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在东亚沉沦的大环境下，日本却开始了新的革命。东亚的格局在这个时候开始了一个变化，那就是日本的巨变。
“明治维新”运动是指19世纪下半叶在日本发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革运动。当时是日本明治天皇（睦仁）在位（1867～1912年），所以叫“明治维新”。
日本明治天皇
一、“明治维新”运动的背景
19世纪中期的日本，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社会矛盾尖锐，民变持续不断，德川幕府的统治已经走到了尽头。内忧外患的情况，促使日本统治阶层出现分化，中下级武士中一些呼吁改革的人成为革新派，号召“尊王攘夷”。他们的思想主要来自儒学和“国学”，还有些人接受了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革新派的代表人物有吉田松阴、大久保利通、高杉晋作、木户孝允、大村益次郎、西乡隆盛、横井小楠等，主要集中在萨摩（今鹿儿岛县）、长州（今山口县）、土佐（今高知县）、肥前（今佐贺县和长崎县）等西南强藩。这些藩国与幕府本来就历史上积怨较深，接受海外影响也比较早，输入近代科学技术和提拔中下级武士都很积极。
幕府统治末期，日本领主经济还是社会的主流，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阶级矛盾与阶级分化日益尖锐。在经济中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同时，出现了所谓“豪农豪商”阶层。尊王攘夷运动和倒幕运动中的所谓志士大多出身于这个阶层。但当时日本近代资产阶级尚未形成，豪农豪商未构成独立的政治力量。下级武士中的革新派和出身豪农豪商的“志士”，联合与幕府有矛盾的西南强藩和皇室公卿等，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开始了呼吁改革幕政、抵御外部侵略的斗争，并在民众的推动下，变成武装倒幕。
1863年6月，幕府在国内的形势压力下被迫对外部势力抵抗，然后发生了美、法舰队进攻下关，英国舰队进攻萨摩藩的事件。1865年春，长州藩尊王攘夷派领袖高杉晋作提出“开港讨幕”的战略，决定不再提“攘夷”，转向武装倒幕，并与萨摩藩结成秘密军事同盟。与此同时，英国也权衡利害，改变策略，援助倒幕派。幕府方面则投靠法国，于1866年7月发动第2次征讨长州藩的战争。此时人民起义风起云涌，沉重打击幕府。长州领主联合倒幕派奋起反抗，同年9月打退了前来进攻的部队迫使幕府撤军。幕府威信自此一落千丈。
1867年孝明天皇去世，他的儿子睦仁亲王（即明治天皇）登上天皇的位子，倒幕派开始积极联络互相结盟准备发动武装倒幕运动。11月8日，天皇下达讨幕密敕。9日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奏请“奉还大政”，同时却在大阪集结精兵，企图反叛。1868年（戊辰年）1月3日，天皇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废除幕府，令德川庆喜“辞官纳地”。1月8日和10日，德川庆喜在大阪先后宣布“王政复古大号令”为非法。1月27日，以萨、长两藩为主力的天皇军5000人，在京都附近与幕府军1.5万人激战（“鸟羽、伏见之战”），德川庆喜败走江户。“戊辰战争”由此开始。天皇军大举东征，迫使德川庆喜于1868年5月3日交出江户城，至11月初平定东北地区叛乱诸藩，战争基本结束。1869年春，天皇军出征北海道，于6月27日攻下幕府残余势力盘据的最后据点五函馆，“戊辰战争”结束。在这次战争中，民众的斗争为倒幕派提供了极大地帮助，是明治政府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
天皇军与幕府军激战
二、维新改革
（一）改革举措
1868年4月6日，明治政府颁布了《五条誓文》，许诺“一切重大决策均须经过广泛协商”，“破除旧习，求知识于全世界”。这两点核心观念为接下来的一切激进改革奠定了基础：打开国民心态、倡导个人意识的觉醒，自上而下推进效仿西方的激进改革。
明治政府很快废除了封建征兵制，采用德国人的方法建立了新式陆军，海军部队却是由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国家——英国人指导。在经济层面，政府则通过发放津贴、购买原料或成立政府公司的方式来确保现代工业的建立；为了巩固日本的统一局面与加速全国市场的形成，大规模的交通与邮政设施在1871年开始兴建；同年，司法部成立，为扭转“个人权利被轻视、警察独断专行”的混乱局面，几年后司法权与行政权分开；1889年的新宪法则规定：不得随意逮捕公民，财产权受到保护，公民享有宗教、言论和结社的自由；政府还改革了教育制度，当时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写道：大学教育应让人具有独立精神，而独立是不能靠政府命令得到的。新成立的文部省则规定“每个人都应该得到教育”，日本青年被鼓励前往西方留学……当时的社会风潮记录了这种戏剧化的西化历程：在1870年，吃牛肉、穿长裤、携带雨伞、戴手表和钻石戒指开始风靡，儿童背描写汽灯、蒸汽机、照相机、马车、避雷针、电报、报纸、学校、信箱、轮船的歌谣，因为这样的东西代表的是文明。
明治维新，废除了日本原来的幕藩体制，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过寄生地主制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武士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华族和少数上层士族转化为近代资产阶级、官吏或知识分子；大多数士族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下降，因而导致士族暴乱。从1868年到1878年，发生士族刺杀政府高级官员和暴乱事件约20余起，其中以1874年江藤新平为首的佐贺之乱和1877年的西乡隆盛叛乱为代表。
1871年，明治政府派出了一位规格很高的大型使节团到欧美等国出访，考察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归国后岩仓具视提出了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初步设想。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口号下，政府积极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并以高征地税等手段进行大规模原始积累，建立了一批以军工、矿山、铁路、航运为重点的国营企业。与此同时，引进缫丝、纺织等近代设备，建立“示范工厂”，推广先进技术；招聘外国专家，派留学生出国，培养高级科技人才。由于过重的财政负担曾经引起财政危机，80年代初政府把一批国营企业和矿山廉价出售给与政府勾结因而拥有特权的资本家（即所谓“政商”），并以优厚的保护政策鼓励“华族”、商人、地主和上层士族投资经营银行、铁路及其他近代企业，培养了一批新的财阀。
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围绕纺织业的兴盛，开始出现了产业革命的高潮。在上述改革和扶植资本主义的同时，始终贯穿着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残暴压榨和掠夺，因而激起工农群众不断进行反抗斗争。从1868年到1877年，农民起义多达499次。规模较大的有1873年的福冈县农民大暴动和1876年的三重县农民暴动。19世纪80年代头几年，日本出现了工人罢工斗争。明治政府对这些要求取得合理要求的民众，进行了残酷镇压。
日本土族暴动
（二）不彻底的改革
这次维新改革是不彻底的改革，这主要表现在政治上神化天皇，建立“华族”制度以维护旧藩主、公卿的特殊地位，并将财阀、维新功臣列入“华族”，培植了一大批特权阶层；在经济上扶植带封建性的财阀和寄生地主阶层；在意识形态上宣扬皇道、神道、儒学，并引进西方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1882年发布《军人口谕》，鼓吹武士道。1890年发布《教育品语》，推行以效忠天皇为核心的军国主义教育。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从幕藩体制的封建国家转变为带半封建半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成为新政权的阶级基础。与财阀紧密联合的萨摩、长州等强藩出身的军阀、官僚贵族长期把持政柄，在建立近代天皇制的过程中推行“藩阀政治”。19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发生了反对专制政治、争取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权利的自由民权运动。明治政府通过暴力镇压和政治分化瓦解了这一运动，并在1889年颁布明治宪法，1890年开设国会，从而确立了专制性质的君主立宪制，也就是日本近代天皇制度。
在对外关系中，明治政府最初因为国力弱小，不敢对西方列强及其所强加的不平等条约曾表现出不满，后来随着日本实力不断强大，不断进行交涉，要求修改条约。从1894年开始修改条约，至1911年终于全部废除。明治初年，日本即蓄谋向亚洲邻国进行侵略扩张。1874年出兵侵略中国台湾。1875年武装入侵朝鲜，次年逼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1879年并吞琉球，改为冲绳县。至80年代末期，以侵略中国和朝鲜为主要目标的“大陆政策”基本形成。自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不断对外发动侵略战争。
三、“明治维新”运动与日本社会文化
仔细研究日本的文化就可以发现日本的“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和日本自身的社会文化传统有很大联系。
日本前进的历程中，曾经三次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
第一次是在中国唐王朝时期，璀璨的盛唐文化照耀了整个东方世界，日本就是在盛唐文化的洗礼下突然跨越发展起来的。这次文化洗礼使日本以“大化改新诏书”为标志和发端，全面照搬中国唐朝制度，而导致了所谓日本帝国的真正诞生。这是一次抱负不凡，雄心勃勃的激进改革，是要在日本许多地方还停留在新石器时代的相当原始的社会形态上，强行嫁接一个文化发达而产生出来的统治制度。这次改革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不成功的。儒家文化对社会的约束力不像其在中国大陆显示的那样有效，日本内乱不止。这次激进改革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日本天皇的权威不是被削弱而是被加强。中国视皇帝为人，受命于天，替天行道，但日本视天皇本身即是神，且万世一系。二是由于天皇作为神的权威不可侵犯，专权者就不能废除天皇，只好假借天皇之名统治国家，这样就形成了“间接统治”机制。这个“间接统治”，为日本人的自主创新，成为正式的政治制度，为19世纪仿照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巧合中做了准备。
19世纪中叶，日本受到了来自西方的第二次冲击。这次冲击的直接后果就是明治维新。德川家族退出日本历史舞台时，日本政治文化实现的是一种双重政治体制，即天皇为国家象征，不实际参加国家管理，武人效忠天皇，实际掌握国家权力。这个“间接统治”的双重结构是日本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日本民族精神的坚实内核。然而，正是这个独创的古老的传统，与现代宪政民主的诉求，在形式上不谋而合。顺理成章的君主立宪制就成了所有日本人的一致选择。
封建领主和武士主导了明治维新的全过程，他们引进了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并制定了日本宪法。这决定了明治维新实际上只是一次政治制度形式上的转变，已然形成的日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却得到了实质上的保全；宪法里虽然包含了西方政治制度的术语，也采用了两院制国会，但精神和功能上，还是传统的。明治维新政府实质上具有明确的独裁专制性质，所以明治维新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改革，并没有涉及到真正社会基础的变化。宪政只是变革的一种手段，其目的是要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军队。这个目的很快达到：一支英国模式的海军和德国模式的陆军得以建立。明治维新后，新日本的思想和观念都还是旧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的忠贞不渝由原来的对领主而转变为对现代国家，变成强烈的爱国主义，天皇依然充当着民族团结的象征和共同献身的目标。古老的传说和神道教都被翻出来，以激励爱国主义的情感和日本对人类使命的信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军人依然觉得要全力效忠天皇，坚决认为日本起源于神，要比其他民族优越，所以天生就要统治其他民族，这都是这种情感和信仰的延伸和表现。
所谓日本的传统文化价值体系，民族精神也就是，天皇是国家象征，武人负责管理国家；所有人都必须绝对效忠天皇，效忠国家，只要形势需要，都应该为天皇，为国家牺牲自己，甚至全家；国家永远在自己和家族之上，当不能为天皇和国家保全自己的生命的危机出现时，必须切腹自杀，这样的牺牲具有神圣的价值。可以说，日本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在明治维新之前已经最终形成，民族精神得以树立；明治维新以及其后发生的一切，与其说是日本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不如说是日本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接受西方世界的挑战或者说是主动挑战西方世界。这种挑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武力挑战美国而成为典型代表。
日本武士切腹自杀
另外一个促使日本人向西方发起挑战的原因是传统中极权因素的作用。
传统的极权因素赋予了明治政府的效率，政府因此很容易调动最大资源以实现目标。即使在1889年，试图吸收西方自由人权观念的日本宪法中都依然规定：“只要政府愿意便有权制止这些公民权利”。而为了强调国家的统一，它们把神道教奉为国教，天皇被视作太阳女神的后裔，而接受新式教学的学生仍被教导通过献身来“保卫我们的与天地共存的帝国王权的兴盛”。19世纪后半叶的日本人的确在努力消除长期的“排外主义”思潮，但在内心深处，他们仍然相信日本的传统价值观，西方的技术被当作工具，而最根本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则并未被传播与接受。种种不够彻底改革的产物，为日本在20世纪上半叶扮演战争机器的角色埋下了伏笔。
这次挑战失败使日本第三次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产生了和平宪法和一个消除了战争能力的国家，例如不能保有军队，不能发动对外战争，这对于东亚地区的稳定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保证。