐，右手边依次为三五七坐，直至会合。要是八仙桌，如果有正对大门的座位，则以右为上，正对大门一侧的右位为主客，如果不正对大门，则面东的一侧右席为首席。然后首席的左手边坐开去为二四六八座，右手边为三五七座。如果为大宴，桌与桌间的排列也很有讲究。首席居前居中，左边依次二四六席，右边为三五七席。根据主客身份，地位，亲疏分坐。首席没有入座，大家都不能入座。凡是被推让到首席的人，在入座前总要对在场的所有人都拱手致意，表示感谢众人的抬举，然后才可入座。通常是客人先入座，主人最后入座。但如果是尊长者宴请卑幼者，仍然是尊长者先入座，然后卑幼者才入座。
宴席上，菜肴的摆设有严格的规则。《礼记·曲礼》说道：“凡进食之礼，左肴右被，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脍炙处外，疏酱处内，葱片处右，酒浆处右。以脯俗置者，左朐右末。”大意是带骨的肉要摆在左边，切好的大块肉要摆在右边；饭要摆在左边，羹汤摆在右边，仔细切好的烤肉要摆远处，酱醋类放在近处。葱等调料放在旁边，酒水饮料和羹汤放置同一方向。如果要分开陈列干肉、牛脯等食物，弯曲的放在左边，挺直的放在右边。
斟酒上菜也很有讲究。《礼记·少仪》就有详细记载，上菜时，要用右手握持，而托捧于左手上；上鱼肴时，若是烧鱼，以鱼尾向着宾客；冬天以鱼肚向着宾客的右方，夏天以鱼脊朝向宾客的右方。现代上菜规程则注重上菜先冷后热，热菜应该从主宾对面席位的左侧上。上单份菜或配菜席点和小吃先宾后主。上全鸡、全鸭、全鱼等整形菜，不能把头尾朝向正位。斟酒由宾客右侧进行，先主宾，后主人；先女宾，后男宾。酒斟八分，不得过满。
在用餐过程中，也有很多的礼仪要注意。《礼记·曲礼》就提到和别人一起吃饭时，不要只顾着自己吃饱；吃饭时，要把手洗干净再进食；不要用手搓饭团；吃剩的饭不要放回锅中；不要不停地喝酒喝得满嘴淋漓；吃菜喝汤不要狼吞虎咽和发出不必要的声音；不要啃骨头；不要当众剔牙；不要把咬过的鱼肉又放回盘碗里；不要大口囫囵的喝汤；不要当着主人的面调和菜、汤。除此之外，还应该注意上菜后不要立即取食，待主人示意开席后再进餐；若菜、汤太热可以稍待凉后再吃，不要用嘴巴去吹；夹菜时，不要在盘子里翻来翻去。主人给客人桌菜时，无论喜不喜欢，都得把它吃完，那是对主人的尊敬。
服饰与礼仪
传统中国是所谓的“礼仪之国”，凡事都讲究是否合乎礼仪，就连穿衣戴帽也不例外。我们知道，服饰本来是用来御寒保暖和蔽体遮羞，但在礼乐制度下，服饰却成了“礼”的载体，是一个人身份地位的外在标志。各阶层的成员，在服装的质地、款式、颜色等方面有严格的规定和限制，不可随便逾越。这就是独具特色的中国服饰礼仪。
我们首先从质地谈起。在棉花传入我国之前，古人的衣料只有丝织品和麻葛织品两类。丝织品的种类很多，有绫、罗、绸、缎、锦、绡、绢、缟、素、缣、绮、纨等，这类衣料价格昂贵，只有贵族和上层社会人士穿着。平民百姓一般只能穿麻布衣和葛布衣，所以叫“布衣”。
中国古代对服装的质地有许多严格的规定。比如刘邦曾经下令：“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罽。”规定商人不能穿带有图案花纹的细绫细葛料子制作的衣服。武德四年（621），李渊规定未入流官吏、庶人、部曲、奴婢可以穿绸。唐文宗重申旧制：没有官身的人，只能穿粗葛布料子的衣服。金朝对服装质地的控制较松，据《金史·舆服志》所载，庶人许用绸、绢布、毛褐、花纱、无纹素罗、丝绵做衣料，头巾、腰带、领帕准用芝麻罗制作，兵卒准用无纹压罗、绸、绢布、毛褐。明朝朱元璋下令商人只能用绢、布，而不得衣绸、纱之服。
再看款式。我国传统的礼仪可分为吉、凶、军、宾、嘉五类。与五礼相对应，古代中国对上述各种场合的着衣装束也有相应的规定。祭祀天地，在宗庙要着冕服；遭遇凶事时，只能穿戴象征凶事的服饰；从戎要着军服；朝会之时着朝服；喜逢嘉事时，相应只能穿戴嘉事的服饰。
五礼的服饰从款式到色彩在诸多方面都有差别，即使是同属一个礼类的服饰，也会因为社会角色、地位的不同而彼此有一定的差别。《周礼》规定：王祭服之制为六冕。周代凡有祭祀之礼，帝王百官皆穿冕服。其中包括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周礼·春宫·司服》云：“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与其用事。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则衮冕；享先公飨射则鷩冕；祀四望山川则毳冕；祭社稷五祀则稀冕；祭群小祀则玄冕。”凡冕服都为上玄衣而下纁裳。冕皆玄上朱里。它的旒数含有等差。衮冕则十二旒，每旒十二玉，用五彩玉贯串之，前后二十四旒，共用玉二百八十八颗；鷩冕九旒，前后共十八旒，计用玉二百冕服十六颗，毳冕七旒，絺冕五旒，玄冕三旒，每旒用五彩玉十二颗；这是指以典礼的轻重大小来分别所应服的天子冕服类别。至于随从臣等，另有详细规定。司服职又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絺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这是以亲疏贵贱或职位高下而定各官的冕服形制。在这里，公与天子可同服衮冕，侯伯可同服鷩冕。但虽如此，仍要加以区别即虽同为衮冕服，所戴的是冕旒。虽也九旒，而每旒是用九玉，而不同于王的旒用十二玉；且所用的玉为苍、白、朱三彩，则公的衮冕旒前后共用玉一百六十颗，比王的旒减少一百二十六颗玉。以下臣等。如侯伯，鷩冕七旒，旒用七玉；子男毳冕五旒，旒用五玉；卿大夫玄冕则有六旒、四旒、三旒、二旒等之差别。
其实不仅官员，下层人民的服装款式也有区别。李商隐《杂纂》说：“仆子著鞋袜，衣裳宽长，失仆子样。”“衣裳宽长”是有身份的人服装，仆人是不能宽衣博带的，只能一身短打扮。这种服饰规范一直到民国时期都还存在。比如鲁迅先生笔下，咸亨酒店里的下等人都是一身短打扮。站着喝酒。孔乙己虽然穷得只有几文大钱，只能站着喝酒，仍然要穿着长衫，尽管那长衫已经“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
再看服装的颜色。传统中国服饰的礼仪和等级区分，也表现在服饰的颜色上。《论语·乡党》里说：“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绀”是天青色；緅是铁红色。饰是指滚边、镶边。古代大红色叫“朱”，红和紫都属此类。亵服，本指内衣，也可指平常居家休闲时的服装。古代黑色是正式礼服的颜色，而“绀緅”都近于黑色，所以不用来镶边，为别的颜色作陪衬。朱红是很贵重的颜色，所以也不用来做亵衣。
隋唐以后，服色等级制度高度强化，服裳颜色形成了一个严格的等级序列，这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品色服”制度。隋朝规定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以穿紫袍，六品以下的官员分别用红、绿两色，小吏用青色，平民用白色，而屠夫与商人只许用黑色，士兵穿黄色衣袍。唐朝武德年间规定，亲王及三品以上用紫，四品、五品用朱，六品、七品用绿，八品、九品用青，流外官、庶人、部曲、奴婢用黄、白二色。上元元年（674），高宗又“敕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带；四品深绯，五品浅绯，并金带；六品深绿，七品浅绿。并银带；八品深青，九品浅青，石带；庶人服黄，铜铁带。”宋初沿袭唐制。宋神宗元丰后，改为四品以上的服紫，六品以上服红，七品至九品服绿。尽管服色有所调整，但品色服制度仍被严格遵行。到了南宋，服色的等级界限被冲垮，百官公服尽著紫窄衫，且无品秩之限。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四说：“至渡江，方着紫衫，号为‘穿衫尽巾’，公卿皂隶，下至闾阎贱夫，皆一律矣。”明清时期，官员等级主要体现于纹饰上，品色服制度废除。
诸色中最尊贵的是黄色，它被帝王所占有。黄色与帝王服饰相关联，据说始于隋唐。《唐六典》中说：“隋文帝著柘黄袍，巾带听朝。”大概此后黄色除帝王之外，别人便不可僭用。《旧唐书·舆服志》说：“天子燕服亦名常服，惟以黄袍及衫，后渐用赤黄，遂禁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服杂饰。”961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将士们以黄袍加其身，此后“黄袍”遂成为帝王的代名词。
古代服装的纹饰也有鲜明的等级区别。上古时期，衣裳有“十二章之制”，即十二种纹饰，分别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即雉）、宗彝、藻（水草）、火、粉米、黼（fǔ）（斧形）、黻（fú）（亚形）。十二种纹样各有特定的象征意义，如日、月、星，取其照临光明，如三光之耀；龙，象征王权、人君的应机布教而善于变化；山，象征王者镇重安静四方；华虫（雉），取其有文彩，表示王者有文章之德；宗彝，表示有深浅之知、威猛之德；藻，象征冰清玉洁；火，取其向上；粉米，代表食禄丰厚；黼为斧形，象征决断；黻作两己相背，象征善恶分明等等。纹样不同，所属官阶不一样。天子之服绘与绣用日、月、星以下的十二章。诸侯自龙而下至于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界限分明，不可僭越。这十二章花纹，在周代前则施文于冕服上。到周代，因日月星已画于旌旗上，乃不复施于服饰，所以变章数为九章。
十二章之制后来有所改变，但是不同的官职饰以不同的纹样，则基本未变。明清时期，由于品色服制度的废弛，纹饰遂成为区分官品的主要依据。据《明史·舆服志》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规定，官吏所着常服为盘领大袍，胸前、背后各缀一方形补子。文官绣禽，以示文明；武官绣兽，以示威猛。一至九品所用禽兽尊卑不一，藉以明贵贱、别官品也。文官者：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鵣，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杂职不入流者为练雀；武官者：一品、二品狮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都御史、副都御史、各道监察御史、给事中等风宪官为獬豸（神羊）。满清承明旧制，然小有调整。文官者：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文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鵣，八品鹌鹑，九品练雀；武官者：一品麒麟，二品狮，三品豹，四品虎，五品熊，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未人流制视同九品。
十三章人际交往礼仪
中国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素有“礼仪之邦”之称。礼仪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几乎渗透于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中国古代的“礼”和“仪”。实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礼”是制度、规则和一种社会意识观念；“仪”是“礼”的具体表现形式。它是依据“礼”的规定和内容，形成的一套系统而完整的程序。在中国古代，人际礼仪是为了适应当时社会需要，从宗族制度、雪中访友图贵贱等级关系中衍生出来，因而带有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的特点及局限性。时至今日。现代的人际交往礼仪与古代的人际交往礼仪已有很大差别，我们必须舍弃那些不合时宜的礼仪规范，继承对今天仍有积极、普遍意义的传统文明礼仪，加以改造与承传。这对于修养个人素质，协调入际关系，塑造文明的社会风气，具有积极意义。
人际的政治伦理关系均以氏族、家庭的血缘关系为纽带，故此在家庭里需尊从祖上，在社会上尊敬长辈。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推崇礼治和仁政，敬贤已成为一种历史的要求。孟子说：“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孟子·告子下》）。“庆”就是赏赐。古代这种传统的人际交往礼仪，对乎形成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以及有序和谐的伦理关系，起着重要作用。说到尊老，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大特色。古代的敬老，并不是只停留在思想观念和说教上，也并不仅止于普通百姓的生活之中。从君主、士族到整个官绅阶层，都在身体力行，并且形成一套敬老的规矩和养老的礼制。如《礼记》记载：“古之道，五十不为甸徒，颁禽隆诸长者”（《礼记·祭义》）。就是说，五十岁以上的老人不必亲往打猎，但在分配猎物时要得到优厚的一份。一些古籍，对于同长者说话时的声量，也作了明确的要求。如《养蒙便读》说：“侍于亲长，声容易肃，勿因琐事，大声呼叱”（《养蒙便读·言语》）。《弟子规》又说：“低不闻，却非宜。”总之，上至君王贵族，下达庶人百姓，都要遵循一定的规矩，用各种方式表达对老者、长者的孝敬之意。任何形态的社会。都需要尊敬老人。不仅因为老人阅历深，见闻广，经验多，劳动时间长，对社会贡献大，理应受到尊敬；同时，他们在体力和精神上较差，需要青年人的体贴、照顾和帮助。
关于敬贤，三国时候有个典故，叫“三顾茅庐”。说的是刘备仰慕诸葛亮的才能，要请他帮助自己打天下，便不厌其烦地亲自到诸葛亮居住的草房请他出山。一而再，再而三，诸葛亮才答应。从此，诸葛亮的雄才大略得以充分发挥，为辅佐刘备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历来有作为的君主，大多非常重视尊贤用贤，视之为国家安危的决定因素。平时不敬贤，到了紧急关头，贤才就不会为国分忧。不是贤才不为国家着想，而是国家缓贤忘士，如此“而能经其国存者，未曾有也”（《墨子·亲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